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数据，本文从信息传播的视角对媒介使用类型与性态度（婚前、婚后和同性间）的关系做进一步探讨。研究发现：传统媒介（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和新媒介（互联网或者手机上网）的受众有着不同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这些特征影响了他们对性行为的态度;传统媒介的使用对性态度的包容程度较低，而新媒介对性态度的包容程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在不同的媒介类型中，媒介使用对性行为态度有较大影响，使用新媒介的人们对性态度较使用传统媒介的宽容;收入水平对性态度的宽容程度影响最大。

关键词：新媒介;传统媒介;性态度;宽容

一、引言

随着大众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大众媒介的影响力正日渐扩大。这不仅影响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还对人们性行为的态度产生了颠覆性认识。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大众媒介参与意识形态的建构，人们的认知不断改变，社会问题日渐突出。在当今社会，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扩展，人们不再满足于从传统媒介获取信息;同时，又不断从新媒介（互联网、手机）吸收、塑造不同的认识。

国内外研究表明：人们对性行为宽容的程度越来越高。如果性态度宽容到一定程度，那么人们的道德底线、价值观将会被扭曲，社会稳定也将受到新的挑战。因此，探索媒介使用对性态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有助于巩固社会道德体系，培育积极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能够比较不同媒介使用方式对婚前、婚后和同性间性行为的影响，从而采取相关措施，提高人们对性行为态度的正确认识，促进社会、家庭的和谐。

二、文献综述：性态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

考察国内外关于性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其研究维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一是性的社会建构视角，二是社会性别视角，三是大学生性行为视角。

性的社会建构视角认为，性不仅仅是个体认识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结果，更主要的是由具体的经验处境、文化传统和生活环境催生的;性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外界条件的观念，而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而这种建构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改变而不同;社会文化建构强调个体习得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同时在建构的文化和社会氛围下，塑造群体的性认同、性的定义、性的意识形态以及性行为[2]。但由于对性心理、性欲望、性与行为的不同看法使得建构主义者分化出不同的意见。Sue等人提出性社会建构的真正意义是“我们生活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从而建构了我们的人格、态度以及复杂而又多样的情绪”[3]。也有其他建构主义者认为，即使影响性观念和性行为是有具体的文化、社会和历史方面的因素，但是性欲望也肯是其个体所独特带有的。还有建构者指出更深层次的理解，性欲本身不是永恒固定的，而是紧跟具体的境遇产生可能的多变性。无论性的建构主义如何分化，总体基于社会对性观念和性行为的研究视角不变[4]。性别、年龄、信仰、家庭关系是否和谐、父母的言传身教、同胞数量及关系、社会环境和个人性格等都会影响青年人的性态度以及性行为[5]。根据社会学习论的观点，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重要机构，是对个人影响最大的环境。在性教育问题上，父母与子女的交流互动直接影响着子女的性态度。个体的道德价值观念及行为不仅受到学校教育的引导，同时受到同伴环境的影响也很大。根据合理行动理论，性行为意向是由对行为的态度和主观标准决定的，而主观标准为“人们对别人会赞成或者不赞成某种行為的感知”[6]。同伴是人们性态度，性知识的重要来源。社会环境制约个人行为认为社会主要是通过它所塑造的、个人处于其中的各种社会环境对个人的行为发挥作用[7]。在刘宇洁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周围有很多同龄人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大学生，婚前性行为报告率为26.9%，高于周围少有、没有或不清楚此情况的大学生[8]。

社会性别固化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家庭和性中的角色，也分化了他们在性活动中的表现（多性伴侣）。弗洛伊德所推崇“生理结构决定命运”，有机体为了维持其结构就需要各部分协调的运作，强调“丈夫和妻子对他们的婚姻所承担的义务”[9]。所谓性别角色是以性别为标准进行划分的一种社会角色，不同社会文化对不同性别理想行为的要求和期望。在人类社会中，性别角色是围绕着异性行为的观念展开的，而且是相当固定的。例如在20世纪早期，西方妇女获得高权力的职位，通常是少见的或会被歧视。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化社会注重人的自我实现。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们从基本生存需求到身体安全需求再到更高阶段的自我实现需求层次的转变是导致性宽容趋势的重要因素[10]。现代教育为人们提供扩展日常行动的知识框架，高学历者因此常常成为思想解放的实践先锋，性态度开放也被视作与教育程度提高相伴生的现象[11]。在众多教育对态度的研究中，基本上都认为，与受教育较少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少束缚于传统道德价值观[12]，他们在认识上具有自主性和超前性。经济、现代化程度、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都相应的影响着人们的性态度。

针对大学生这一庞大的青年群体，学者们基于大学生的性知识、性观念和性行为进行研究。大学生性知识知晓率低，性观念较为开放，男生异性性行为发生率高于女生，需要进一步加强引导，并注重性别差异[13]。合肥市在校大学生中婚前性行为状况接近一线城市且不了解性传播疾病，婚前性行为正在威胁在校大学生的生殖健康[14]。性生理成熟年龄、认识性行为途径及朋辈中发生非婚性行为的比例对大学生非婚性行为的发生率有显著影响[15]。流动青少年的性观念受到以其家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以大众传播媒介、社区以及同辈群体为主要媒介的现代文化的共同影响，它们对其性观念趋向开放或保守起着推拉作用[16]。早在20世纪末，互联网被广泛地用于追求性快乐，国内学术研究发现：在18—61岁的网民中，仅仅在调查之前的一年内，看过各式各样的直接描绘男女性交细节的图像资料（视频、照片等）的网民，在2006年就有51.7%;到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为65.8%。此外，这一年龄段的网民有54.8%在网上看过直接描写性生活的小说、文章;自己曾经主动在网上搜索关于性生活的文字、图片、视频的网民则占了25.9%[17]。互联网为性提供了聚集地和沟通方法，加速了人们对于性态度的认识，提升了一个人开放地谈论性问题、性事务以及性幻想的能力。国外大量研究表明，接触媒体中非暴力的、明显的性内容会影响到人们在性方面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特别是接触一些生动的媒介色情事件会使得我们对真实世界中这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有过高的估计，从而形成与真实世界完全不符的认知，从而影响人们对性行为的态度[18]。

上述研究视角对性态度做出了一定解释，但都忽视影响性态度的因素，尤其是忽视了在当今多元化信息时代不同类型媒介使用的作用。知识的丰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态度[19]，人们性知识的掌握情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性态度与性行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习得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通过其信息传播的功能对社会群体的文化价值塑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进而对性态度有着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忽视了大众媒介在人们认知结构建构中潜移默化的作用，以及对性行为态度不可抗拒的影响。现代化视角认识到在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和绝对规范下降的意义上，现代性与晚期现代性一脉相承地促进着性观念的宽容趋势;忽视了大众媒介在各领域发展中所起的宣传作用。环境视角忽略了人们获取性信息的媒介途径。网络使用视角认识到了互联网为主的新兴媒介对性态度的影响，但仅限于网上人际交往和网上性爱。因此，尽管大量研究已经在不同层次论证了性态度的影响因素，但却不能涵盖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性态度的影响。

三、假设

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定位变化把媒介分为传统媒介和新媒介，比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属于传统媒介，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介属于新媒介。不同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如性别、年龄等，可以认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的使用强度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进而影响他们对性行为的态度。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1：不同社会群体对新旧媒介的使用存在显著差别。

假设1-2：不同社会群体对性行为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别

假设2-1：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公众对新媒介的使用越多，就越可能对婚前、婚后以及同性间性行为的态度比较包容。

假设2-1：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公众对传统媒介的使用越多，就越可能对婚前、婚后以及同性间性行为的态度较不宽容。

四、数据和方法

2013年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第二期（2010-2019）的第4次年度调查，在全国一共调查480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调查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调查1人，总样本量约为12000。

因变量对是婚前性行为、婚后性行为和同性间性行为的包容度及综合包容。本研究将公众对性行为包容度的原始得分作为因变量，分为4个层次：婚前性行为、婚后性行为、同性间性行为及综合性行为。在问卷中，对于婚前性行为、婚后性行为、和同性间性行为的选项有5项，分别是：1（总是不对的），2（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对的），3（说不上对与不对），4（有时是对的），5（完全是对的）。

自变量包括户口类型、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收入水平、教育。年龄为连续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政治面貌：中共党员为1，非中共党员为0。收入水平：低收入为8000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8001-2000元，高收入为20001以上。教育水平：没有受任何教育为1，私塾、扫盲班和小学为2，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为3，大学专科以上为4。户口类型：农业户口为0，其他户口种类为1。

媒介使用变量选取了6種媒介的使用：1、报纸，2、杂志，3、广播，4、电视，5、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6、手机定制消息。这些问题的回答项分别为：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非常频繁。根据信息的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且传播不受时间、地点及其他因素的干扰，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使用频次相加为传统媒介变量，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手机定制消息使用频次相加为新媒介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社会资本、工作、生活。人际信任在问卷中，要求被访者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信的”的陈述进行判断，共有“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清”、“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到5分。将幸福程度和公平程度作为生活变量的测量分别陈述“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共有“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说不上公平也不能说不公平”、“比较公平”和“完全公平”，“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工作性质变量是测量工作是否影响性态度，包括“全职工作”和“非全职工作”。

本研究首先通过方差分析检验不同群体的人口、经济、社会特征对新旧媒介使用强度、婚前性行为、婚后性行为和同性间性行为的差别;之后，分别将人口、经济、社会特征变量、社会资本、幸福、公平以及新旧媒介使用变量纳入多元回归模型，检验研究假设。

五、分析结果

（一）不同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对新旧媒介使用强度的方差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在新旧媒介的使用上城乡户口之间有差异，城市户口居民的分值都高于农村户口居民，主要是因为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所带来的信息流动所引起。性别差异上，男性使用新旧媒介的频次高于女性，主要可能使因为当今从事与信息科学技术相关的基本都是男性。在婚姻状况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效果，可能使因为未婚者时间充沛且自由。教育程度高、收入高的人，使用新旧媒介的频率明显高于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的。因此，假设1-1得到支持。

（二）不同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对婚前性行为、婚后性行为和同性间性行为的方差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城市户口居民对性行为的宽容态度高于农村户口居民。性别对同性间性行为的态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婚前性行为和婚后性行为的态度上，男性比较赞成。从婚姻状态来看，未婚者与已婚者相比，未婚者对待性行为的态度较开放。在性行为态度上，党员和非党员没有显著区别。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婚前性行为、婚后性行为、同性间性行为的态度越宽容。

（三）对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使用频次的回归分析

从表1和表2的方差分析可知，居住地、婚姻状况、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对新旧媒介的使用和对性态度的宽容程度，都有着显著差异。那么在控制其他变量后，这些影响是否还存在？在下面的分析中，首先把新旧媒介的使用作为因变量，对其人口、社会、经济做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从模型1和2可知，非农户口、党员、收入高、教育程度高的人使用新旧媒介的频次都较持农业户口、非党员、收入低、教育程度低的人高。从各自的特征来看男性使用传统媒介的频次高。从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教育水平变量对新旧媒介的使用频次影响最大。从年龄的来看，旧媒介使用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再从年龄的回归系数为负可以推断，新媒介的使用者随着年龄增长，使用的频次降低。

（四）对性行为包容度的回归分析

表4的模型3以婚前性行为作因变量，除了社会、经济、户口变量外，还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4考察在控制其他变量下，新旧媒介使用对婚前性行为的影响。类似的，在模型5、6和模型7、8中，分别以婚后性行为和同性间性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同样的分析。最后，模型9将婚前性行为、婚后性行为和同性间性行为的态度加总作为因变量，分别考察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对总的性态度的影响。

对比模型3和4可知，在加入了新旧媒介的使用变量后，教育从原有的显著变为不显著。收入和公平程度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可以推断媒介使用在教育与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起着中介作用。模型5和6检验对婚后性行为的影响，收入、教育和年龄对婚后性行为的影响逐渐变小。传统媒介的使用对婚后性行为影响较弱。

从表4可以看出，非农、人际信任和工作经历对性态度基本没有影响。模型4和模型8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新旧媒介使用变量对婚前性行为和同性间性行为都有着显著影响，但是方向不一样，新媒介影响力较旧媒介大。生活幸福程度对婚后性行为和同性间性行为影响较显著。对比婚前性行为和婚后性行为，性别对同性间性行为影响较小。传统媒介的使用对性行为态度较不宽容，但是影响比较弱。新媒介对性态度的宽容程度较大。男性对性行为的态度较女性宽容，这有可能是因为传统的“男女性道德的双重标准”，也有可能是因为女性需要承擔性行为的直接后果，如怀孕堕胎等。

六、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从大众媒介环境下新旧媒介使用对性态度的影响。首先，方差分析发现，、教育程度和收入较高的受访者对媒介使用频次较高，对性行为态度较宽容。收入水平无论对婚前性行为、婚后性行为和同性间性行为都有着显著影响。收入是生活多元化的物质基础，物质生活水平随着现代化程度发展而提升，对促进性态度的宽容起了推动作用。从社会阶层归属来看，伴随着收入的不断增高，资本能力的增强，性行为产生的费用自然得到解决;教育水平越高，个人对生活的享受自主性越大，就越能突破传统思想，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增大，对性行为的态度也较宽容。

其次，性态度存在性别差异。综合来看，男性使用媒介频次以及其性行为态度开放程度也都高于女性，可能是由于“个体习得的性脚本理论中的社会性别属性”，或是“社会对女性性方面的包容度界定要严格于男性的双重标准”造成的[20]。但是单独对比来看，男性和女性在媒介使用频率以及性态度上的差距较小，说明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渗透程度越来越广，人们的传统思想道德也在不断淡化。

另外，在没有控制收入和年龄时，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对性态度的宽容。在同时控制收入和年龄后，教育对婚前性行为和婚后性行为态度的影响消失。但会影响同性间性行为的态度，可能使因为受教育高的人对当今社会对同性恋认可度较高，能够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同性恋人群。生活幸福程度对婚前性行为没有影响，对婚后及同性间性行为影响较大，可能是因为人们的婚姻生活质量决定着是否有婚外性行为，也就是说婚姻美满幸福那么出现婚外恋的可能性就较小，对性行为态度也有所保留。人际信任和工作经历对性行为态度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无论从事全职还是非全职的工作以及人际信任对媒介接触没有差别，人们更加关注基本生活需求，只有在生活达到享受的阶段，才会关注其他。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性观念渐渐开放。正如李银河总结的，“中国正在从传统的性规范经由浪漫主义的性规范过渡到自由主义的性规范”[21]。新媒介以其自身独特的优势迅速渗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人们对性态度的宽容程度也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呢？对性态度宽容的趋势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是否会遭到破坏？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受国外开放性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网络信息等的普及以及西方性观念的冲击，这一代年轻人的观念较为不成熟，并在性行为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性开放。有调查显示，经常浏览网络性信息的青少年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高达66.27%，且比例是从未上网看性信息青少年的4.18倍[22]。随着科技发展，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新媒介获取信息，在新媒介这个大的环境背景下，有关性内容的传播变得越来越肆意，涉及强奸乱伦、婚前性行为、未婚同居的报道随处可见。一方面是由于在青少年时期，家庭性教育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所接触的性内容趋于日常生活化，使人们觉得发生不正常的性行为是正常的，促使人们对性行为的态度日趋宽容。

对性态度的宽容达到一定程度会破坏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和人们的价值观念。性内容通过新媒介快捷的传播方式，引起人们的社会认同，达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效果，扭曲人们的思想，从而产生对事物的具体看法，削弱对原有准则的底线，破坏社会的和谐。

性教育是我国青少年最迫切需要的社会服务。首先高校课程应设置有关婚恋教育的课程。开展正确有效的性行为教育，结合大学生心理和生理的变化开展对性行为态度的正确引导。其次，性态度的宽容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大。周围对发生不正常性行为的宽容，网络性信息的泛滥以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这些都会影响个体的认知。加强社会服务机构对完全性行为和生殖健康的宣传，建立有效的个体心理辅导机制，帮助其建立积极的态度与符合社会规范的性道德价值观。最后，政府要加强管理网络信息，宣传积极向上的正面影响;增大媒体管理监督，加大“扫黄打非”力度;净化社会网络环境，充分利用新媒介自身社会舆论的优势，制约不良风气的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本研究的内容资料有限，对部分结果没有充分证明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新媒介环境下性态度宽容的趋势究竟会发展到哪种程度，未来可以针对性态度的变化程度进行研究，或将横截面数据分析对比，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本文为2018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项目“媒介使用对性态度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SXJYZ1811）

[2]J.H.Gragnon and G.Parker， “Introduction： Conceiving Sexuality”， in G.Parker and J.H.Gragnon （eds.）， Conceiving Sexuality： Approaches to Research in a Postmodern World. N.Y.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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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对18-61岁的中国总人口进行的两次随机抽样调查。2006年的统计数字来自潘绥铭等：《中国性革命成功的实证：全国成年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简报，2000年与2006年的对照研究》，65页，高雄，万有出版社，2008年。2010年的数字是首次公布。

[18]简宁斯·布莱恩特、道尔夫·兹尔曼主编：《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石义彬、彭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 421-4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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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J.特雷斯，D.吉森：《美国的结婚和同居男女的性不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页。

[21]李银河：《性文化研究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22]程静：《当前青少年婚前性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5期。

作者信息：李婷，女，汉族，四川雅安人，四川旅游学院，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川旅游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成都 61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