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康（纳西族）

1

1921年，云南大瘟，孙大旺和孙八妹成了孤儿。

孙大旺是我的外公。他的一生并没有因为他的名字而兴旺顺畅，在他生命的开端，人生就与姓名的寓意背道而驰。

坟山就在寨子后的山坡上。生死惶恐，动荡岁月不断冲击着人们脆弱飘摇的命运，生和死都艰难，也都轻易，如同野草的枯荣。人们将逝者草草葬下，活着的人在惊惧间悄悄探看祖坟的空隙，在旧墓与新坟间丈量肉身的归所。风马旗留住了天地的悲哭。人们环顾被尸身和哭声压低的天空、压垮的家园，只能仰望山顶上的百鸡寺，那里超度的经声不绝。那里是人间唯一的慰藉。

当男人们强行拉开两个匐尸而哭的孩子时，孩子尖叫着绷直双手，双脚蛮蹬，女人们的泪水和哭声又落到地上，然后摔碎。那年我的藏族外公孙大旺十岁，他的妹妹孙八妹八岁。

马道上有生死，也有情义。在葬下自己的结拜兄弟后，藏族马锅头卡巴把孙八妹托付给独克宗商贾赵阿印，自己带着孙大旺沿着马道翻过雅哈雪山申况浪山口，到金沙江边上江乡士旺村投奔纳西族地主公杰民。

从此，一个做了富人家的丫鬟，一个成了地主的牧童，天涯多了一对苦命兄妹。

我无法听到那对孩童离别时的哭叫，无法想到那惨烈的情境，仿佛又有至亲就要死去，他们的嘶喊刮泪割心；又或者，经历过双亲的死亡，两兄妹只是静静告别，轻轻挥手，如同对方已经死去。时间是一堵隔音的墙，回忆是上面的窗子，我无法看到、听到，但我能借着我骨血里的悲伤穿过时间的城墙，附身到一个十岁男孩的身上。离家的他乡之路一定是山穷水恶，风飘雨摇。路途中，火塘、老寨、草坝在身后的云里，胆怯的前方突然涌出无尽的高山、无底的深谷、无垠的长河，未知的命运——一条瘦弱的马道，孙大旺像一匹瘦马，驮着自己的茶马古道，驮着仅存的血脉和零星的回忆，只身踏上山长水远的生途。

2

多年后，放马的牧童成了赶马人，来往于独克宗城与金沙江边士旺村之间，将岁月驮进上世纪三十年代。

滇藏茶马古道上的独克宗城——建在石头上的城堡——被马帮的穿梭打磨成一枚晶莹的玛瑙，带着月光的清冷和雪域的粗犷，一千三百年来坐镇滇藏。这里的藏族商人，祖上多自中原戍边、贸易而来，随后落地生根成为藏族人。独克宗是孙大旺的童年，冷寂、孤寒，而他的青年，如同金沙江边的河谷，炎热、蓬勃。孙大旺像一棵雪松，从雪域高原移植到了金沙江河谷。

金沙江边炎热、湿润，生命在这里自由生长。如果你没有到过金沙江边，你无法想象这里的生物会如此的茂盛、密集、狂野，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蓬勃难抑的生命力，就连微小脆弱的植物都想用自己的柔身再孕育出一片高天厚地。如果你来到金沙江边，你会被这里的生命之力震慑得失去言语——峡谷间，六畜、男人女人、山野大河，散发着腾腾热气，果树和五谷被蓬勃的生命之力撑得肿胀，它们像孕妇，闪烁着母性的柔光，亲切、动人，仿佛欢笑地看着你。空气总是潮湿，像吻。看着生物涌动的活力，你会被撩拨得充满渴望和爱意。你会突然生出想拥抱一切、融进万物的冲动，那生命的热力，莫名无由却充满激情，就好像突然会从看不见的地方冲出一群来自热土印度的鲜艳男女，唱着激烈且炫目的恋曲，带着你欢快起舞。当然这只是我激动的幻想，更多时候，那些绿色的植物都只是静静等着，等风来，微微摇动，如同来自另一片热土的傣族女子，她的舞姿缓慢、妖娆，充满魅惑。

孙大旺紧紧抓着手中的缰绳，紧到指节发白也不觉疼痛。这是个夏天，孙大旺第一次赶马，开始了他的马帮生涯。可混在马队中，他又不是纯粹的赶马人，他是地主“公一掌”的长工、家仆和密使。孙大旺是独克宗寨子里的人，会藏语、纳西语和西南官话，为人机灵、可靠，懂得感恩，地主公一掌让他悄悄带上鸦片，去往独克宗，把鸦片卖给马道上的富商。

但今天孙大旺心事要多于重山，近乡情怯的他一路触景生情，七年前的悲伤又涌上心头。当年离别的地方，他的妹妹孙八妹是否会等在哪里，而妹妹身后的独克宗是否还会接纳他这个带着江边口音的藏族人？

时光带走了事物的光芒，那些被家谱拒绝写入的迟疑与忧虑，才是生而为人的真实细节。我不知道我的外公孙大旺是如何去软化自己内心深处作为异乡人的刺痛，如何是解开身为漂泊者的心结，或许是马道解救了他，让他得以解心渴；又或者是土地收留了他，让他安身，并且认命。

赶马的汉子是最野的马，公一掌知道这一点，他的智慧来自口口相传的纳西谚语——用火试金子，用金子试女人，用女人试男人。只有金子留得住女人，只有女人才留得住男人，至于金子，傻子才会用烈火去试真假。公一掌给孙大旺娶了个士旺村中村的杨姓女子媳妇，给孙大旺一所房子、两匹好马、几亩薄地，让他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女人和家，男人就有了牵挂，烈马也就套上了柔韧的脖套。

时间在孙大旺的马鞭和锄头下流走，我单纯地以为只要在一片富饶的土地上勤俭生活，幸福就会到来。但那时是乱世啊，朝不虑夕，三餐无忧都是奢侈，妄谈幸福、理想和抱负。

那是个怎样的三十年代呢？

匪患频繁，赋税沉重，灾害严重，粮食歉收，还有兵役。那时孙大旺二十来岁，对生活的理解或许仅限于劳役和困苦，一生颠沛的他或许觉得世道原本就该是如此无常且混乱。饱一天，醉一场，活着，像一支马队，把时间、记忆、痛苦和自己运送过去，双脚踩踏的每一步不都连着血肉和根骨、不都连着疼痛和麻木？有时候，孙大旺会莫名地想起1936年的春天，一支叫红军的队伍在渡口苏普湾（属丽江）和木斯扎（属中甸）渡金沙江北上中甸，这支军队纪律严明，爱护民众，红色军旗鲜艳得让人激动。红军去了哪里？他们会回来吗？

看史书，就像隔着金沙江眺望对岸的熙来攘往，但我们只能在一个地方，此岸或者彼岸，所以，永远无法看得全面、透彻。每个人都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只是这是你看着、喝着、淌着这条长河生活，习以为常，不觉特殊。

“1936年4月25日至28日，红二、六军团经过四昼三夜的抢渡，顺利渡过了金沙江，北上中甸。”这是简笔的史书，清淡得像注入太多水的墨汁，但对于目不识丁的孙大旺，是天书，是天机，是天意，但他能感受得到，红军过后，生活中的有些事情慢慢发生了变化。士旺村边的山脚下，生长着成片的火棘，乡民叫它“豆鸡嬢嬢”。它还有另一个名字：斗饥粮。

在帮助红军渡江的二十八名船工中，有一个叫周全的士旺村人，我在香格里拉市博物馆看到了他的照片，我该叫周全“大姨姥”。很多年后，孙大旺的大女儿、我的大姨，嫁给了周全的儿子。孙大旺有三女一男四个孩子，我的母亲是他最小的女儿，但那是外公娶了我的外婆邓文春之后的事，在这之前，孙大旺和杨氏相守多年，直到杨氏病逝。

孙八妹一直在赵家做使唤丫头，后来，嫁给赵阿印，并在1904年生下一个男孩。男孩取名赵嘉林，藏名其林农布。

3

在独克宗“甸寨卡”红色民居文化陈列馆的一个玻璃柜子里，我见到一只铜瓢。

铜瓢手柄厚实，瓢身凹凸。我可以肯定这只铜瓢曾无数次与生活的尖锐、坚硬发生过碰撞。它是一根硬骨头。动荡生活的撞击无法夺去黄铜朴实的光亮，在虚实之间，铜瓢一次次舀满又清空。最后，当我隔着橱窗与空空的它对视，我知道，其实瓢身里注满了故事。铜瓢原本没什么奇特之处，但旁边的一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给贺龙军团长刚出生的女儿贺捷生送牛奶的铜瓢。”

陈列馆主人、我的表叔赵嘉林是从他母亲、我的姑奶奶孙八妹那里得知这只铜瓢注满了红色，现在他又将这个记忆片段讲述给我，这个过程仿佛用小铜瓢从大水缸里舀水，然后倒进一个更小的碗里。那是1936年春天，高原依旧寒冷，中甸城边的高山，顶上仍有积雪。在赵家做丫鬟的孙八妹听到赵阿印吩咐家中男仆，要男仆给驻扎城外的红军送一些新鲜的牦牛奶，说是给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对于孙八妹这样一个从小失爱的女子来说，她是不会懂得天下和大义的，她所懂得、关心和在意的，是爱，穿过针眼的爱。她懂得体恤弱小、脆弱和无辜。所以，1936年滇西北的风起云涌，孙八妹却清楚地记得用铜瓢给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送牛奶这件琐事。

透视美学(Perspectivism)这一概念源自尼采，也是尼采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尼采认为，人们通过自身视角解读世界，一切思想和观点的产生来自于某一独特视角。而这也意味着多重视角下对事物的解读是多元的，对真理和价值的判断也是多样性的。透视美学意在揭示——不存在绝对正确的思想和观点。

那天，在独克宗甸寨卡红色民居文化陈列馆的二楼书房，表叔为我打捞沉在时间河床上的家族往事。意想不到的是1904年出生、1954年参军的表叔赵嘉林，曾被寄养在我外公孙大旺家，并在上江士旺读过几年书。舅母杨氏在表叔赵嘉林的回忆里，充满着母性柔和的温情和清香，这个送他上学、等他放学的女子亲切、和善、寡言，待他极好。

我推算时间，赵嘉林寄养在孙大旺家大概是1946年到1948年间。也就是说，我年近四十的外公那时仍和因病无法生育的杨氏相守。关于赵嘉林为什么会寄养在我外公家，我的猜测基于一种民俗：没有孩子的家庭如果领养一个小孩，一段时间后这个不孕的女子便能怀孕生子。但这一对苦命人并没有等来属于他们的孩子，却等来了属于他们的生离死别。杨氏病逝，没有留下影子，没有留下孩子，甚至她墓碑都只是一块石板，不着一字。

而关于我的外婆邓文春的事，是我的大姨讲述给我的。外婆邓文春的父辈自江对岸的巨甸搬迁而来，定居在现在的上江乡士旺村马场。所谓“马场”，是当年地主公一掌和公胖子家放马的场地，后来陆续迁来几户人家，租种田地，逐渐聚成了一个汉族小村。大姨告诉我，外婆其实是被公一掌抢来给外公当媳妇的，这让我吃惊。在挑水路上被抢走时，我的1935年出生的外婆邓文春还未满十五岁。

4

1950年，我的大姨出生了。像铁树开花，一场苦等后，孙大旺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这时，孙大旺的家已经从士旺村中村，迁到了现在的士旺村马场。大姨的讲述同样无法避开心酸和苦难，外婆是在一个草棚中生下我大姨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更何况外婆是被别人抢走的女儿。大姨说，按江边的规矩，被抢走的女儿不吉、不洁，是祸患和霉运，娘家人是不准她再回家的。这样的风俗，是弱小者爱惜的脸面和保身的明哲。

外婆邓文春的家族就是顺流低头的小块鹅卵石，他们敌不过一掌遮天的“公一掌”，只能将耻辱怪罪于弱小、无助的女儿。我的外婆久扣家门而不得回，只好和我的外公孙大旺在士旺村马场打了一个简易木棚，开始了一日三餐、日夜交叠的相守。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相爱，在那些患难、贫苦、漏风的日子里，相依相偎相知的两个人，当她看向他，或者她接住他的目光，像在马道尽头接到回归马队的驼铃声，那驼铃清脆，穿透云岭金沙和茶马古道，声声、深深。

我在读宁肯的《藏歌》时，莫名地想起大姨口中跳舞唱歌的外公孙大旺——“只有藏歌才能将苦难和苦难的记忆化为抒情，少女一旦成为母亲，歌声就不再是呜咽着，不再酿成出神的泪水；歌声就会化为饱满的乳汁，化为石头底下涌动而出的叮咚的泉水；歌声就是圣母、月光、摇篮曲。”每个民族都有悲歌，但是我想，那一刻没有比孙大旺更快乐、也更孤独的人了。没有人听懂孙大旺藏歌里的忧伤和欢快，没有人看懂他藏舞里的磅礴和细腻，他的孩子不懂，他的妻子不懂，那个叫作士旺马场的小村也不懂，甚至那片河谷、那条日夜奔腾的大江也不会懂。汉语的语境是他的异乡，又是他的家乡，这样一个被放逐在自己母语和血地之外的人，他那忘情的藏歌藏舞，仿佛一场自醉、伶仃大醉。

好在，这片土地、这段岁月接纳了他。大姨无意间说出了另一件让我吃惊的事。

5

有一次我向她问起外公的死因，大姨说外公是去石鼓开会，摔倒后伤到肺，留下了病根。我很好奇，一生与骡马、泥土为伴的人，需要去开会？

大姨说，曾听有人说起你外公是共产党员，但是能证明这件事的老人家都已经过世了，或许能找到档案什么的查一下。当时你外公接到通知去石鼓镇开会，他卷上铺盖，带上简单炊具、些许米粮，走时骑马去，回来时是被人抬回来的。

石鼓镇建在长江第一湾转弯处，江水为绳，镇子像吊坠，它依山而建，一条石板路斜斜地从坡下通往山上，那条石板路，是吊坠上让人心疼的裂痕吧。外公开完会那天，走下那条石板路时，没想到一个趔趄，一直滚了好远，最后，他手里的搪瓷水杯都被压扁了。

大姨说，要是那时医疗条件像现在这样，国家让农村人也有医疗保险，你外公伤到的肺是可以治好的。现在好啊，国家可真是好。可是那会儿家里穷，只有一个火塘、几床铺盖、几副碗筷。你阿婆挺着个肚子，怀着你妈，到公社小队借钱。借到十块，就医十块；借到两块，就医两块。那时候，过新年会发给每家人三块钱，那是救命钱啊。一边医、一边拖，我们都以为你外公的病渐渐好了。后来有一次你外公采瓜，使劲时又伤到了肺，一病不起。某个晚上，一家人围着火塘睡着，阿婆突然喊：大旺，大旺。

没了回应。

一个火塘渐渐灭了。

1961年，孙大旺病逝。葬礼像是一个省略号，让独克宗和金沙江渐渐断了音讯。很多年后，孙八妹才得知这个消息，为此她一直怀恨于我的外婆，她心底也在责怪自己没能送自己的哥哥最后一程吧。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赵嘉林重新上门认亲戚，才又恢复了联系。我记得孙八妹时常会走很远的路，从独克宗沿着长征路走到红旗小学看我母亲，她会在我家吃顿午饭。我当时不明就里，为什么会有一个穿老式藏服的老人在我们家里？母亲没说什么，让我和哥哥叫那老人“姑奶奶”。我读小学时，我的姑奶奶连同她的爱恨，也被岁月收走了。

我收有一张母亲和外婆的黑白合照，照片下面标注的名称是“金沙江留影”，日期是“1961年1月1日”。两人面对着镜头显得有些拘谨。十六岁的母亲微张着嘴，显出一些难以置信的惊奇，而外婆神情坦然。是啊，她一生经历了许多磨难。十五岁被人抢走、被家族嫌弃，二十六岁守寡、守着家徒四壁的贫苦。她挺着肚子到公社里哭求借钱，每借到一笔钱、救命钱，阴间的生死簿上划去一段，而人间的债务又添一笔。外婆勤俭，供几个孩子读书，我的大姨读到小学三年级，阿舅读到小学毕业，二姨初中毕业。我的母亲师范毕业，后在迪庆州中甸县红旗小学当老师，一教三十年。外婆1986年去世，那时我两岁，没留下什么关于外婆的记忆，只记得小学时某年回士旺村，母亲跪在没有墓碑的坟前哭得悲恸，我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我在讲述的是我的家族近百年的寻常生死和刻骨爱恨。生活越来越好了。时间在走，生活流淌，一代人连接着一代人，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我的外公没能赶上的好时候，他的子孙遇到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曾经的小村士旺变化日新。如今，在外公孙大旺曾经生活的土地上，我的兄弟姐妹仍生活在那里。我的表哥表姐都入了党，成了共产党员，表哥当了村长，表姐在山脚办起了养猪场，带头致富。我的大姨说从没想过生活会好到这样子。每次我回老家，都能看到哥哥姐姐家的楼上，有一面红旗随风飘荡。

2008年，孙大旺和邓文春坟前的石板被取下，换上了一块大理石墓碑，碑上有名字。表叔赵嘉林前来拜祭，看到墓碑上刻着的“孙大旺”几个字，突然悲伤地说，错了错了，你们弄错了，他的名字不是“大旺”，那是汉文的说法，他的名字叫“达娃”，是藏语，是“月亮”的意思。他的名字叫“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