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 黄筱玥玥

摘 要： 中国电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三次电影高潮，其中坚守人民的价值观成为重要的核心支撑。由此延续到当下中国电影进入第四次高潮进程中，强调价值观坚守的意义格外重要。而判断高潮的标准成为需要辨析的问题，以自身价值观为核心而不是以域外的电影标准为要的本土判断标准理当确立。由此，随着主流价值观表现从主旋律电影到主流电影，再到新主流电影的嬗变，是中国电影进入新阶段的开放过程。

关键词：中国电影第四次高潮；价值观；判断标准；新主流电影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在建党100周年的关节口上，随着国家的兴盛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百年在前面召唤，文化建设更应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那么，建党百年以来历史中中国电影的成绩如何？如何认知中国电影百年以来取得过什么样的高峰时期？中国电影应当成就于什么样的阶段并且如何进一步出发？这正是我们要在这个关节口上来进行探讨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中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1]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30年代介入电影产业之后，就发挥着对于中国电影的进步文化的引领创造和鼓励的作用。中国电影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一次高潮，到1949年之后建国十周年的又一次高潮，到改革开放之后又形成了新的第三次高潮等等，事实都证明这些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有直接的联系。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电影文化的认知的变化，还是中国电影本身在发展过程中的嬗变，的确都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形成关联。当下判断一个百年交接口上的中国电影到底处在什么阶段，这是认知不可或缺的前提。目前，中国电影经过新世纪之后的市场化改造和不断的政策调整，再一次进入了第四次高潮的阶段。对于第四次高潮的认知也许还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国电影的新生面的确已展示在我们面前。如何看待第四次高潮，第四次高潮承载着什么样的成绩，第四次高潮呈现什么样的成色，这一系列问题，都和党以及党的文化建设、党领导的国家文化和党的电影事业息息相关。因此，在论述建党百年以来的党所领导的成绩，首先我们要认知当下中国电影发展新高潮的景观，并且以此作为新的起点，来探讨党领导下的中国电影如何向新百年跃进的基础，以及它发展的魅力所在。

一、当下中国电影的状态

论及中国电影的新高潮，自然需要聚焦于近几年的电影及市场表现。近几年的中国电影延续新世纪以来对于电影从市场改造到大片风行，以及各种类型的电影相继出现引人注目创作，而各式各样的电影人聚拢在中国电影的麾下，创作形成了兴旺的局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湄公河行动》作为典型标志，相当多的中国电影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这种格局是一种动人的电影的格局，也是和整个时代的动荡变化相一致的发展趋势。中国电影和市场文化发展新局面，以及日漸凸显的档期形成，大众对于中国电影的期待与国家时代政治的密切程度，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一种特殊景观，由此所构成的电影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凸显的成分。围绕电影是“走出去”还是“走进来”的争论，其实在印证着电影具有寄托国人所期望的向外推广的力量。围绕着电影和互联网之间的关系，人们发现电影牵连着新兴的网络媒体和网络受众。围绕着网络大量的影评人对于电影的评分，从豆瓣到其他的网络平台，电影成为新的一代人津津乐道的谈论对象。从人们所热议甚至是批评声中所谓的“小鲜肉”，以及各式各样的人成批量进入电影的某个剧组、某个影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电影具备吸纳年轻的力量和吸纳受众眼光的魅力。而在这几年中，关乎电影的一点风吹草动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也在证明电影已成为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播对象。

回到电影的本体，中国电影的一种高潮的气象呈现，是一种生机勃勃、具有感召力的文化对象。一批批出色的中国电影或者在影响着中国的政策，或者引发互联网争议的话题。比如对于计划生育政策表现的《地久天长》上映没多久，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就开始发生改变，而进入加速推动鼓励人们生育的新气息之中。比如《我不是药神》以现实的表现触及白血病患者由于药价高昂而无法获得及时有效治疗的极度危机的处境。影片取之于真人真事，经过影像传播，从而具有了动人的魅力，以至于国家总理作出批示，将相关药品纳入医保名录，成为人们医保的合理内容。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人，尤其是年轻的名不见经传的电影人纷纷涌上了银幕执导，并且相继取得较大成绩。比如医科学校毕业的导演饺子，却忽然之间创造出《哪吒之魔童降世》这样令人惊讶的动画片佳作。比如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硕士毕业的郭帆，本科是法学专业，他以自己的力量聚合几个人共同努力，并逐渐扩大到集合几千人，成功创造了《流浪地球》，该科幻片的成熟大气让人们惊呼堪比好莱坞的水准。而既往青年人还在叹息中国的科幻片弱智，忽然间就掀开了“中国科幻元年”的篇章。此外，近几年纪录片进入大市场，奇幻的故事片也风起云涌，多元类型电影造就了档期的吸引力，推高中国电影的票房，2019年全国电影票房达到642.66亿元，国产电影总票房411.75亿元，同比增长8.65%，市场占比64.07%。[2]这是在若干年前难以想象的一种电影形态，是人们心目中所期望的中国电影发展的上升状态。而我们同时也忽然发现，相当多的年轻创作者，他们是演员出身，却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执导电影，并且颇有成就。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电影票房前100名中，有70%多的并非是导演系毕业的人所导演的。青年导演群体之中呈现出新兴创作力量，包括2021年最为醒目的《你好李焕英》导演贾玲，她以充满现实主义情感的处女作获得了世界女性导演最高票房的荣誉。

最重要的是汇集到国家层面，中国电影近几年取得的扎实成就，使其成为全球第二大票仓，其市场占有地位不可动摇。中国电影银幕数量很早就取得了世界第一，目前超8万块，并且很难以被他国所追赶。中国电影每年拍摄的影像，如果加上互联网所接纳，其数量也是在世界上居于前位的。重要的还在于中国电影的艺术创造在潜滋默长之中，越来越具有吸引人的独特魅力。其中包括一些获得世界电影节重要奖项的影片，尤其是影片《少年的你》获得奥斯卡奖国际影片五部入围殊荣，年轻电影人的创作持续不断地在世界电影节里崭露头角。中国的国际电影节从上海国际电影节到北京国际电影节，以及独特性的“丝绸之路”电影节、海南国际电影节等等也陆续吸引着他者的眼光，弥补了过去中国缺少国际性、多样性的电影节的缺憾。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电影的艺术质量在几年之间也显著提高。其标志之一是在同好莱坞竞争中，中国在市场上持续占据超大半壁江山，比如2019年鼎盛时期国产片份额超过了64%，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国产影片超过83%的份额，这一上升趋势从现在来看在持续保持着。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电影本身的艺术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电影的艺术创造赢得了中国老百姓的欢迎。从优秀作品产生的近况来看，中国电影的确开始攀登上又一次新高潮的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电影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应当从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开始了，中国电影从在20世纪30-40年代的高潮时期，就构成了相互之间的连结。而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一直在构建自己的规则，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并且促使中国电影形成新的高峰。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电影的关系，必须从价值观、本土标准的判断和新主流创造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说明。

价值观坚守是看待中国电影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重要根本所在。中国电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根本上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观，即电影的人民性。换言之，为人民而揭露旧时代、为人民而创造新生活就是人心表现的价值观呈现。

（一）从一切为了人民出发而揭露统治阶级压迫统治的30年代价值观，正是中共介入电影创作的动因。因为意识到在现代的都市生活中和大众传播上，电影具有无限的魅力，因此，党决定由以瞿秋白、夏衍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介入电影，成立电影领导小组，在暗中以党的思想也就是自身的价值观开始，促发和引导中国电影的发展，从此中国电影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视野。以夏衍最为凸显，他从对茅盾的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的改编开始观照社会现实。“共产党人以编剧顾问名义，打入电影界后，除了写作电影剧本外，还要帮助修改剧本，改编剧本。”[3]7-11更多编剧加盟电影业，将自己对于时代的观察和对生活的揭示投注到影像创作之中，形成了30年代左翼电影人对于电影编剧的影响力。进步的电影导演也在自己的创作中，以更多地揭露现实、表现压迫与反抗而创造优秀的电影，通过艺术化的手段表现社会现实，引领着时代发展。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借助30年代主要的传播手段，即纸质媒体的影评来影响电影人、宣传感召大众，包括对旧势力、旧文人的所谓“电影不能作為阶级工具，只是休闲和艺术”的斗争，对所谓“眼睛的冰激凌”“心灵的沙发椅”等倾向的斗争。在多管齐下的背景下，中国的进步电影人形成了一种对于现实主义表现的出色潮流、一种后来被认为早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表现的创作趋向，成就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厚重的底色。

在这其中，本质上的代表先进时代方向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即为人民呼唤，表现人民的现实生活，对压迫人民的旧时代的抨击，成为受众的欢迎所在。包括为女性伸张多重痛苦的《神女》，表现在时代压迫下民不聊生的姐弟受难的《渔光曲》，表现知识青年在时代洪流之中无以为家的《十字街头》，以及他们在时代洪流之中碰壁的悲剧命运的《马路天使》等等，众多优秀影片夺人眼目，成为时代电影创作的高潮体现。本质为人民的价值观一直延续到创造出中国电影更多艺术精品的40年代，包括史诗之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现实主义深度表现的《万家灯火》，揭露旧时代的出色讽刺喜剧《乌鸦与麻雀》等，构成30-40年代中国电影第一次创作高潮。价值观的坚定性和明确性渗透，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电影，在历史上成为引导人们观照社会现实的重要媒介。

而其对现实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表现，在后来的70年代被世界电影人公认成为早于意大利现实主义而出现的现实表现证明。这种为人民的生存、为人民的境遇而创作的影像作品，它的政治性和时代性具有前瞻性和社会意义。

（二）价值观的延续遭遇到一次嬗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电影试图要建立自身的明确的文化规制。在这之中有得有失，但是很明显，试图为这个新政权而创作影像的价值观表现，以辞旧迎新即对旧时代统治阶级明确无误的揭露和批判、对人们迎接新生活的热情歌咏的进步思想倾向的激励，就成为新中国电影明确的趋向。在这其中自有其可能强化的不足，但政治性的强化是为了建立自己的规矩。虽然在一些时候，忽略了影像给予人们艺术蕴含力的影响，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十周年的前后，在中共高层的引导下，中国电影人集中力量来创造精品以印证中国新电影的光芒，的确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绩。我们今天能历数到的新中国电影出色的创作批量性地呈现在新中国建立十周年的前后，包括《祝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小兵张嘎》《董存瑞》《红色娘子军》《红旗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农奴》《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许多的优秀作品。它们在历史影像上也印证着中国共产党对于表现人、表现新时代的人、表现旧时代对人的压榨和剥削、表现时代的风云、表现生活的厚度的一种价值观。我们看到偏离了这种价值观的一些影像，会被历史的风尘所埋没；而给予人性揭示和人的精神境界表现的影像，会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凸显而出。

（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人民群众的对生活的渴望开启了一些新鲜的创作。“过去优秀的影片与人民重新见面，打破万马齐喑的文艺创作局面，创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电影作品，始终是电影人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4]22-29如人们不断地提到的控诉“四人帮”对人压制的《苦恼人的笑》，表现在战争年代寻求亲情和友情的《小花》，表示特殊岁月人们艰难生存的精神表现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都是具有历史意识和反思的新探索。在人性的表现上，改革开放给予了更开阔、更包容的表现，包括对于女性表现的《良家妇女》《乡音》《乡情》，还有对于现实生活中人们生活形态表现的《人生》《老井》《野山》，特别是第五代出现之后，聚焦于人性坚韧性的《黄土地》《一个与八个》和对于打破旧束缚的《黑炮事件》，一直到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金熊奖的张艺谋的《红高粱》等等。人成为影像表现的中心，人文关怀、个体情感和艺术成分在改革开放之后愈发显得凸显，这造就了80年代中国电影多代导演们聚会而取得辉煌成绩的又一次高潮。价值观的表现一直在延续，到以后的中国电影的表现之中又不断嬗变而产生变化。

三、当下电影现状的判断标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电影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成熟时期，即新的高潮时期，显然其前提是判断标准的确立。对于中国电影的高潮的标准如何来判断，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人们心目中一定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会认为只有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出现那才叫标准。于是，世界上的最高标准其实蕴含的就是超越自身的域外的标准，从合理的程度来说，就是世界能够接受的世界顶尖的作品它的合理性，是以为有一个最出色的电影的标准，比如世界电影界得奖的频繁度，比如被奥斯卡奖以及欧洲三大电影节等等认可。总之，人们无形中会认为在他们所看的各种电影之中，会有一个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但其实这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以西方标准为中国标准的期望可能有另外一个合理性，就是由于电影来自于西方，因此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电影的评判标准，尤其是好莱坞的商业电影的标准、艺术电影的标准等等，都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判断电影的标准，于是这种是否具有高潮性的论定就应该由此而立，长期以来这一认识决定着对于中国电影的判断。我们看在新中国建立之前、20世纪30-40年代的电影的确是在70-80年代的时候到了意大利，西方的世界电影史家惊讶地发现原来30-40年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电影已然可以获得超前的论定，这就是西方的标准的评判和我们认知的吻合。但当人们重新来审视30年代中国共产党引导和影响下的电影，即所谓早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揭示现实电影，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以他们的为人民的价值观而去鼓励和进步的电影人的努力创造的。但是这里的问题的关键，就是西方认可和我们觉得电影的确好的合拍，于是，电影的高潮就自然而诞生。

同样道理，第二个被西方认可的时机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主要是以第五代电影人他们对西方电影语言的学习和借鉴，而创造出独有特色的东方电影的风味。所以，第五代电影人的品质和他们独特的艺术创造，的确在国内被认可又在世界电影节频繁得奖，尤其是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电影所创造的和世界潮流最接近的趋向，因此在中西方都得到认可。所谓的西方标准在其中起的作用就放大取代我们自己的认可而成为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电影的标准其实也是颇有疑惑的。人们对于《野山》所谓换老婆的故事争议不休，在金鸡奖的评审上也是众说纷纭；人们对于《芙蓉镇》电影的矛盾争议；《 人生》中高加林、刘巧珍所表现的所谓始乱终弃情感在报刊上引发很大议论争议； 人们对于女主人公满口“我随你”这样顺从的《乡音》所表现的电影都争论不休……原本是复杂性表现我们自己的生活而具有深刻性的故事，却被不同意见和评价弄得众说纷纭。于是我们看到，人们期望有一槌定音的标准来认可，然而民族化的表现影像未必会被西方所认可，而西方的电影语言运用娴熟的创作才能被称道。再后来从《菊豆》到《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被国内批评成是迎合西方的那种趋向，但是抵不住它们的确在世界电影节被提名或者获奖。这从相反角度也加大了对于西方判断的砝码。但无论如何，整个80年代，第五代电影人作为最大标志的影像获得世界的认可，表现和成就非常突出。我们也许需要思考，其实第三代电影人以谢晋、水华等所代表的一些出色的影像，也曾在国内遭受一些非议，比如说在政治上的《芙蓉镇》的揭示性、《天云山传奇》的前伸到反右扩大化的认识也被议论纷纷，然而它们的确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出色的影像。第四代电影人对于中国现实的表现赢得了国内很大的市场，但是未必在国际市场上取得很大的收获，因此他们反而没有第五代电影人那么出众，显然这里的评判标准有失偏颇。

于是在这个时期，国际电影节的认可会形成一个潮流，而这个潮流就无形中迎合着一种标准而推波助澜，以至于我们看到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国内的一些年轻导演即所谓第六代电影人，他们受制于政策和审查制度的影响，他们要使自己的电影获得认可，只能通过不同渠道输送到国际电影节，去投合或者去评奖以此获得关注和认同。这正是中国社会无形中所形成的一种评价标准，所以第六代电影人想方设法把电影拿到国外电影节去评价，从根本的角度来说，是认为那里是一个比较“公正”的世界性评价，以求“墙外开花墙里香”。然而我们知道哪里有公正的评价，西方人都认为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都有各自的选取标准，偏重也显然不同。不同国家的电影节，从卡维罗发力电影节到莫斯科电影节，我们可以确定说不同的电影节都习惯有自己的一些取舍，而显示出独有的不同于他人的标准，故此有意规避和他国电影节的趋同，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显然，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也是事实。

我们要说的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中国电影，能不能以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认定的好电影来做评判？显然在过去并不太能够实现，所以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依然有许多国内票房非常好的和影响较大的好电影，却被人们以《纽约时报》如何评价、国外电影节如何冷落、在国外的市场上没有得到热卖，以及国外影评人如何评价等不尽合理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必然的客观事实却成为对这些影片贬低的理由，这都在说明域外电影的标准未必适合对中国电影的评价。中国电影的价值观被忽视的弊端，也在判断电影上显露出来。

时至今日，我们该勇敢地提出我们需要本土的判断标准，我们必然要有自己核心价值观的认定。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出色的电影如同过去在国际电影节上受到欢迎一样，能够更多地“走出去”。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走出去”未必是评判电影的最好的方式，而国际电影节的获奖又不一定是绝对性的客观和合理。很显然，我们一些得奖的影片被国人诟病，称为是投合西方对中国的歧见也有其來由。经过2020-2021年的世界局势给与我们的事实启发，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认识，意识形态会对电影的评判认知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样道理，我们应该扭转趋附于西方的习惯，要确立自身的价值评判。“不能简单以能不能达到西方市场的标准来判断我们电影的好坏，这是‘走出去衡量眼光里特别重要的守则。”[5]52-59我们当然希望有绝对的国内国外一致认为挺好的电影，但是我们首先是要把电影供给国内市场，而受到国内大众的欢迎，乃至于从绝对意义上说，当中国真正强大了、中国市场足够大了，中国电影的专业性特征和艺术性的特征在慢慢改变，于是在国内市场上受欢迎的电影很可能就会影响到国外电影节乃至于国外的市场，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发展的热度增加和国内市场的扩大，我们已经看到好莱坞的电影越来越需要在中国市场上赢得利益，甚至很大程度上要以中国市场来抬高其总体的票房。有些影片在中国首映的票房甚至超过北美地区。这种转变更促使我们要确认本土文化的价值观，本土电影人对电影的热爱也必须得到尊重。进一步说，我们要以国内的标准作为首要的前提，同时更好地去适应能够走向世界，但是前提不纯，“毛”将焉附？中国电影首先是为中国人生产的、为中国人所需要的。经历过疫情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绝对的西方认可的东西，无论是拘押孟晚舟，还是无中生有地对中国新疆的污蔑， 这些都在重要的时候提醒我们东西方对峙的必然存在。用尽可能的善意未必能够换取西方对中国的同等对待，对中国电影也是如此。所以问题回到原点上，中国电影首先是为中国人生产的、中国人接受和感知的电影，中国人的评判标准在当下必须成为第一位的要素，因为其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在将来是有可能成为影响西方的价值评判的标准。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而舍本求末，那么评判电影的高潮也就失去可能。由此而论，上面我们对于中国电影现在的标准高潮的认知是具有它本身的合理性的。

四、主流价值观演进的意义

由此，在论证中国共产党给予中国电影几次高潮所坚守的价值观的意义，判断中国电影高潮必须回到自身，就需要观察体现中国电影价值观的所谓主流价值观在电影上的变化，包括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后对于价值观认知的起伏和游移，也有过注重政治概念的偏向和“文革”时期被极左的改变而走形。但中国共产党不断纠正对于主流价值观的艺术表达的游移，而始终没有放弃坚守其价值观的根本，即人民性的原则。

我们重点分析在改革开放大势下，电影的价值观表现的形态聚焦在从“主旋律”倡导，到“主流电影”呼唤，再到“新主流电影”展开的不同阶段的价值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改革开放之后，电影的多样化、多元化和多样导演的创作形成了一个兴盛的局面。1987年，电影主管部门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主旋律的倡导本质上是坚守的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如同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时必须要确立自己的新的电影体制、新的规制和新的行为准则一样。固然在那个时候有得有失，但是建立自己的规则的意愿是和主流价值观的初衷相吻合的。当主流价值观在倡导对于旧时代的毫不容情的批判表现和对于新生活的歌咏，就是辞旧迎新倡导的时候，自然需要以一个强力的方式来歌咏时代，于是由国家出面才有了新中国17年尤其是建国十周年左右涌现的一批出色影片，构成了新中国电影的高潮呈现。如同前面所说，站在中国的价值观和中国文化评判标准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林家铺子》《农奴》还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红旗谱》《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都是那个时代在艺术表现上和主流价值观上所创作的经典之作。其中“文革”时期显然是一种主观性远远高于艺术表现的一个失败时期。

（一）主旋律电影相关背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电影创作者放开视野向世界影像语言借鉴学习，向世界电影的优秀经验学习，才有了一次新的高潮出现。然而，从规制建立的角度来看，主流价值观如何得到体现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于是，1987年开始倡导主旋律电影就显然成为保证主流价值观的主动性要求，初衷目的是让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所要追求的能够在中国电影之中得到体现。自然，这种初衷很快就变成了一种略微走偏的创作取舍，即此类主题影片大多归类成为更多表现英雄人物、歌咏模范人物事迹，和对于一些领袖人物等相对狭小的领域的表现。演化开去只成为此类政治性创作的代名词，反而阻碍了主流价值观应该隐含在其中作为支撑而散发出对于美好新时代向往的光芒。主旋律倡导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弘扬和坚守主流价值观的表现，当其被一种既定的教化倡导及政治化凸显的影像表现所左右的时候，人们逐渐就以相对远离或者屈就这两种方式给主旋律电影做一些走偏的注脚。前者，就是只实现多样化的创作，导致人们知道观影时，对于刻意强调主旋律的电影敬而远之。因为这些未必很成熟的主旋律电影缺少艺术的细腻度和情感表现的深度，自然只能成为一个概念创作的某种程度上的代名词。因此，创作主旋律有时就意味着远离观众。而后者是指既然有这样政治上的倡导，于是，投机取巧的人们有时就把这一主题作为自己的方向，而不深入生活，不加以精雕细琢，只是以概念的方式去俯就主旋律电影而赢得拍摄可能。只有概念架子的主旋律电影，或者在艺术表现上深度不足，或者就成为概念代名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主旋律电影都在很大程度上默默地改变了本身是主流价值观精神的表现这样的初衷。当市场化逐渐到来，当海外的好莱坞电影分账大片进入中国抢夺观众的时候，不加拘束的影像创作和艺术多元化多样化的高科技和娱乐性的电影，就显然比情感空洞的创作更有诱惑力。

（二）主流电影应运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旋律电影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赢得市场的欢迎，也不能更深入地进行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又遭遇到市场选择的冷遇。因此，其遭遇窘境，使得人们需要思考什么样的电影能够既满足主流价值观的需要，又能扩大电影市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所以在新世纪前后，市场化的情境之中，人们更从评论界的角度开始来倡导“主流电影”这样一个概念。我们说“主流电影”的概念是从理性上意识到主旋律电影有它的不足或者固化的缺陷，也是为了更好地实施主流价值观的创作效应，和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实现电影更好的突围。实际上，主流电影的宽阔度和对于创作者的吸引力，显然远胜于主旋律电影。人们把进步的具备有社会主义价值观，同时也包容着原先的对英雄模范人物表现等更大的开阔的人民群众喜欢的电影，都纳入了主流电影。这种理论的倡导也从某种程度上为电影创作松绑，其实更好地实现了主流价值观的表现。于是，无论是从政治上、艺术的表现上，还是从创作者的热情度上、观众的欢迎度上，主流电影都成为了一个更为阔大的电影指向，其同时也是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要求，能容纳更多的优秀电影进入自己的范畴之中。我们也许可以说，这种默许的主流电影既符合中央的精神，包容主旋律电影，又扩大了主旋律电影的范围，而且它定位于积极向上，正是新时期国家和党所需要的进步的电影。它让许多人可以更宽松地去创作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好电影。主流电影业经提出，就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成为促使中国电影更宽阔、更开放、更多元化发展的一种动力。

（三）新主流电影。随着中国电影渐入佳境，向着又一个新的高潮迈进，时代促使着更加开放和更加包容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市场容量的电影的出现。此时，新主流电影的倡导就更进一步推动了主流电影向纵深发展，向更开阔的领域延伸。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6]41新主流电影最重要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朝着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影像文化、艺术文化的要求挺进。同时，市场也逐渐成为一个对于电影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对象。于是，结合商业、结合艺术、结合政治意识形态、结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方向进步的电影就酝酿而出现。几乎可以说，它有前面所尝试的包括群体性演员齐聚出现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等创造性尝试，更有在2016年以《湄公河行动》作为标志性的警匪片和主流价值观的国家形态电影出现，得到大众关注。这是一次很明显的新主流电影定焦而出发适应市场，又符合时代人们的娱乐需求，同时又是人民群众對美好生活期望合拍的影像消费对象，有着成熟的叙事技巧和市场感召力，同时其中深植着主流价值观，使得它具备时代的需求。由此出发，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形成了越来越具备由主流价值观隐含其中而不必强求显露，然而是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现实所需要的多样文化消费的电影新局面。多样的电影的创作渐次出现一些具有艺术创造性的作品，典型的如新锐导演毕赣的《路边野餐》；同时一些电影人包括贾樟柯、王小帅、娄烨等被吸纳进入主流形态创作， 他们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造就了一批颇具世界影响的优秀影片。新主流电影在得到默许并且成为一种更广大、更宽泛受众接受的创作和欣赏的对象的时候，事实上证明着主流价值观已经真正实现了隐含在影片之中的，宽容的时代所需要、所包容的出色表现。它的集中体现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我和我的祖国》与来年的《我和我的家乡》等影片为标志，形成了中国电影主流价值观更隐藏而其实更坚挺、从选材到表现更多样性更大度的艺术创作的探索。当中国电影在发展之中既有《我不是药神》《地久天长》《少年的你》《八佰》《金刚川》等社会关注反响大的显赫创作，也有藏地电影、艺术探索电影、纪录影片、动画影片等相对受众群落小的创作，这些都与新主流电影的核心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新的高潮的一种从容气象。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电影的确已经越来越走向成熟，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第四次高潮时期。这由许多创作出色的影片、自足的体制市场，还有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独特位置所决定，当然最重要的是以中国电影的创作队伍和市场大众对于中国电影的欢迎度， 以及经典作品的呈现为景观。其中，坚守中国的价值观成为中国电影兴旺发达最重要的保证，也形成了中国电影独一无二的自身的创作呈现。中国电影新的高潮也是呼应着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并且与之相匹配。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电影自身的认知成为中国电影判断的主要标准。而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出来的电影价值观的体现，从主旋律电影一直到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的呈现，保证了中国电影最大程度地包容电影创作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电影能全方位地呈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我们相信，在新百年的进程中，中国电影依然会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且再创造新的独一无二的电影的辉煌。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全文）[EB/OL].人民网. [2014-10-15].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1015/c22219-25842812. html.

[2]张猛.2019年中国内地票房642. 66亿元17. 27亿人次观影[EB/ OL].新浪网.[2020-01-01].https：//news.sina.com.cn/c/2020-01-01/ doc-iihnzhfz95723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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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万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