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敏，张 耀

(上海海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1306)

0 引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子产品的消费需求和迭代速度不断提升，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电子废弃物。据预测，2020年我国将产生约1.37亿台废弃电子产品[1]。电子废弃物被称为“城市矿山”，对其进行回收和再利用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和环境效益，但由于回收再造行为具有正向外部性和公益性，在缺少外部引导和激励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从事该活动的动力不足[2]，只有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如海尔、长虹等会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考虑，自发地构建闭环供应链模式，对达到一定质量水平的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再造[3]。为了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以此敦促企业对废弃电子产品进行回收和再利用；2012年，财政部印发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办法》，同时颁布了一系列配套措施，以鼓励更多企业参与到回收活动中来，激励企业的回收再造行为。为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回收补贴对闭环供应链决策的影响[3-10]。近年来，基于最低回收标准的奖惩机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周蕊等[11]和王文宾等[12]的研究认为该机制相比回收补贴和税收—补贴机制能够更好地提升闭环供应链的回收率;王文宾等[13]对奖惩机制作用于闭环供应链中不同对象时的干预效果进行了研究；李新然等[14]、WANG等[15]、TANG等[16]和王文宾等[17]分别研究了奖惩机制对具有不同权利、成员及运行结构的闭环供应链中的相关决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