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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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的夏天，街上和海边照例很热闹，四面八方的人要赶来避暑，而本地人则是吆吆喝喝地“烧烤”和“洗海澡”。印象中，1999年的大连，城市不像现在这么拥挤，海风不时来到新建的广场上撒欢儿。“世纪末”是那两年的高频词汇，空气中弥漫的却不是告别，而是迎新——“新千年”。山的那边是海，海的那一边潜伏着新希望。更何况，那时我才二十六七岁，身上还有百折不挠的踌躇满志。就是在这样的岁月，这样的年纪里，我遇上了林建法老师。

林建法，那个时候早已是文坛炙手可热的人物吧？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作家、学者来找他呢？他还经常行踪诡秘，秘不示人，看谍战大剧，一般大人物才是这个派头。不过，对于他的“神奇”，我是后知后觉。当时，我连《当代作家评论》这份杂志都读得很少。我是机关里的一个小职员，沉浸在巴金作品的世界中，当代文学作品虽然有不小的阅读量，但是最多也只是在报屁股上写一点小感想。换算成建法老师的语言，一定是：在“我们”杂志上发东西，根本不够格儿。所以，我与他的相遇，是不折不扣的不期而遇。我们就是作者与编者的关系，连稿子也不是我直接投给他的，是陈思和老师命我写的。

1999年的夏天，建法老师出差大连，主编大人召见年轻作者，我们就这么见面了。2013年3月，我在《巴金的似水流年》一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在90年代最后的一个夏天，我在大连见到了林建法老师，《〈随想录〉的另一个文本》即将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刊出，这位编辑狂人，正沉浸在发现了我这个‘新人’的兴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