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阳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疾病的隐喻在前期创造社小说中构成了一个被作家偏爱并反复借用的修辞，这既与作家自身的疾病体验有关，又源于疾病作为一个象征符号本身复杂的隐喻意义。在郭沫若早期小说叙事中，结核病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多次出现，被反复铺陈描绘。一方面，结核病在审美层面被进行了浪漫化的处理，带来了病态的、柔弱的美与爱而不得的凄美爱情，是现代人自我意识、自我态度的比喻；另一方面，“结核病”又具有伦理层面的内涵，即“身体的国家化”，“病夫的中国，痨病的中国”用以隐喻帝国主义侵略状态下病态的民族国家。结核病在以上两方面的隐喻意义目前已得到了学界充分的关注与阐释，几乎成为了常识性的、不争的事实。

我们在考察郭沫若早期小说时往往只看到结核病与爱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其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关联。其实，在郭沫若早期的小说叙事中，与结核病所带来的激情的爆发与情欲的膨胀相互缠绕牵掣的，是另一种复杂的、民族国家层面的情绪，这种民族国家情绪与结核病构成了相互关联、相互掣肘的叙事符码，需要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和考察。本文首先尝试厘清郭沫若早期小说中作为隐喻的结核病与民族国家情绪之间的关联，分析产生这种关联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郭沫若如何借助这一隐喻投射出自身的爱国体验与精神世界的矛盾创伤，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于民族主义的超越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