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关于对人文冷遇的抱怨或说鸣不平每每见诸报端，诸如若任其萎缩社会将付出惨痛代价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这些文章多数是站在人文有什么用的立场上为其辩护的。于是，历数甚至如数（家珍）人文在中外无能例外的功用成为这些作者的根本立足点。在笔者看来，这种按常规套路以用攻用的做法其实很不讨巧。要知道，就“用”尤其是实用或说急功近利之意义上的直接运用而言，人文学的实用寥寥。在很多时候，捉襟见肘不说，甚至连一块“襟”都难以见到，在“用”的意义上与其他学科比身手、量高低，那无疑就是以卵击石。结果的尴尬、不堪可想而知。

这里，我更想绕开“人文学是无用之用”“不是小用而是大用”老路去做一次别解。如果一定要说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不如从这一学科自身与生俱来的定位或说质的规定性开始说起。我们知道，在西风东渐之近代学术体系建立以前，舶来的“七科”分属一直为传统中国的“四部”所占据。所谓“四部”无非是经史子集的荟萃。而这些学术的集大成者也无非是“义理辞章考据”的操盘手。固然，我们古典中的学术谱系有不少自成体系的学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哪家哪派都难以跳出学、道、政的掌心。毕竟，中国的传统学术与政治、伦理难脱干系，这在西方古典传统当然也不例外，但在中国尤为招眼。循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那句名言“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的表述（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第一卷第六期），我们完全可以说：伦理学术也是吾华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