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浩

作为作家，在进入大学以来，我发现一个特别的、具有固化感的现象，就是在文学院，真正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很少很少，但大家——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在忙文学的事儿，他们在忙着梳理和背诵文学史中每篇作品、每位作家的文学定位；在发现或人云亦云地发现文学流变对于作家的影响，时代对于作家的影响，而作家的作品和它可怜的书名则“恰好”适应和验证了这一社会学影响，它证明着社会的线性进步和历史推动；他们在忙着记住概念，某某作家属于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未来主义还是荒诞派，他笔下的这个人物属于先进的还是滞后的，是可归属于哪个阶层阶级，他们的表现又“恰好”表现了某一族群和阶层的共通特征……从某种意味上讲，他们在忙于建立知识化的、部分可忽略作家和作品的“文艺史学”，在他们那里，文学似乎只是由文学史知识所构成的，掌握了概念和文学史定位即掌握了文学。我从不轻视文学的知识性，更不会轻视文学史梳理对于“未来文学”的某种照亮：事实上，大凡有影响和建树的作家，他们对于文学知识性的掌握和对于文学史潮流的演变与可能都是极为敏锐的，或清楚的，因为每一个野心勃勃的作家都不希望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不希望把别人早已发明的自行车再发明一遍，他一定希望自己写下的新作能够容纳“前人经验的某些综合”，并在这一基础上再向前一步，为“前所未有”提供个人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