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权

1956年的春天，我还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在长江边的一所中学的图书室，看到了一本耀人眼目的文艺刊物《边疆文艺》。作为文学爱好者，我立即就被刊物特别的封面设计吸引住了。那是一幅美丽的少数民族姑娘头像的套色版画，后来知道这是大画家黄永玉来云南采风时，根据彝族撒尼人的长诗《阿诗玛》的主人公创作的。黑色为主色调，配搭着红绿线条的头饰，高高的鼻梁和胸脯，美得醉人。

从此，我便向往着创办《边疆文艺》的这片神奇美丽的热土，大学毕业时，还真遂人愿，在当时党号召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潮中，从天府之国来到了彩云之南，最后还走进我梦想的《边疆文艺》编辑部工作，经历了从《边疆文艺》到《大西南文学》，再到今天《边疆文学》的几个时期，几十年人生风雨，几十年的办刊经历以及退休后，看到《边疆文学》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下，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好作品层出不穷，各民族作家诗人不断从该刊走向全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一名曾经把心血浇灌在《边疆文学》这片文学园圃的老编辑，倍感欣慰和光荣，对她真有着无法割舍的感情。

一

文学和文学期刊，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实在太紧密了。在100年前的黑暗中国，和我党的建立最早有关的革命，叫文学革命，文学革命便产生了革命文学作品。鲁迅发表在新文化期刊《新青年》上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等，为革命《呐喊》，如惊雷划破了长夜的黑暗，为催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那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舆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