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闳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马太福音9:12)

我们仅有的健康是疾病

(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一、从“地下室”出发

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满是贵族的舞厅，乡绅的庄园，骠骑兵的酒宴，辽阔的草原风光，同时也还有三套车上苦恼的车夫和厨房里苦命的女仆。果戈理首先将笔触伸向了城市的市民生活场景，涅瓦大街上神情怪异的小公务员引人注目。但涅瓦大街两旁住宅的地下室里，还住着一些更加怪异的人，他们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随着1861年农奴制废除，彼得堡(以及莫斯科、基辅等大城市)等流动人口急剧膨胀，地下室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地下室人”也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地下室虽然幽暗、逼仄，但对平民和穷人来说，却是一个躲避彼得堡严寒冬季的安乐窝。当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则是孵化与地面世界相对抗的思想者的窠巢。一些形迹可疑的人蜗居在那里胡思乱想。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地下室人”形成了一个家族系谱。《穷人》中的杰符什金，《同貌人》中的戈利亚德金，《罪与罚》中的马拉美托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涅吉辽夫，等等。他们都是兄弟。他们都是出自同一“母体”——同一件“外套”(果戈理《外套》)，并与另一个俄罗斯家族系谱——“多余人”——形成对照和反差。但他们有时又往往是同僚或表亲，多少沾亲带故。《地下室手记》第二章中，“地下室人”与同学聚会一场，就可以看出这两类人之间的黏着关系。或者也可以说，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阶段，“多余人”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依然混迹于上流社会的舞厅，或者妓院，另一部分人则住进了“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