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璇

《大望》是李凤群2020年推出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四位老人因子女遗忘了自己而不得不回到故乡大望洲的故事。老赵、钱老师、孙老善、老李四位老人分别从上海、开城、南京、十里镇奔赴大望洲，并在孙老善的旧宅上演了一出自救突围的大戏。

李凤群坦言，《大望》探讨的是“赎罪”与体贴“惶恐”，剖析人的一生与关系。但在具体呈现上，《大望》的主题显然不止于此。赵钱孙李四人没有名字，他们的困境与突围也同无数中国老人一样，夹在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在的时空错位中。这种错位以大望洲这一乡土空间得以呈现，通过诉诸空间书写，作者呈现了一幅魔幻现实主义的乡村图景。

一、空间划界：老年人的困境与突围

在《大望》中，作为乡村的大望洲与其他地方存在明确的对立关系，这种空间层面的对立关系又与老年人这一群体相关联。赵钱孙李四人发现自己在子女那里“消失”，只能从上海等城市空间离开，而能接纳他们的目的地只有故乡大望洲。当他们来到大望洲，却发现这里早已空无一人——这对四人来说不啻是好消息。作为被其他空间遗弃的人，他们正需要一个独属于他们的安全空间。大望洲的孙宅成为空间划界的完美案例：当他们踏入这一空间，就能够与那个遗弃自己的空间隔绝，自给自足。而当他们走出了这一空间，则意味着他们又将面对那个令他们不解，又无法接纳他们的空间。因此，几位老人在其他空间所遭遇的奇异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老人在城市/现代社会不被接纳，而只能回到乡村的现状。他们在大望洲这一空间中反而因为彼此共同的生活經验与观念而相互接纳，过得比在其他空间时更舒适。

“‘我们的地方遭受威胁，就有必要将其他人排除在外” ，这正是四位老人的困境。老赵虽生活在上海，但他的行为逻辑是来自大望洲的。当他与其他三人回到大望洲，他们便回到了属于老年人的空间中：这里有他们共同生活的记忆，更是滋生他们行为观念的土壤。他们是现代都市的外来者，他们的处事逻辑与现代空间格格不入，因而只有回到老态龙钟的大望洲才能找到认同与舒适感。而对于他们来说，进入大望洲的行为本身又构成了另一种空间划界：他们从被遗弃转变为主动划界。大望洲之于四位老人来说，维持明确的边界成为保护自己的必要手段。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空间被威胁时，便本能地想要保护空间的界限——这也是他们对河堤上玩耍的孩子如临大敌的原因——只有维系这种明确的空间界限，才能达到划界与自我保护的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小说将空间书写的主体放置在老年人身上，展示了作者想要探讨的诸多问题：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空间中，我们是否忽略了老年人的需求？严格的城市与乡村划界是否压缩/隔绝了老年人的生存空间？四位老人回到大望洲后，恢复了在乡村的生活习惯，将外界空间关在门外，让大望洲外的其他人成了“圈外人”。但实际上他们才是被外界遗忘/遗弃的圈外人。正如故事里说的，“老，似乎本身有一种符号，这种符号遮蔽了其他的信息;这个符号否定了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威严，他们的体面，甚至是他们的眼泪” 。他们从一开始不相信子女忘记自己，到后来认为是子女“遗弃”自己，隐喻了这种被排挤出城市空间的空间划界是被动的。

因而四位老人想要恢复正常生活的诉求被赋予空间意义：他们为现代城市空间所排挤，作为圈外人只能回到大望洲以图生存。他们与被年轻人遗弃的大望洲一样，不被认可和接纳，只能回到封闭的大望洲艰难突围。

二、乡土空间：城乡两难与乡土批判

《大望》的空间书写虽则将焦点放置在老年人这一群体上，不过这其中所蕴含的城乡对照依然醒目。大望洲不仅是老年群体的庇护所，更是如今中国众多乡村空间的典型代表：它被现代城市文明遗弃，荒无人烟，希望渺茫。李凤群对乡村与发展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在《大风》《大野》中皆有所展现，而《大望》则更为集中地将乡村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

自鲁迅以来，乡土文学与对乡村问题的关注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如丁帆所说，“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悖反的两难命题：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已经成为中国作家难以廓清的两难文化母题内涵” 。在《大望》中，这一关系仍清晰可见。四位老人随子女居住在城市中，但他们的生活做派、思想观念却是乡村式的。在城市空间中，他们是外来者，与现代城市文明的观念存在多方面的龃龉。老赵不理解儿媳的生活作风，看不惯儿子对儿媳的呵护，挑拨两人的关系，造成儿子的婚姻破裂。虽然老赵自认与小区里其他农村老人不同，尽量让自己的行为举止看起来像城里人，但他的思想观念、行为逻辑依然是属于乡村空间的。老赵被儿子赵光军忘记，隐喻了上海这一城市空间对乡土空间的遗弃。

大望洲的意义不仅止于对老年群体的空间划界，更重要的是它所指代的乡土空间与城市空间的两难关系。在老年人身上，乡土中国的印记更为深刻，即使他们已随子女进城，但观念未能改变——他们依然是属于乡村空间的。大望洲之所以能够为老人提供庇护，正因为它是乡土社会的符号。老人们只有在大望洲才能找回自己的过去、回溯自己的“恶”，因为大望洲正是展演这些“恶”的空间。

四位老人的城市生活经验非但没有让他们做出改变，反而让乡土式的观念更嵌入他们的精神，因而他们只能回到大望洲这一乡村空间，才能找到自我并剖析自我。换言之，大望洲这一乡土空间被赋予了批判意义，这里展演着特定时代与落后观念催生的悲剧，与飞速发展的城市空间形成了明确的对照关系。作者同时赋予了大望洲与老人们一样的命运——被遗忘与遗弃。这固然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亦包含着对乡村衰落的隐隐不舍，但乡土空间的落后与罪恶却是更为触目惊心的。

三、家宅空间：自我救赎与人性突围

乡土文学中的批判意识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有着详尽的表现，而《大望》中对乡土空间的批判并非作者想要到达的终点。作者无意将个人的罪恶归结为历史与时代，而更关注人怎么看待过往、如何认识自己的罪恶。在《大望》中，认识自我的过程通过四位老人回忆过去的真话、假话串联起来，叙述者的虚伪形象逐渐崩溃、反转，进而一步步为读者揭开真相。

一开始，他们隐藏着过去的真相;直到发现讲真话才能“恢复正常”，才艰难地回溯起自己的“恶”——这一切发生在孙老善在大望洲的旧宅中。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认为，“家宅是形象的载体，它给人以安稳的理由或者说幻觉” 。家宅的内部配置营造了一个拥有记忆、想象与梦想的地方，同时也是人们继续思索宇宙的方式。因而家宅这一空间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独特的陈设，更在于这一空间内发生的事件、主人公的记忆和由此引发的想象。在《大望》中，孙老善的旧宅为众人提供了记忆空间和想象空间，他们只有在孙宅里才能暂时安居，并安下心来寻找突围的办法。

四人的卧室分配也存在一定的空间意义：屋主孙老善住在二楼最大的卧室，老赵和钱老师同住在二楼楼梯口的小卧室，老李则住楼下南北通透的大卧室。在巴什拉看来，阁楼和地窖有着明显的空间权力关系：阁楼是明亮的、充满智慧和理性的空间，而地窖则是阴暗的、噩梦之地。在孙宅中，这种权力关系随着叙述者的层层揭秘而被反转了。住在“阁楼”的孙老善是家宅的主人，同时拥有最高的经济地位，精神状态起初也是四人中最好的，因此他住在楼上最大的卧室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真相的揭开，众人发现孙老善是四人中最虚弱、最伪善的一个。在经济方面，孙老善表面乐善好施，是大望洲有名的大善人，但孙家的财产实际上由孙小林保管处置，捐款数额成谜。在形象方面，孙老善虽波澜不惊，却是四人中身体最差、最没有主见的。在道德方面，孙老善曾是村干部，村民有口皆碑，但背地里却包庇纵容买媳妇的焦秃子、让儿子顶替别人参军。本应拥有权力与智慧的孙老善，却是最早开始遗忘自我、走向衰亡的人，正因其私德败坏而不肯自认罪行。而住在楼下/“地窖”的老李，本是最柔弱、罪恶最深的，但她却因坦然面对过去的态度、真诚赎罪的举动而摆脱了潮湿阴冷的“地窖”空间，也是唯一回到正常生活的人。本应是“地窖”的楼下卧室却南北通透，暗示着楼下的空间意义已发生改变。由此，孙宅的空间分配暗示了四人的结局：住在楼下的老李是最通透的，她甚至成为四人生活与突围的主心骨;住在楼上大卧室的孙老善拒不认罪，只是表面伪善;挤在小房间的老赵和钱老师则处于伪善（孙老善）与赎罪（老李）之间，因为不“知罪”而与孙老善一样遗忘了自我。

由此，《大望》中的空间书写将虚弱的老年人与同样在衰落的乡土空间并置，既展示了老年人与乡土空间的困境，又揭示了个人在罪恶的空间中如何认识自我的命题。在记忆的回溯中，孙老善撕开善良的面具，钱老师露出不学无术的面孔，老赵行医却不懂救人，老李曾遗弃尚有生命气息的女婴——他们如何面对过去与自我？老李选择了“认罪”，于是她成为唯一得以自救的人——空間的突围最终通过人性的突围得以实现。因此，《大望》的空间书写包含了老年人的困境与突围、城乡空间对照、人性之恶与救赎之路等复杂命题，展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乡村问题、人性问题，显示出作者横剖时代与社会的野心。

责任编辑 老 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