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民

我与国章老师相识相知四十余年，得知他2021年9月2日去世的消息后，夜不能寐，找出九年前为他所写的诗评作为祭文。

诗 人

初识孙国章是在1977年，适逢济南市文化局《济南文艺》创刊。除主编张醒民及从艺术馆借调的两位老同志之外，编辑部还有三位年轻人：孙国章，崔苇及我。刚过而立之年的国章无疑是我们小字辈中的兄长。

那时的国章意气风发，一头天然的卷发，两抹浓密的鬓角，举手投足之间“文艺范儿”十足，被大家冠以“普希金”之称。

那时的国章潇洒浪漫，在剧场召开的千人大会上，或诗兴大发，登台朗读高尔基的《海燕》；或一展歌喉，唱起刚刚流传开来的歌曲《北国之春》。

那时的国章激流猛进，对百废待兴之时涌进的各种新生事物惊喜不已，总想先去尝试。记得他曾在一个周末，从住所山东大学骑车一路西行，叫上我和崔苇，纵穿大半个济南城，只是为了去商埠的诗友家，听被称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的歌曲。

那时的国章活力四射，身边常常聚集着一群青年诗人，为文坛上刚刚出现的“朦胧诗”“意识流”探讨不休；继而牛刀小试，写了不少打破济南诗界一统沉闷的新诗，这些诗情真意切、明朗乐观，登上《诗刊》等国内权威杂志……

两年之后，《济南文艺》归属“文革”中被解散的济南市文联。国章先被调文联筹委会去做组建工作，仍兼诗歌编辑；后来又以作协驻会理事身份，协调全市文学工作；最后还是回归编辑部任副主编、主编。

此时的编辑部经历了由内部刊号至正式发行的转折，刊名也由《济南文艺》先后改为《泉城文艺》《当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