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浩

作为作家，在进入大学以来，我发现一个特别的、具有固化感的现象，就是在文学院，真正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很少很少，但大家——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在忙文学的事儿，他们在忙着梳理和背诵文学史中每篇作品、每位作家的文学定位；在发现或人云亦云地发现文学流变对于作家的影响，时代对于作家的影响，而作家的作品和它可怜的书名则“恰好”适应和验证了这一社会学影响，它证明着社会的线性进步和历史推动；他们在忙着记住概念，某某作家属于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未来主义还是荒诞派，他笔下的这个人物属于先进的还是滞后的，是可归属于哪个阶层阶级，他们的表现又“恰好”表现了某一族群和阶层的共通特征……从某种意味上讲，他们在忙于建立知识化的、部分可忽略作家和作品的“文艺史学”，在他们那里，文学似乎只是由文学史知识所构成的，掌握了概念和文学史定位即掌握了文学。我从不轻视文学的知识性，更不会轻视文学史梳理对于“未来文学”的某种照亮：事实上，大凡有影响和建树的作家，他们对于文学知识性的掌握和对于文学史潮流的演变与可能都是极为敏锐的，或清楚的，因为每一个野心勃勃的作家都不希望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不希望把别人早已发明的自行车再发明一遍，他一定希望自己写下的新作能够容纳“前人经验的某些综合”，并在这一基础上再向前一步，为“前所未有”提供个人的补充。我从不轻视文学的知识性，还因为我有一个大约偏执些的观点：我认为自20世纪以来，作家仅依借自己的“天分”和“才气”而纵任自己知识匮乏就能达到卓越的机会越来越微小。随着人类知识的共享、共有和沟通的便捷，文学其实不断地朝向知识化、科学化、综合化提升。在对20世纪以来文学经典的阅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这也是文学史梳理所提供给我的启示和教益。但是，我想只把文学简化为文学知识或文学史知识本质上是片面的、匮乏的，甚至是有害的，我想我们无法漠视米兰·昆德拉曾发出的警告：简单化的白蚁正在吞噬着人类，而小说或一切文学则永远要用它的方式告知我们：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同样，我们也无法漠视来自苏珊·桑塔格的同类警告，她认为我们的文学阐释部分地“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业已陷入以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同时也是对世界本身的报复。”

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在我进入大学之前我从未如此真切而有些痛心疾首地意识到这一点，而现在，我对它的感受则是越来越强烈。有时我真的想追问或者自问一下：将文学简化为文学知识和文学史知识，简化为社会学知识，进而简化为低端、滞后的社会学知识，是出于对文学的爱还是文学知识的爱？或者，我们两者都不爱，我们只是恰巧从老师那里学到了这门已有知识，而它又恰巧能保证我们的教职和成果，让我们得以有个沾沾自喜的位置？艺术阐释的散发物毒害着我们的感受力，在时下，这一现象似乎日趋严重——在我们的大学里，老师们“假装”在教授文学，学生们“假装”在学习文学，但我们始终轻视文学最最需要的感受力，始终轻视着作品的艺术之美甚至它贮含其中的真切表达。即使，我们不轻易地断语说出“大学不是培养作家的”这样的话的杨晦先生是错误的、轻率的，但它的偏颇之处也日渐明显。大学不培养作家，那大学又培养了怎样的文学学者？他们对文学的认知有多少过人之处，有着多少启蒙和提升文学品质的价值？退而，我们大学的文学院，不会写诗不会写小说，甚至连散文和公文也写不好，是不是我们应当反思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苏珊·桑塔格的许多看法我并不认可，但我认可并愿意借用她的这句话来重审：相对于文学的阐释学，我们也许更应当建立文学的色情学——她的原话是：“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我愿意将中文词意中的“色情”分开：色，是颜色、色彩，是文学所带出的直觉性质感，在这里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直觉感受力，而它是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最最美妙的感受之源；情，是情绪情感，是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自我投入，是文学作品可以作用于我们情感的部分，是我和我们在“感同身受”之后引发的思忖：生活如此吗？非如此不可吗？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我们是不是可以完成在好和更好之间的选择？

是故，我愿意在承认文学具有知识性的同时，更愿意用更大的力气认知它的“智慧性”“趣味性”和“游戏性”。它们的这些侧面，在我看来远比我们目前教授的所谓知识性重要得多。我们的创意写作教育，也许可以更多地从这些点上展开。它不仅仅是出于对传统教育的区别，而是更有效的补充、更本质的补充。

列夫·托尔斯泰曾反复地说过，在谈论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谈论莫泊桑的小说时说过，文学越对生活生命有意义，文学的价值则越高，越属于高格——这一点儿我觉得应当得到强调，但，这个意义不只是我们从中抽出了社会学知识，看到了道义、阶级和淫欲问题，而是看到人物的行为、心理和这样的可能，进而看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选择。有时，谈及“智慧性”我们可能不自觉地会和“知识性”混淆，将二者看成是同一的，但在我看来它们之间有着极为严格的、宽阔的区别。知识是共有的，而智慧则作用于个人，是对“我”的提升和启示，在这里“我”是接受的主体而不是他者。在这里我也想自问：我在文学阅读中是想自己从中取得智慧吗？我认可文学所提供给我的智慧和影响吗？我尝试在阅读和分享中，给予过我的学生我所体会到的智慧和影响吗？多年之前有一次学术会议上，李敬泽谈到，我们批评家掌握着哲学的理、社会学的理，以一种坚固的、真理在握的样子出现，但我们是不是相信，文学家们也掌握着他们的理？我们是否信任过这种理呢？现在，我也想问一问我自己，在进入学院体制后，我是否还相信文学家们掌握着他们的理？我和我们是否相信，文学中有种人类之光，是在别的科学和学科里所找寻不到的？

另外，我想我们也应看到，文学的理大约不同于其他的理，它不是以谱系的、逻辑的、完全正确的方式讲出来的，而是不断地提示：对我们的习焉不察进行提示，对我们的习以为常进行提示，对我们先于理解之前的愚蠢判断进行提示，对我们的聪明和幽暗处的隐藏进行提示，对我们的固执偏见和对他人的不理解进行提示……米兰·昆德拉将它命名为“智慧之声”，它不具有绝对性，它里面贮含的多是纠结、挣扎、反问和自我审视：我们是否愿意在我们的文学教育中，与同学们一起聆听这样的智慧之声，并将自己也放置进去？我们在嘲笑阿Q、孔乙己的荒谬愚蠢和可笑的时候，是否愿意从他们的DNA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并尝试抵御？

“文学，真正的文学，是不能囫囵吞枣地对待的，它就像是对心脏或者大脑有好处的药剂——大脑是人类灵魂的消化器官。享用文学时必须先把它敲成小块，粉碎、捣烂——然后就能在掌心里闻到文学的芳香，可以津津有味地咀嚼，用舌头细细品尝；然后，也只有在这时，文学的珍稀风味，其真正的价值所在，才能被欣赏，那些被碾碎的部分会在你脑中重新拼合到一起，展现出一种整体的美——而你则已经为这种美贡献了你自己的血液。”这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说过的话，在我看来它包含着真诚和真情，几乎具备了真理的性质。文学，当然是不能囫囵吞枣地对待的，可我们的文学教育却似乎又致力将它们压缩成一枚枚囫囵的枣，或者将它们简化为某种流行思想影响下的简单反映。在我们时下的文学教育中，那种属于文学的艺术之美、语词之美和表达之美几乎尽然地排除在了视野之外，我们很少就艺术的审美和它在文本中的达到进行分析，在我看来它也是值得甚至特别值得商榷的。如果将一首诗简化为诗歌所表达的意思，它等于直接地取消了诗歌，而正是那些不太容易翻译的部分构成诗歌的美，它会将诗歌中所贮有的神经末梢完全地剪断，趣味尽失。没有了趣味，没有了作用于阅读者情感和共鸣的部分，文学的独有价值也就遭到了巨大减损。诗人奥登提到，阅读即翻译，因为没有两个人的经验彻底一致。糟糕的读者即糟糕的译者：应该意译的时候直译，应该直译的时候又意译。学习完美的阅读，学识固然具有价值，却不及直觉重要；有些伟大的学者是低劣的译者。作为一个作家，我当然不希望将自己的作品交给低劣的译者，而另外许多作家，我想同样也不希望。

文学的游戏性，我不准备再次枚举博尔赫斯的话、纳博科夫的话、君特·格拉斯的话、略萨的话或米兰·昆德拉的话为我佐证，我想到的是，我在一节文学课上的“游戏”：有学生提及《百年孤独》的最后，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在解读完羊皮卷上的文字，接受其命运的“那种平静”。她自问：这种平静接受，是心死，是反正也抗争不过的绝望，还是一种世事不过如此的安然？然后，我们开始游戏：如果是我们，拍一部《百年孤独》的电影，如何处理这个镜头，这种所谓的平静？我提供的设计有两个：一，近景，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将双手攥紧。他将羊皮卷用力地攥在手里，然后，将它丢进自己点燃的火焰中。然后盯着火焰，看着羊皮卷变成灰烬，和别的另外的灰烬成为同一颜色。他的脸上，似乎有泪水的出现——平静，也是可以用激烈来表达的。二，中景和远景。奥雷里亚诺·巴比伦缓缓推开羊皮卷。这里，房间里原来用作炼金术的一个圆形器皿突然掉了下来，滚动着，滚动着。它一直滚到奥雷里亚诺脚下。奥雷里亚诺伸出脚去。这个圆形的、已经变得不那么规则的器皿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然后滑向……之后，我的学生孙静的设计是：奥雷里亚诺将羊皮卷随手扔掉，任其被一阵飓风随便刮到了什么地方。他的神情是那么淡漠，他的心从未像现在这样安宁，他向后径直躺在了被毯子裹着的阿玛兰塔·乌苏拉的身旁，享受着这份独有的陪伴与孤独感。这时，饭厅仿佛传来了一阵遥远的钢琴声，奥雷里亚诺的目光透过颓败没落的饭厅看到了一场盛大的舞会：优美而充满活力的人们，在一架自动钢琴下翩翩起舞。人们脸上热情洋溢的笑容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孤独与衰颓的气息将随着这架自动钢琴欢快的乐曲一直循环着，永不停歇。另一位学生梁静雯的设计则是：一，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划破手指，在自己的额头画下代表家族血脉的血色十字刺青，从遥远的记忆中搜寻到上校曾用过的手枪，里面那一颗不曾要了上校性命的子弹在枪膛中保存完好。奥雷里亚诺·巴比伦没有丝毫犹豫地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可是并没有子弹飞出。他的双眼通红而湿润，他再次对着羊皮卷扣下扳机，历史在多次的眷顾后，终于在羊皮卷上留下了一个弹孔的痕迹。奥雷里亚诺抬头，看到橘红色的球状物体迅速飞过，他缓缓地放下了拿枪的手臂。二，奥雷里亚诺·巴比伦把手放在羊皮卷上，他感到沸腾的文字和微微发热的羊皮卷正在快速地冷却、凝固、变硬。他闭上眼，神圣而不可抗拒的感觉正如书中所记载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初次见到并触摸冰块的那个下午。他拿起那已经无比坚硬的羊皮卷，怀着对冰块崇高的敬畏睁开眼时，发现，手指尖那冰凉的触感并非是冰块，羊皮卷已经变成了刻有透明字迹的玻璃镜子，反射着令人战栗的光……

我想我的这两位学生体味着文学的游戏性和这种游戏性所带给她们的快乐，她们让一个静止的情节变得生动多样，甚至有意识地“模仿”了马尔克斯的语言方式，尽可能与《百年孤独》中的叙述风格相“贴近”。而这，难道不是文学学习的一种本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