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内部治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办学水平，甚至决定高等教育的發展进程。通过五个走向促进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即治理理念由人治走向法治，治理主体从精英走向全员，治理结构由科层走向扁平，治理方式由经验走向科学，治理手段由制度走向文化，从而全面提升高校内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高等教育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基础。

【关键词】高校治理;内部治理;现代化

作者简介：邓舒予 1997- 四川广安人，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言

实现国家现代化，教育要率先现代化;实现教育现代化，大学治理要率先现代化[1];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内部治理要率先现代化。针对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五大治理桎梏，即治理权力集中，高校内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度低;组织结构冗杂，高校内部的治理效率提升缓慢;运行方式固化，高校内部治理受主观经验支配;忽视文化因子，高校缺乏治理改革的内源动力;人治思想犹存，高校现代化治理过程保障不足五个方面。我们需要以法治治理为基本保障，全员治理为关键力量，扁平化治理为改革方向，科学治理为核心涵义，文化治理为最佳手段，构建一座相互交错的立交桥，共同通向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基础。

一、一、治理主体多元化：由精英管理走向全员治理

（一）提升参与意识和能力

目前，各利益相关者参与高校内部治理的意识不足、参与层次较浅、参与效果欠佳，突出表现为教师和学生等在高校内部治理过程中“被边缘化”，实际治理权集中在管理层的少数人手中。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意愿长期受到压迫和忽视，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导致师生对于所在高校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不仅不利于个体的长远发展，也容易造成学校的人才流失和声誉受损等问题。

由精英管理走向全员治理，高校需要通过宣传、教育和提升各利益相关主体参与高校治理的意识和能力，改善治理权力集中、高校内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度低的问题。激发全员参与高校内部治理的意识和热情的有效途径是寻找各级人员的关联性和共同性，制定出能够引领思想、指导行为和评价结果的行动目标和纲领，并让广泛的治理主体在平等、自由、民主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与实践，持续提升个体参与治理的能力和效果。

（二）优化运行和协调机制

在处理好高校内机构设置、职能划分和权利分配等内部治理问题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营造有利于高校的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好地发挥高校各项职能和作用。高校作为大学内部治理的主导者，在组织布局、人员招聘、权责配置等方面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在操作层面更具可控性，更易按照高校领导者的治理理念实施预先的治理规划。

优化高校内部政治、行政、学术和民主权利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协调机制，减少系统间以及个体间的冲突与对抗，改善政治权利过大、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难以彰显以及民主权利参与困难的现状，政党领导权、校长管理权、教授治学权、民主监督权的协调高效运行，促使利益相关者所具备的各项权力形成共同致力于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强大合力[2]。

二、治理结构简单化：由科层式管理走向扁平化治理

（一）形成精短的内部指挥链

由科层式管理走向扁平化治理，简化组织结构，提升高校内部的治理效率。扁平化治理就是通过减少中间管理层和裁剪冗余人员打破原有的垂直高耸的组织结构，建立一种指挥链精短、信息流通畅、治理效能高的扁平化组织，形成高效内部各组织之间相互融合，资源共享，协调合作，同时权责明晰，职能衔接的高效治理结构。

高校需要精简机构，特别是非学术性机构。高校内部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各职能部门的高效参与，但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术性机构才是高校的核心所在，非学术性机构起到的是贯穿和服务作用，设置过多的非学术性机构不仅会挤占紧缺的高等教育资源，还会由于机构臃肿重叠，导致治理过程缺乏灵活性和创造性。

（二）构建明晰的权责关系网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实行的是一种传统集权式“科层制”管理体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组织结构以及等级体系。“金字塔”内部的纵向组织层级间的信息和人员流动不畅，经常出现误解和隔阂，横向部门间的合作动力和联动能力不强，缺少共同为之努力的行动目标和相应的协调机制。

应尽可能减少机构间职能交叉，避免出现“责任分散”效应。合理扩宽权力范围，合并规模小、分布散的部分机构，集散为整，提高组织管理的有序性。强调组织间的紧凑性和联系性，同时突出各自的职能、权责关系，构建“合作分责型”组织结构，实现管理层级减少，管理重心下移。此外，扁平化治理对于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水平，建立健全管理人员的聘用、激励和培训机制，完善和提升参与者的综合素质，不断促进高校内部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

三、治理方式科学化：由经验管理走向科学治理

（一）结合科学的治理理念

科学治理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指在科学的理念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治理方法来治理高校公共事务，强调高校治理的“科学性”[3]。总体来说，多数高校内部治理过程还主要倚重学校和各职能部门领导者的个人工作经验，缺乏各界专业人士的咨询和基于客观事实的相关论证，治理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封闭性和经验性[4]。

从个人经验总结式管理转向科学化治理，结合科学的理念，遵照学校自身办学定位、国家经济发展需求、学生发展的规律等。在高校内部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治理的精神，树立实事求是的办学思想，提高职能部门服务于学生社会的意识，促进治理模式和治理流程科学化。

（二）遵从科学的治理方法

政府强调“简政放权”，主张给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和决策权以保障高校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激发高校的办学热情和活力。另一方面，高校也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接得到球”、“接得好球”，否则就会出现权利悬置、职责落空和关系断层的现象。其中，提高治理方式的科学性，是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趋向，增强高校的自主办学能力，提升高校对接好政府下放办学自主权能力的基本前提。

高校内部治理方式科学化是各项工作规范化、合理化的前提。高校需要由经验管理走向科学治理，基于客观事实的充分调查，考虑决策的适切性和可操作性，优化运行方式，高校内部治理依托科学依据。运用科学的治理手段和制度，并全面贯彻，实现高校内部的“善治”。

四、治理手段抽象化：由制度管理走向文化治理

（一）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型

我国高校内部治理过程中往往优先考虑效益性而忽视育人性，制度设置仅突出管理的便利性，难以回应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多元需求。例如，为简化评估流程、追求效益至上，在学术评估过程中追求量化目标，不仅强化了学术不端和重量轻质等问题，还使得学术评估丧失了本应具备的激励、指导和监督作用。

高校需要实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型。工具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追求效益最大化，具有功利主义倾向[5]。大学作为具备人本性和学術性的文化载体，防止技术理性的僭越，杜绝治理过程冷漠化。植根中华大地，注重人文关怀，增强校内各类人员的情感沟通和共同意识，以文化治理突显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在高校内部治理中发挥价值理性所倡导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的引领作用，防止高校教育治理出现重利轻义、重物质轻精神现象[6]。

（二）培育优质的校园文化和学科文化

由制度管理走向文化治理，重视文化因子，提高大学治理改革的内源动力。大学本身具有文化属性，实现文化的保存和传递、交流和融合、筛选和创新是大学存在的重要意义，文化治理是克服高等教育商业化、行政化、标签化和形式化的有效手段。制度难以顾全高校治理的各个方面，需要非正式性和隐含性的文化治理与正式和显性的制度治理结合运用，发挥制度的规范作用，同时积极开拓文化的“筑基”功能，使二者互为补充。

通过培育优质的校园文化和学科文化，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充分激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动力，实现高效内部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追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高水平大学本身具有的浓厚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等优势，为文化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规模较大的高水平大学实现文化治理更具适切性和可行性，更加巧妙地化解“制度难题”。

五、治理理念法治化：由人治管理走向法治治理

（一）建设丰富多彩的法治阵地

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高校作为具有“公务法人”性质的非政府组织，依法治校是实现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部分高校内部人员缺乏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决策和实施过程受个人意志影响严重，法治结构不够健全，法治文化不够浓厚，校园内部的纠纷事件和不满情绪日益积累。

由人治管理走向法治治理，弱化人治思想，增强高校现代化治理过程的法治保障。注重法治教育和法治宣传，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提高依法治校的意识和能力，增加民主意识和观念。以法治课程和法治活动为基本载体、充分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的渗透和熏陶作用，将大学校园建设成丰富多彩的法治阵地。将“因人设岗”转变为“因事设岗”，充分发挥制度的规范、促进和倒逼作用，合理规定各类人员的地位和权力，理顺各系统的治理关系，实现权责科学运转的法制阵地。

（二）增强制度的现实供给能力

修善大学章程，并以章程为核心完善学校内部各项制度，尤其是师生的权利救济制度，增强法律制度供给，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细化章程缓解大学章程的落实难的问题，增强章程的可操作性;通过全员参与制定以及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章程的被认同感和权威性，改善大学章程与具体制度与实际执行脱耦的现象。

建立健全各项运行机制，包括激励、保障、监督、问责评价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等，充分监督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实施，监督高校各部门各项管理活动的顺利开展，切实提升高校内部现代化治理能力 [7]。实现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的有效融合，发挥制度的促进和倒逼的作用，保障各相关利益者权益，并维持高校内部稳定的运行秩序，坚持依法办学的基本理念和依“章”治校的治理方略，保证内部治理体系的科学性[8]。

[1] 袁贵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1401/t20140115_162641.html，2014-01-15.

[2] 杜维. 治理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研究[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9.

[3] 程志波，李正风.论科学治理中的科学共同体[J].科学学研究，2012，30（02）：225-231.

[4] 蒋达勇.科学决策体系：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的战略抓手[J].现代教育管理，2012（12）：27-30.

[5] 周晶. 制度文化视域下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D].湖南大学，2018.

[6] 肖建国，李永贤.新时期高校治理模式及其优化设计——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8（1）：101-106.

[7] 杨雨涵，杨文迪，刘元璋.法治视野下高校治理现代化建设论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22）：72-74.

[8] 周海涛，闫丽雯.新时期高校内部治理创新的路径[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10）：5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