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协同发展生态圈的构建

2021-11-11李望平黄钰

中国军转民·下半月 2021年9期

李望平黄钰

摘要：在军民深度融合背景下，探索军民协同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通过分析衡阳市白沙绿岛军民融合产业园的建设实践，探索军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主体协同效应。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看，政府、市场、社会是影响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三大主体，实现军民融合可持续发展，应保持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与协同合作，共同构建军民协同发展生态圈。

关键词：军民协同；生态圈；产业园；路径

党的十八大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6月和9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二次全体会议并发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讲话，标志着我国军民融合战略由构想转为实践。同年，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军民融合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强调了军民融合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军民融合正处于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期，深入分析军民融合发展的环境因素和军民融合的参与主体间的协同关系，系统提出军民发展协同机制，对于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军民协同发展是指通过协调国防资源和社会资源，军民双方通过技术互补、产业融合、资源共享等方式，破除军、民间彼此独立的分割状态，以提升军民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统一发展，实现国富兵强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以来，军民关系一直贯穿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个历程。杜人淮将我国军民关系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和“军民融合式发展”两个阶段[1]。自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有关军民关系的发展实践逐渐转向以“军转民”“民参军”“军民互动”为主要路径，强调既要坚持国家主导，又要注重发挥市场作用，调动更多市场主体参与[2]。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时代背景下军民融合的核心要义逐步聚焦于“融”，要求在具体的实践中注重国家安全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优化[3]。韩庆贵（2015）基于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认为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需要坚持国家主导和发挥市场作用，坚持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注重打造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市场环境，也要注重军民间信息交流平台的建立[4]。刘飞等（2018）基于三螺旋理论，从主体、结构和机制协同层面提出新时代我国军民科技创新体系构建的路径，强调融合过程中主体协同与机制协同的重要性[5]。

综上，学者们的研究多基于现实角度多探讨军民发展实践和现实路径，较少考虑军民协同过程参与主体的异质性和主体间的深层联系。本文以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为现实背景，从实际案例出发，总结归纳军民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协同效应，认为军民协同发展需要以军、民产业融合为中心，注重分析影响其发展的环境要素和优势条件，以探寻推动军民协同的动力机制与参与主体的协同，解构军民协同过程中各参与主体间的联系与合作。

二、案例分析：白沙绿岛军民融合产业园的建设实践

2017年4月，国家工信部将衡阳纳入“中国制造2025”长株潭试点示范城市群，要求衡阳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和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方面作出全国性示范。同年9月8日，衡阳与中核集团签订协议，共同建设白沙绿岛军民融合产业园（以下簡称“白沙绿岛”）。白沙绿岛以发展军民融合核科技开发、核材料配套等为主导产业，是衡阳市委市政府与中核集团共同建设的国家级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区。

（一）白沙绿岛建设的“核”动力机制

强有力的“核”政策支撑。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军民融合的制度保障。白沙绿岛在建立之初便得到了湖南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2009年以来颁布的《湖南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规划》《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重点发展军民两用核能产业，2016年《湖南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将衡阳市建设成“核电核能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同时，白沙绿岛作为衡阳市“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的产业园之一，市发改委、经信委、国土局、国资委、规划局等部门“从土地供给、资本扶持、人才调整、交通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6]，形成了多方位、多领域支持白沙绿岛建设的政策支持格局。

雄厚的“核”产业基础。衡阳历来是国家核工业的重要基地，具有较深厚的核工业基础，国家布局在衡阳的核工业基地有中核272铀业公司、核工业华宏机械厂、核工业 306 地质队等，此外，有22家企业列入市经信委军民融合企业名录，这些企业广泛涉及核能产业链多个环节和相关领域。

普遍的“核”社会共识。“社会共识是一个社会的成员拥有共同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7]。衡阳历史上曾被誉为“中国的铀都”。为打破西方国家的核垄断和核讹诈，维护世界和平，党中央1955年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并于1958年5月31日批准了二机部上报的“五厂三矿”，20世纪50年代率先在衡阳及周边地区开工建设了其中的“三矿一厂”（即711矿、712矿、713矿和272厂），曾直接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提供了铀原料，为国家“两弹一艇”的制造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几代衡核工业人的艰苦创业、筚路蓝缕，让这座城市烙上了核工业的印记，让衡阳人民对核工业的深厚情感流淌在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浓厚的工业历史文化积淀和普遍的“和”社会共识，为白沙绿岛“核”特色产业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白沙绿岛建设的“核”产业生态

白沙绿岛的建设紧紧围绕核产业展开，以政府政策支撑为引导，充分发挥衡阳市核工业基础优势、核工业文化精神、地区核专业人才等优势，形成了集政策引导、技术支持、人力资源、物流服务等资源或服务为依托的良好外部环境，初步形成了以核产业为核心的发展生态（图1）。可从核心优势、次核优势、外部环境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突出核心优势。一是充分发挥衡阳核工业基地基础扎实的先天优势，面向核工业发展需求，突出核特色产业，以核电装备、军民两用装备制造等现代制造产业集群为主体，构建核特色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园区。二是抓住白沙绿岛优越的区位条件优势。白沙绿岛是衡阳东扩南移的咽喉地带，为白沙绿岛的核产业发展与核相关产业转移提供了便利的运输条件。三是重视挖掘城市核工业精神文化，以深入人心的核工业文化理念助推白沙绿岛核产业的顺利发展。四是发挥地方核类专业人才优势，南华大学是我国核类本科专业最齐全，本科生培养规模最大，核类人才培养层次最完整的高校之一，其为白沙绿岛核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较强的人才基础和人力资源优势。

发挥次核优势。白沙绿岛建设的次核优势主要由入驻白沙绿岛的企业所组成，为核特色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技术等服务。军民融合发展历程表明，军民融合发展速度取决于其是否具备雄厚技术储备和资金支持[8]。中核集团、中钢集团、天星资本和白沙投资是白沙绿岛建设的投资方，具有较强的资金、技术等资源优势和品牌效应，企业间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的融合，为白沙绿岛核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会吸引其他核相关产业的聚集，为白沙绿岛下游产业链的形成集聚力量。

外部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作用也是推动白沙绿岛核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其外部环境主要提供四种类型的资源及服务：一是为其提供政策支持及引导的政府部门；二是进行人才交流和培养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如南华大学、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三是为入园企業提供高效优质的现代物流服务的白沙洲物流园；四是提供核产业发展的技术资源及支持的投资企业。

白沙绿岛以核特色产业建设的核心产业，是其找到园区发展根本动力的具体实践。衡阳市本身所具备的城市工业基础优势构成了白沙绿岛建设生态的核心优势圈层，投资和入驻的企业是推进白沙绿岛核产业顺利发展的主要力量，构成了白沙绿岛建设生态的次核优势圈层。政府的政策支持、企业的技术支撑、白沙洲的物流服务等组成了白沙绿岛建设的外部生态环境。以核为核心产业，政府的政策服务、企业的技术合作、社会的文化积淀和价值共识，共同为白沙绿岛“核”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三、军民协同发展生态圈的构建

通过对白沙绿岛的建设实践进行分析，总结得出政府、企业、文化价值等是构成其建设的外部生态环境。在此基础上，基于生态系统视角，试图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军民协同发展圈，分析其基本框架和实现路径，对于理清军民协同过程的参与主体，推进军民协同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府—市场—社会”军民协同发展生态圈的基本框架

在传统军民融合模式下，主要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也较少考虑社会群体的认知度和城市文化价值的作用，容易导致军民间协同程度不高。军民协同生态圈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其实质是通过分析军民融合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协同关系，依靠资源配置、技术转移、知识成果共享、理念融合等方式，提升军民双方发展的整体利益，核心价值是协同、互惠、共赢。

军民协同发展生态圈分为三大主体：政府、市场、社会。其中，政府在军民协同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运用法律法规、激励政策等手段为军民融合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图2）。市场主要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主体依据价格变化自发调节军、民资源和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公平和规范的市场行动，促进军民之间的技术、资金等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合理利用，为军民协同发展提供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社会主体主要提供专业人才和信息交流服务，通过开展军民协作方面的政策、项目等咨询服务，为军民协同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协作关系，对应不同的协同方式，其演化过程遵循动态平衡的规律，政府作用贯穿于军民协同生态圈运行的全过程，其作用在于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完善军民融合政策法规，健全体制机制，为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融合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9]。“市场则通过引导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相互转化，实现技术成果共享”[10]，同时运用市场手段汇聚资本，为政府财政收入注入更多力量。在政府与社会的协作关系中，相关部门通过出台激励扶持政策，调动社会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引导建立社会公共服务平台，拓宽军民双方间的信息交流渠道；此外，社会信息服务平台的建立会促进军民协同社会心理和正确认知的形成，为政府军民融合政策的制定提供理念层面的协助支持。市场与社会形成一种互惠共赢的协作关系，市场的最大作用在于资源配置作用，市场运作会促进技术资源的流动，实现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技术资源整合，确保“民参军”和“军转民”过程中技术资源的合理共享，进一步提升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则以人才、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向军、民产业输送人才与技术资源，为市场活力的提升提供外部支撑。

（二）军民协同的实现路径

军民协同过程并非参与主体的静态整合，而是各主体间的动态协作。协同过程遵循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相互作用的规律，三者间的协同合作，是构筑军民协同发展生态环境的重要环节，按照该逻辑和主体作用的实现条件，提出“政府—市场—社会”军民协同的实现路径，以此促进军民协同的持续协调和深度发展（图3）。

加强制度化建构，保障协同过程的动态持续。军民协同过程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全局，涉及有关部门的职能和利益调整，需要有完善的政策制度做保障，首先，各地区应该根据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总体规划要求制定适宜本地军民协同发展的具体方针和办法，探寻当地军民协同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引导和管理地方军民协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其次，需建立健全综合协调机制，加强跨部门的交流合作，密切军用企业和民用企业的对话交流，打破技术垄断和行业界限，促进军民技术双向转移，实现双方资源利用效率的最优化。再次，需健全相关政策执行体系，确立专门部门管理军民协同发展的日常事务，组织协调政府和军队相关部门及单位，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并同有关部门共同行使有关军民协同发展的规划、计划、政策、监督等职能。最后，相关部门也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身的政策方案的设计能力，不断升级、革新融合模式，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协调科研院所、服务组织、企业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运作关系，使各参与主体共同服务于军民深度发展战略。

优化市场发展环境，推进军民技术创新协同建设。推进军民协同深度发展，军民技术协同是关键环节，一是要加快制定军民技术通用标准建设[11]，指导军民通用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科学分析涉及军民技术通用标准和行业规范条例[12]，以技术融合来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军民技术通用标准。对符合当前军民技术通用标准的、符合当前技术进步要求的，继续留用；不能满足技术更新下军民通用标准的和技术融合需求的，按照军民通用技术规范进行完善或淘汰。二是要加强“军转民”“民参军”技术交流合作，在技术水平相当领域建立紧密联系，通过加强军民通用技术的交流，提高技术扩散力度和知识溢出效应，增强军民融合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各领域技术要素配置效率。三是要建立健全军民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推动军用高新技术向民用部门转移，同时也要促进民口企业在一些高新科技上积极向军用转移，比如“人工智能、大数据、3D打印等领域的高新技术。[13]”四是针对军民企业技术合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道德风险问题，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军工科技保密制度，“对知识产权的归属、利用、共享、转化做出制度性规定”[14]，为科技创新提供安全的发展环境。

加强参与主体观念认同感，激发协同行为的主动性。当前，破除军民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不仅需要从制度体制、科技创新方面下功夫，也需要注重思想价值的互通共融，用思想观念的转变来促进军民协同的发展。首先，要改变军、民之间彼此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的思想，正确认识军民协同的内在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次，要破除“依赖计划，忽视市场”的思想[15]，引导军工企业积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规则、新规律，建立多层次、多方面、多路径结合的融合模式。其次，需要认识到信息交流对推进军民协同观念更新的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相关部门需完善信息交流制度，搭建军民需求信息和技术信息交流对接平台系统，定期收集军民通用技术信息和需求信息并在平台上公布，以信息交流共享的方式推进军民协同观念的形成。最后，军民协同过程的参与主体要转变思维方式，强化军民协同观念认同感，以开展政策咨询等活动为主要方式提供基础政策解读、项目合作等服务，引导社会群体认知，营造良好的军民协同发展社会氛围。

四、结语

文章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对白沙绿岛建设实践进行讨论分析，认为其建设实践是基于城市工业基础和后天发展环境的双重作用结果，着重分析了白沙绿岛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产业发展生态，其建设过程中政府、企业与社会三者间的协同合作是助推白沙绿岛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延伸探讨了军民协同发展生态圈模型，认为政府、市场、社会是军民协同发展生态圈中的三大主体，侧重分析了其运行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职能和运行的主要形式，认为主体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是军民协同发展生态圈保持动态平衡的重要条件。基于这一认识，按照生态系统中主体各自分工又相互合作的逻辑，围绕政府、市场、社会三个层面提出军民协同的实现路径，以此维持军民协同过程的持续协调。关于军民协同发展生态圈中协同主体间关系如何进一步演化、如何通过制度机制进一步协调，还需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杜人淮.中国特色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的历程和成就[J].经济研究参考，2012（57）：40-47.

[2] 张于喆，周振.习近平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思想研究——军民融合培育新动能的机理、现状与建议[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04）：9-16，91.

[3] 袁超越.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实现路径[J].学习与实践，2021（1）：63-72.

[4] 韩庆贵. 探索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现路径[N].中国国防报，2015-04-16（3）.

[5] 刘飞，王欣亮.新时代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基于三螺旋理论的视角[J].科学管理研究，2018，36（3）：5-8.

[6]徐鬻，周超然，何昉.核领域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模式分析[J].中国军转民，2018（5）：70-73.

[7]管健.社会认同复杂性与认同管理策略探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96-102.

[8]李璐，梁新.军民融合发展历史经验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9.53.

[9]徐辉.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政策环境研究[J].中国军转民，2015（4）：22-25.

[10]吴刚.军民结合产业特质、成长机理及路径优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14）：98-102.

[11]王欣亮，兰宇杰，刘飞.协同环境、军民融合与创新要素空间配置[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9）：141-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