阿计

解读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期公布的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最具特色的莫过于按“领域”所勾画的立法蓝图，其中，文化、生态、教育、卫生、国防等领域均纳入了多个立法修法项目。事实上，“领域立法”正是理解当下国家立法进程的关键词。以“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为基调的立法导向，不仅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高层决策所申明的立法战略，也是最近十年来高歌猛进的现实行动。

领域立法的兴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后，以“完善”为目标的立法新时代随即开启。诸如进一步从有法可依转向有良法可依、从粗放立法转向精细立法等，都成为全新的立法课题。而实现这些诉求的一大关键，就在于如何洞察法律体系的内在肌理，以更为科学合理的立法思维，谋划更能契合现实需求的立法图谱。

追溯起来，1998年划定的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大法律部门，对于法律体系的宏观架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立法项目的设计。2000年代中后期，相关法律部门大批支架性法律的加速出台，曾经孱弱的社会法的全面崛起，即为明证。可以说，以法律部门为基准的分类思想，更多侧重的是具体法律的构建，追求的是法律体系所必需的立法覆盖面。然而，日趋复杂的现实问题，往往牵扯到多个调整对象和规范手段，一味固守法律部门的疆域，并不足以提供高效、系统的法制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