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下事成皆有因。本文从历史、文化、政策等多个角度探析，改革开放以后浙商因何从走街串巷的卖货郎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先行者和领路人。

关键词：浙商  成功  原因

1浙商与浙商发展概况

浙商是指浙江籍的或者在浙江从事商业行为，具有独特经营理念，有一定经济贡献和社会责任心的商人群体。浙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支比较活跃的商业群体，从古越国开始萌芽到隋唐时呈现勃勃生机，再到两宋特别是南宋时期逐渐兴起，再到鸦片战争后居于行业领袖，历史悠久，成就斐然，虽历经坎坷，几经中断，但始终生生不息，为浙江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商业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孕育出诸如龙游商帮、“南浔四象”、“宁绍帮”、“温州商人”等多个全国知名的省内分支群体，涌现出诸如“影视大王”邵逸夫、“世界船王”包玉刚等一大批世界知名的企业家。

改革开放以后，当代浙商更是勇抓机遇、与时俱进，在一无权势、二无背景、三无优势的情况，凭借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精神，突破资源局限、地理限制，完成了从无到有、从草根到大树的蜕变，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先行人和领路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浙商已经成为中国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分布最广的商业群体，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商帮群体，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堪称中国商业史上的奇迹。据《浙商》杂志每年编制的“浙商全国500强”显示，2020年仅“浙商全国500强”企业就创造了8.8万亿元的营收总额，相当于中国各省份GDP中排名的第三，世界各国GDP排名中的第十四。2021年500强浙商企业入榜门槛为11.7亿元，500强总营收为9.7万亿元。

2当代浙商成功崛起的原因探析

2.1人多地少的环境压力

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除了浙北地区的杭嘉湖跟绍甬是大面积的平原之外，浙江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山，耕田所占的比例很少，耕作条件并不是很好，人地矛盾突出，在农耕时代生存压力比较大。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平均数的一半;且地处丘陵地带，境内山高水深，交通大多不便。这些大山里的农民，充分保留了身上吃苦耐劳、谦逊务实的宝贵品质，使浙商在崛起的过程中能够吃常人不能吃的苦，有着超乎常人的坚韧和毅力。而艰苦的生存条件，又让他们具有强烈的创业意识和成功渴望，让他们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去寻找市场，创造财富。以浙江义乌为例，20世纪70年代，义乌县农业劳动力共有20余万，而耕地只有38万亩，即使使用最落后的生产工具，也存在十几万的剩余劳动力。这种由人多地少、资源匮乏而带来的生存压力，成为浙商离开家乡、弃农经商的最初动力。

2.2工商皆本的区域文化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助推。从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现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文化的大放异彩，从南宋时期全国领先的商业文明到明代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从清末开埠后的商帮摇篮到现代浙商的迅速崛起，浙江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海洋文明，孕育出一套独特的义利兼容、工商皆本的区域文化，这种文化通过一代又一代新老浙商的传承，使浙江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重商思想。特别是始于北宋，兴于明清的浙东学派所倡导的“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的经济思想，为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思想武器，对浙江区域文化的影响甚为巨大。它从思想上为商人正名，让“重农轻商”的时代背景下，更多的人走上经商之路，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传统浙商的渴望财富、趋利商贾的社会习俗，又通过这种代代相传的社会习俗进一步将“重商尚利”的思想融入到浙江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不断流淌在浙江人身上的文化基因，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新老浙商薪火相传，勇敢地闯出一片天地。

2.3走街串乡的商业传统

独特的区域文化，让更多资源匮乏、家境贫寒的浙江人告别家乡，选择了农耕之外经商谋生，形成了走街串巷的经商传统。历代浙商中成名最早的“龙游商帮”为例，在明清时期就有大批农民舍弃土地加入商贾行列，不畏路途遥远，生活艰苦，行程险阻，背井离乡。明天启年间，“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数万人长途跋涉，克服了水土不服等困难，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日本、吕宋等地，因而有“遍地龙游”之说。义乌乡民在明末清初就开始了“鸡毛换糖”的活动。据《义乌县志》记载，乾隆年间义乌约有“糖担”万副，这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时代背景下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种民间经商、走街串巷的商业传统，打开了农耕时代被土地束缚的乡民的视野，使其走出家门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并通过众口相传、世代相传，进一步丰富了浙江商业文化的内涵，使得浙商能够适应各种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的变更，具有强韧的跨时代和跨文化能力。

2.4善抓机遇的精神特质

很多学者试图从精神层面解读浙商得以成功的原因，比较有代表性的诸如“’三永精神”、“四千精神”、“五千精神”、“草根精神”等，概括来说，浙商身上比较鲜明的特质有善于创新、敢于拼搏、勇于开拓、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勤奋务实等，其中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品质，在多年的经商传统使得浙商对于政策的变化和市场的反应极度敏锐，进而造就了其善抓机遇、勇抓机遇的精神特质。龙游商帮的崛起得益于其抓住了南宋迁都、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的历史机遇，宁波商帮和南浔商帮的发家与上海开埠密不可分。浙江商人是上海開埠后许多新兴商业的最早经营者，并且很快就居于行业领袖地位。这种善于抓住机遇的精神特质使其在改革开放之初，能够迅速地感知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松动，一些原本在田间赤脚下田、耕种务农的农民们走出家门，或者重新捡起“鸡毛换糖”的传统，开始从事一些成本低、风险小、对文化素质要求不高的小商品经营活动，或者从事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行业，经营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全，经营方式由零售渐转为批量销售，逐渐形成“中国鞋都”、“中国眼镜之都”、“中国制笔之都”等一大批“国字号”生产基地和贸易基地。敏锐的商业嗅觉让他们在机遇面前总是先人一步，让他们能够想常人未能想、做商人不敢做的事情。

2.5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

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地下经济”就比较活跃。不过这种自发的商业行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始还不被广泛接受和认可，当地政府部门对此也更多的是“堵”、“劝”、“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政府部门也逐渐改变了态度，由原先的“态度模糊”转变为大力支持，招商引资、政策扶持、税收优惠、基地建设、区域品牌打造、产业布局等一系列政府的帮扶，给拥有强烈创业意识、市场意识的浙江商人予以了强大的信心、鼓励和帮助。以义务小商品市场为例，正是政府部门的积极支持，才让其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在全国崛起，从一个区域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发展成为“买全国、卖全国”的“华夏第一市”。浙江重商的文化传统就像一粒深埋在地下的种子，只要遇到恰当的时机就会萌发。改革开放就好比是唤醒当代浙商那缕春风。义乌小商品市场数度整顿，海宁皮革城的人为造市，“中国鞋都”等一大批“国字号”生产基地的兴建，无一不是政府参与支持的结果。

项目来源：浙江金融职业学院2020年度院级课题（编号：2020YB29）

作者简介：王兰，女，汉族，硕士，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师，讲师，主要从事企业管理、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