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彬

自普鲁斯特于1908年撰写关于圣伯夫的论文，在论文和类似小说(如其中篇目《和妈妈的谈话》、《伯爵夫人》)的作品之间转换，篇幅长达四五百页；多年以来，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无数的笔记、论文或小说草稿，正如法国作家皮埃尔·克拉拉克在普鲁斯特《一天上午的回忆——驳圣伯夫》中文版最后的《说明》中所记，“在8月末，普鲁斯特又给斯特罗斯夫人写信，说：‘不久前我开始写——并已完成——一本写得很长的书’”。这部于1909年在三十八岁的普鲁斯特书信中出现的“一本写得很长的书”中包含着直到十三年后他五十一岁临终之前依然在修改的小说的雏形，但并不是我们所阅读的《追忆似水年华》(另有译为《追寻失去的时间》、《追寻逝去的时光》)本身。普鲁斯特被认为是“只写一部书的人”(贝尔纳·德·法诺瓦在《驳圣伯夫》编者序中所言)，他的全部作品，《追忆似水年华》之外的小说、文论、笔记、随笔，可视为“追忆”的准备，一切包含在那部小说中，正如小说中的一切包含在时间之中，在“我”的回忆之中。时间，是普鲁斯特的人生与写作的标识、尺度和容器，是一种类似驱动力的存在。自从1913年，普鲁斯特发表那部更长的小说的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开始，无数人阅读和评价这部作品，第一眼就看到了小说中的“时间”。时间引导“我”进入睡眠，又从睡眠中苏醒；时间连同地点一起，将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即马塞尔——和盖尔芒特亲王、夏吕斯男爵、德·圣德费尔特夫人、犹太文学青年布洛克、小提琴手——后来的新贵莫雷尔，这班人等，引入他们热衷的聚会，并在时间的流逝中随着聚会而变换、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