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珍志

1975年夏季的一个夜晚，我从辽西建平叶柏寿到沈阳太原街省军区第三招待所报到，参加辽宁省文艺创作办公室举办的创作学习班。第二天到会场，从联络员张名河（诗人、词作家）手里接过一沓会议材料，其中有两本小册子，为《辽宁文艺》（《鸭绿江》“文革”版）编印的陈忠实的两个中篇小说——一是《公社书记》，一是《高家兄弟》（均刊发于“文革”后期《陕西文艺》）。一周多的“学习班”日程安排得很满，白天听报告、分组讨论、大会发言，晚间看“样板戏”、看《春苗》、看辽宁歌舞团出国汇报演出。可我还是抽出时间，把这两篇小说看了不止一遍，自己认为好的地方还用笔画出了道道。一位三十出头的陕西基层干部的业余小说，能被《辽宁文艺》看中，当作“范本”，向全省各地的文学写作爱好者们发放，可见陈忠实的语言叙述能力委实出众。

我刚满20岁，读懂读不懂的，悟透悟不透的，即便囫囵吞枣也算完成任务了，“学习材料”嘛。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的阅读心境其实还是被一种单纯笼罩，到处是政治也就不用专闻政治了，只对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感兴趣，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故事性。借用陈忠实2008年的话来说，他的创作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时候的读，我难道在“挑选自己喜欢的句子”？第一次认识陈忠实，在语句里。翻出复读，能从当年陈忠实在政治高压下催生的“作品”中，找出生活、人性的影子，找出特殊历史时期“形势”对语言的压迫和侵蚀，找出作者紧跟时代的一种老实、严实的服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