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

[摘 要] 进入新时代，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人民的美好生活期望值日渐提高，对乡村生活环境整洁度有了新的要求。但是，在建设美丽乡村、开展农村环境整治过程中，由于各方行动主体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侧重点不同，导致农村社会仍然存在一些矛盾没有解决。乡镇政府部门作为责任主体，在应对上述矛盾变化时也会依势而变，进而在落实上级指令和政策规定时往往采取理性化思维模式，呈现出多重行政样态。乡镇政府环境保护问题整改行为的行动转向和策略选择是基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的双重情境共同形构而自觉发生的，是在理性化思维导引下的政绩判断和现实选择。同时，这种双重场域形构下的理性化思维模式对于解释基层政府其他类似行政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

[关键词] 双重场域;乡镇政府;环保问题;整改行为;解释变量

[中图分类号] X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1）05-0062-10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1]。自此，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环境保护”上升为一项政府职能，明确规定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主体[2]。同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制度约束作用”[3]。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4]。但是，笔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在建设美丽中国、开展农村环境整治过程中，由于各行动主体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民众对美丽乡村的日常需求未得到足够重视，进而导致农村社会仍然存在一些矛盾没有解决，关于环境问题的信访投诉时有发生。生态环境部公布的信息显示，2019年，全国“12369环保举报联网管理平台”共接到公众举报531176件，其中，大气污染占50.8%，噪声污染占38.1%，水污染占13.9%，固废污染占6.8%，其他问题占7.0%[5]。《2020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当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208起，接受处理群众反映问题44.1万件[6]。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乡镇政府作为环保责任主体，为了应对时事变换，必然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进而表征为理性化思维模式下的多重行政行为。笔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社会学的角度入手，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深入解读乡镇政府环保问题整改实践的行动转向与运作逻辑。

一、问题与研究进路

关于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不仅政府部门较为关注，而且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我们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检索：一是关于环境问题引发的维权行动研究;二是关于基层政府行为研究。具体言之，首先，学界关于环境维权行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专注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与公众环境维权关系。有的学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居民的环境维权行为，不是将公众的环境诉求纳入污染治理决策，从而主动减少污染带来的危害，而是采取管制措施，对参与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或积极分子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惩罚与管控，以此减弱或减少其他群体参与集体维权的意愿[7-9]。二是专注于行动者维权方式的多样性，多体现为依势维权[10]、依情理维权[11]、以法维权[12]、混合型维权[13]等多种形态。弱势群体在具体实践中创造的这些环境维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能有效促进污染企业配套环保设施或者政府部门关停污染企业，减缓环境污染，从而达到自己的行动目标。其次，在基层政府行为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聚焦于作为制度运作和政策执行方式“变通”行为的研究[14]、对基层政权中“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分析[15]、对基层政府间“共谋”现象的分析[16]以及关于考核检查“应对”过程的分析[17]等。综观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行动者环境维权行动方面，还是在基层政府环境治理应对模式方面，在宏观层面上大多呈现为经济与政策上政府治理的总体性特征，在微观层面上呈现为维权行动手段或对象单一性特征，并且解读进路也是单一角度，如弱势群体的单打独斗，政府部门的策略应对，企业的消极反应等。同时，这些研究也多数是偏向于静态的社会现实提炼，对于基层政权治理的动态把握略显不足，从而对当下基层政府治理境况的总体性解释有待深入。基于此，笔者于2018年5月深入样本点，以D镇某居民区内环境污染问题整改情况为例，运用社会学质性研究方法收集资料并进行梳理分析，研究在中央环保督查政策背景下，乡镇政府环保问题整改行动策略进路是怎样转向的;在这一行动转向过程中，乡镇政府经历了怎样的行政思维转变，以及这一思维理念转变的逻辑机理是什么，其间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案例指向是2018年D镇政府整改环境污染突出问题。其后，笔者一直对他们在其他类似工作任务上的行政行为进行研究，如实施产业扶贫项目、增减挂钩项目等，均在扩展性上体现为乡镇政府一贯的行动思维，其行政习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同时，本文所说的基层政府与乡镇政府均指同一行动主体，研究目的并不在于一个案例的单独研究，而是以这样一个乡镇政府行动实践的分析路径来推演一些乡镇政府在开展类似工作时所采用的行动策略和思维模式，以及对学者们关于基层政府权力实践行动研究的观照。

二、双重场域——乡镇政府政策实践的一个分析视角

当前，在建设美丽中国、推进乡村振兴政策引领下，全国范围内所启动的美丽乡村建設项目对于改善当地农村环境、建设生态宜居乡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乡镇政府注重农村环境问题整改和人居环境提升效应。社会学视域中的环境问题与人的行为相关，而人的行为受环境和场域所形塑。因此，要追寻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乡镇政府政策实践的行动逻辑，就必须从行动者的思维导向以及他们所处的双重场域环境来思考。

（一）双重场域

场域是指“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18]98;场域的界限是由场域自身决定的，没有先验的答案，场域的界限在场域作用停止的地方。故而，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中有各种各样的场域，场域的多样化是社会分化的结果[18]99。从这里可以看出，场域不仅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单位;同时，场域具有多样性，如美学场域、法律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等。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将布迪厄场域概念进一步延伸，认为场域是群体的集合，提出了政治社会、市场社会、自然社会等概念。他们认为，政治社会是以独特的政治统治文化为存在方式的群体，市场社会是把经济的竞争行为应用于所有社会领域的一种文化群体，自然社会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群体[19]。在本文中，我们借用上述研究观点，按照“国家—市场”二元解释路径，将此结合起来应用到解释乡镇政府行动者政策实践行为当中，即将场域范围区分为政治场域、经济场域。

（二）理性化

人的行为离不开环境，也离不开由环境和文化所形成的非正式约束。诺思认为，人的绝大部分行为都是由非正式约束决定的[20]，是由特定场域情境限制所引发的，是理性思维引致下的自觉反应，也可以说是理性化行为。“理性化”一词最早出自马克斯·韦伯，是指个体合理地指向有意识的目标实现行为，“从目的合理性的立场出发，价值合理性总是非理性的。既不是情绪的，也不是传统的”[21]57。故而，在马克斯·韦伯眼里，理性或合理性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一步步彰显的过程可称之为理性化，它强调相应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实践[21]58。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对以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形成了霍曼斯的小群体交换理论、布劳的社会交换行为制度分析、格兰洛维特的网络结构理论，直至科尔曼的系统内部分析理论[22]8。20世纪90年代，科尔曼从个体行动者和法人行动者出发，发展出新的社会行动理论，并据此成为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合理性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23]按照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我们可以将理性化概括为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收益。同时，“由于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基础上”[22]87，每一个个体都是以平等自由自主的理性人身份参与社会活动。借助行政管理机构支配实现的理性化，在根本上是借助技术手段以外在方式来改变人所在的社会秩序[24]。因此，理性化概念及其建构方式可以揭示一个社会结构、社会行动的基本逻辑。正如布迪厄所言，“实践逻辑绝不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逻辑计算。它在紧急关头是起作用、以回答生死攸关的问题”[25]。在下文中，我们将基于上文场域的二元区分，进一步将场域概念与理性化概念进行联系，以解释乡镇政府环保问题整改行为的进路表达和逻辑机理。

三、乡镇政府整改环保问题的进路表达：一个案例呈现

21世纪，农村地区利用新媒体的范围和人群正在逐渐扩大，以在外务工人群最为突出。他们在模仿和复制既往事件基础上，利用网络空间虚拟化的身份界限，将维权显性行动进一步隐性化，采用匿名方式进行信访投诉，并经过多次投诉叠加的累积效应实现他们的目的。然而，一些乡镇政府在解决此类问题时，出于对政绩等多方面的考虑而采取的策略调整与行动进路也随之得以彰显。

（一）案例概况

2010年初，D镇所在县为申报全省规模养猪大县称号，号召全县各村自建养猪场，进行规模化养殖，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性补贴。补贴标准为新建或扩建猪舍面积达600平方米，补助8万元。在此基础上，每增加100平方米，增加补助1.5万元（不足100平方米的不补助），单户最高补助标准不超过20万元（含20万元） 1。县域境内凡存栏育肥猪150头以上、猪场距村庄200米以外的养猪户都可以申报该项目。在此政策影响下，全县各乡镇竞相发展养猪事业。D镇C村也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兴建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养猪场。其中，从这些养猪场的规模来看，董岗村民组阿保养猪场规模最大。在这一建设过程中，养猪场老板阿保（化名）为了尽快拿到补贴，加之政策鼓励，很短时间内就将猪场建设完成（距离董岗村民组较近），并购买猪苗进行规模化养殖。养猪场建设期间，阿保仍然采用传统养猪场建设模式，没有安装任何环保设施。猪场建设启用后，村民虽然感知到猪场周围环境异样，但是基于传统乡土社会风俗影响，也没有多加注意。在他们的认知里，农村养猪是常事，只不过阿保多养了几头而已。慢慢地，村民们发现，阿保养猪场建成运行以后，畜粪直接排放到村口一个水塘里。尤其是到了夏季，水体恶臭难闻，臭味顺风飘向村庄。长此以往，周围村民不堪忍受，开始不断进行信访投诉。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以来，关于该镇养猪场污染环境问题网络信访投诉有100多件2，其中较为集中的就是对阿保养猪场的投诉。

（二）进路表达——行动转向的实践策略

乡镇政府行动规则是在所属体制内按部就班的行政运作。可是，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由于诸多因素制约，导致处于这一体系内的行动者会基于本能与理性考量而在行政运作方式上有所调整，进而形塑出他们行动策略的转向进路。

1.初始应对阶段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反映了基层工作的繁杂和艰难。面对诸多目标任务，基层政府行动策略多数是根据任务輕重缓急来区分的，是一种基于理性思维考量后的现实选择。譬如在上述案例中，D镇政府在接到上级批转关于董岗村民组居民的信访投诉件后，或者按照程序化方式予以回复，派人实地了解情况并敦促企业主予以解决，至于企业主最终是否解决则不关心;或者派人到董岗村民组实地查看后，象征性约谈一下企业主，要求他们注意居民的反映，在养猪场污染问题上想点办法以减少周边居民的抱怨和不满。之后，乡镇政府部门以信访件已经办结上报给上级信访部门。然而，养猪场污染问题仍然存在，村民信访投诉仍然继续，上级批转件依旧按照流程在运作。D镇政府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处理董岗村民组村民投诉事件，他们或拖延，或安抚，或做一点表面文章，表征为他们在初始阶段的消极应对行为。

2.部分整改阶段

现有的科层制下，由于目标管理考核常态化推进以及体制内的晋升逻辑，基层政府行动者行动思维大多是追求职业前景与达到职务预期。为了应对上级考核压力，一些基层政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部分整改，其主要工作策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怀柔政策，采取拖、推等敷衍方式;另一方面是威压政策，给村民施加一定的行政压力。如D镇政府针对董岗村民组环境污染问题，采取对水塘内垃圾漂浮物进行了阶段化清理，对恶臭水体撒石灰进行表面净化等，以达到短期内河道水体洁净以及空气污染率降低的效果，从而减少居民投诉频次。同时，D镇政府干部还到村民组召开碰头会议与现场会议，采取责任包干等方式，要求村组干部上门入户，多样化化解村民情绪，呈现出他们行动路径上的部分整改策略。

3.彻底整改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中，环境问责成为整个国家问责制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26]。D镇政府上述行为并没有彻底解决养猪场污染问题，村民信访投诉仍然没有中断。这一阶段，为了避免由于环境问题而被“一票否决”或者被启动环境问责机制，D镇政府对董岗村民组污染问题愈加重视，并表现出政府官员内心生发的理性思维，将政治场域内政绩观的考量作为重点。为此，该镇专门召开党委（扩大）会，研究解决办法，成立了以镇长为组长的环保问题整改领导组，组建专门工作小组，限时限期完成环保整改任务，即在一周内将镇内同样规模大小的4家养猪场全部拆除。

D镇董岗村民组居民群体信访维权方式从过去的“身体在场”和具有明确的信访主体，转换为网络社会“虚拟身份”和信访事实的存在，并通过这种“虚拟身份”反复信访与“隐身”，有效实现了他们面对“熟人社会”血亲关系而不便直接发生冲突时的环保维权。同时，由于责任连带关系作用，基层政府绩效往往也决定着地方政府（部门）的绩效，因此必然引致上级领导的重视和施压。进而在这两种情境压力下，实现了乡镇政府行政策略的实践转向。

D镇政府这一行动策略转换和路径表征，从初始应对到部分整改再到彻底整改阶段，从根本上来说，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并不完全是其发自内心的真实行动，而是基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压力基础上的被动转向，是基于理性思维考量下利益最大化的现实策略。周雪光和艾云认为，科层制逻辑致使一些基层官员极力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以期有利于自己职业生涯的晋升或者不被淘汰[27]。D镇政府官员也是如此，他们的行动策略路径转向也是为了达到他们所着力寻求的个人职务预期。

四、双重场域视角——乡镇政府整改环保问题行为的解释变量

D镇董岗村民组环境污染问题在村民持续信访压力、中央环保督查政策压力以及上级政府领导的压力下，几方共同发力让D镇政府行动者最终采取彻底整改的办法，即拆除了其辖区内几个具有较强污染面的规模化养猪场，还给村民一个洁净的生活环境。在当下建设美丽中国、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下，生态宜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这就必然要求政府部门时刻心系民生福祉，在民意框架下思政、谋政，以人民满意为基本要求。按照洪大用的观点，“当今环境问题不仅反映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而且越来越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调，即欲望的无止境扩张”[28]。行动者个体在具体实践中的谋利冲动和理性思维，必然引致其他行动者行为的连锁反应，进而衍生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整改行为的几个阶段。下文中，我们将从行动者所在场域视角来具体解读乡镇政府多样化行政策略的内心驱动及其行动机理。

（一）政治场域视角： 政府官员自身的政绩考量

制度体系下的基层政府，在行为策略和工作程序上是有着严格的操作流程和职务等级的制度安排，進而表现为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和任务庞杂，基于注意力聚焦的偏向以及政绩观的考量，有的时候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会采取“选择性执行”策略[29]，即一种基于自身角色特点和利益考量后的理性选择。当上级政府部门严令要求执行中央环保督查政策时，乡镇政府必然会在中央环保督查组的要求和上级政府部门的严令等因素下多番考量后，选择适合自己体制目标的最佳策略行为。

1.中央环保督查组的要求

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工作职能逐渐从农村撤出，从汲取型政府转向悬浮型政府[30]，从“要钱要粮”转向民生为本、服务农民。但是在现有镇村工作体制下，由于服务型政府尚未完全建立，一些基层政府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生观念，其在执政思维上仍然抱守经验层面的行政惯性。在本文案例中，董岗村民组养猪场污染事件时日较长，村民们关于环境污染维权行动也一直没有中断。尤其是在中央环保督查组进驻该省以来，在新闻媒体等显著位置设置了投诉微信公众号、投诉电话和投诉信箱。这样就给董岗村民组村民提供了新的投诉渠道，进而燃起他们继续信访、解决问题的内心期许。他们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不停地通过电话和网络留言以及微信图片等方式向中央环保督查组反映该村污染情况，希望能够引起上级部门对于此类问题的重视。在中央环保督查组进驻该省督察后，该省各地政府部门纷纷重视对往年环保突出问题的整改。D镇政府也明显感觉到了来自中央环保督查组的压力，促使他们在环保问题上行动转向。

2.上级政府部门的严令

居民群体对生存环境的美好追求以及安全第一的理性考量，促使他们在社会理性基础上在网络中以隐身状态不断进行环境维权行动，其诉求对象均是上级政府部门。而上级政府部门面对中央环保督查组的要求，多次作出专门批示，严令基层政府要尽快处理好此类问题，如“镇政府要认真反思，系统排查，全面整改”，“（某某）同志……望保持政治上的清醒，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切实扭转被动局面”，“镇政府要细化措施，强化执行，尽快全面整改，确保在中央环保督查中不被当作典型整改对象对待”1等。环保问题整改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其间矛盾较为突出，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在这一整改过程中，一些基层政府会基于理性思维，倾向于策略式地规避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31]。进而，在层级体系框架下，D镇政府接到上级政府部门严令后，必然会有相应的行政转向，正如上文所言的从部分整改到彻底整改。

（二）经济场域视角： 市场主体（企业主）的利益考量

在经济场域中，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总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32]，不断催发出它们的内心需求和行为转向。这一场域的行动者基于“经济人”理性选择的考量，会在最大利益上寻求获得感，甚至有时候会为了牟取暴利而不择手段。因此，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决定了其行动策略，即使他们考虑社会结构的影响，也在根本上源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理性考量，甚至认为社会关系反映了市场的力量[33]。本文中的案例D镇董岗村民组养猪场污染事件是政策执行过程的溢出效应。在兴建养猪场初期，D镇政府在执行上级部门关于兴建规模化养猪场过程中，基于政治利益考量，没有对操作流程严格把关，没有严格要求企业上马环保配套设施，进而导致养猪场污染事件多次发生，引发当地村民群体持续信访和上级领导密切关注。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身处政治场域的基层政府主体还是身处经济场域的市场主体，均是着力于理性思维权衡后的现实考量，即政府部门所寻求的是尽快出政绩以及GDP增长，而企业主遵循的是少投入、多挣钱，从而达到他们相一致的内心期许目标，进而选择性忽略后续环境污染问题。直至养猪场污染问题频发引致村民群体频繁信访投诉后，D镇行动主体基于经济以及政治利益考量，专门约谈养猪场场长阿保，要求其尽快投资安装环保设施或者采取彻底拆除等办法减少污染，平息当地村民怒气。但是，阿保养猪场是一个市场主体，阿保是经济理性思维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者，他会基于经济利益考量是让自己的市场业态受影响，还是转移投资其他产业。

诚如韦伯所言，“科层组织内的官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在组织里有自己的职业生涯，成为专业化的人员，其毕生的职业生涯的追求就是在组织制度里不断地晋升”[34]。在本文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D镇政府官员针对自身角色定位和政治场域的情境建构，是为了回应中央环保督查组和上级政府部门的严令而采取的选择性执行策略。而在经济场域的理性行为也是基于个人职业生涯的考量，基于自身内在的政治身份和职务要求，是一种理性化状态下的政治行为和政绩判断。在本文案例中，存在中央环保督查组和上级政府部门的行政压力、村民群体反复信访的民生压力以及市场主体（企业主）经济补贴过高要求而日渐拖延的现实压力，在这双重场域视角形构下的情境压力下，D镇政府官员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绩提升，开始了他们的行动转向，最终采取现价评估、财政补贴等方式，一次性拆除污染较大的养猪场，实现经济理性让位于政治理性的行动策略。

延伸来看，D镇政府官员基于政治利益考量后的微观经济行动，充分体现了他们的行动规则。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经济理性，为了出政绩，崇尚以GDP论成败的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当经济理性和政治理性相冲突时，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选择经济发展上的妥协和政治站位上的引领。D镇政府官员的行动转向正是这一解释的最好注脚。无论是中央环保督查组的要求，还是上级政府部门的严令，抑或是村民群体的持续信访投诉，只要没有危及他们的政治地位，没有形成“一票否决”的后果而令上级领导对他们的职位进行调整，他们的施政策略就会是多元化的选择性执行，即一种基于政治理性的现实选择。一旦发生诸如面对自上而下的行政情境时，他们会采用另一种行政策略。

五、结论与建议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制度体系内行动者来说，在涉及与政治或政绩相关联的任务上，经济的计算往往服从于政治的考量。乡镇政府在面对双重场域情境约制以及理性化实践过程中，不仅要面对来自上级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还要承受来自民众自下而上的强烈诉求，以及企业主的拒不配合和经济利益追求。这种多重情境极易引致政府主体基于利益考量后的行政转向，这从本文D镇政府环保问题整改实践可见一斑。然而，这一行政实践和策略转向，并不完全等同于过往研究中诸如变通、共谋等乡镇政府政权的运作逻辑，也有别于其他学者关于此类问题信访诉求对象的利益宣称和解释向度的不足。故而，我们提出一个包含政治、经济的双重场域形构乡镇政府行政实践的分析架构，以图对已有关于解释基层政府行政策略研究的延伸与补充。

进一步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上文所呈现D镇政府关于环保问题整改行为只是基层行动者多重目标任务的一部分，在多数情况下呈现出他们对时间和内容方面的注意力偏向。因此，我们在具体分析基层政府类似行政实践时，既要考虑其在特定场域内的现实考量，也要探究其背后的运作逻辑。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这意味着不仅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诸领域、各方面与全过程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尤其是在当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策语境下，基层政府更要做好表率。而要实现政府行为对上级指令和民生保障等方面的有效衔接，发挥基层政府的内在职能，我们还是要立足政府自身，从制度体系、行政实践和民生保障的角度构建解决策略。

一是在制度体系上，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注重绿色发展、科學发展。基层政府要坚持科学发展意识，着力打造诚信政府，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层政府的根本执政方略，保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同时，在目标考核体系设置上要防止出现考核内容设置过度追求GDP的单向度聚焦，避免基层政府行为的短期效应与行政注意力偏向。要立足新时代，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事业和谐共进，把“五位一体”建设纳入基层政府考核序列，同等部署、同等考核，进而引导基层政府可持续发展的行为走向。二是在行政实践上，要不断增强法治意识，做到依法行政。基层政府要主动学习法治知识，形成法治思维，做到依法依规与市场主体打交道。要用法治的思维思考问题，在法治框架内抓好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同步运行。三是在民生保障上，要时刻树立民生观念，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基层政府要牢记民生为本，在民生保障上实践基层政府职能，彰显社会民生效应。要扎实开展“五级书记大走访”活动，多深入一线，了解群众需求，帮助群众解难事、办琐事，切实把民生理念扛在肩上，把民生需求放在心里，努力实现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如此，通过意识形构、制度约束和政策激励等多种方式避免政府行政实践中的注意力偏移行为，进一步减少基层干部的注意力偏向，进而实现基层政府行为的精准聚焦，实现“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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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浩芮]

Analyses on Township Governments Rectification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blems under Dual Field Domains Structure

Chen  Ji

Abstract：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people have growing expectations for better lives an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rural areas. However， some contradictions remain to be addressed in rural society due to different approaches or emphases of work by various acting partie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carrying out rural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s the subjects of responsibility， township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ten adapt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nd adopt rational mindsets while implementing the orders， policies or regulations of superior departments and thus demonstrate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patterns. The action and strategy options of township governments in rectify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blems are spontaneous based on dual circumstance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 domains. They are both performance judgment and realistic choi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rational thinking. Meanwhile， this rational thinking under the dual field domain structure also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in explaining other similar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Key words： dual field domains; township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blem; rectification; explanatory vari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