菡萏

一

母亲用手在领口比画着说：“你说，我里面穿件啥？”

“那不是有套白色中式立领衣服吗？”我答。

“嗯，那是在那边平时春秋天穿的，得七件呢。”母亲若有所思地说道。

母亲一定觉得那个世界长长远远，有四季轮回，可以出门，过日子，迎来送往。

我进门时，刚落座，她便兴奋地说道：“看不看下我的衣服？”

“啥衣服?”

“走时的衣服呀！都准备好了，免得你们到时抓瞎。”母亲语气平静，但也掩饰不住喜悦，像完成一件大事。

这几年母亲老了，起身时，总在沙发上颠一下，再两手撑着站起。曾经的母亲多轻盈，做事灵巧，像变戏法。

随母亲进入卧室。她打开柜门，蹲在地上，在一个角落吃力地掏摸着。随即提出一个包裹，放床上，一件件往外拿。这是你爸的，这是我的。一样的紫红老缎，一样的纯白中式衣裤，两人一模一样。衣服摊在床上，招招展展，像片云霞。坐在母亲床边，看着她爱惜地从领口一遍遍摸至衣襟，像抚摸自己的孩子，又似抚摸自己漫长的一生。

多少钱？我轻声问道。两千八，母亲答。价格真不错，人家说真丝的，不贵，专门做装老衣服的地方。

我没有摸，没有靠近这些衣服，隔着十万八千里，好像一摸，母亲就没了。那是背转身去的痛，或无言的啜泣。我的母亲是要活着的，且永远活着。不为她的命，只为我无法接受那样残酷的现实。像冰冷的刀，插在暗夜，怕那一天的到来。

瞟眼过去，那暗红衣料竟闪着新鲜的血色，艳得活泼。极好的手工，领子硬硬的，面料并不十分柔软。我怀疑不是真丝，话没出口，母亲仿佛看出我的心思，轻描淡写地说道，是真丝的，很多人在那做，生意好得不得了。母亲的眼神里有满足、落寞，也有欣慰，穿过这簇簇新的衣料，后面是不是一个千军万马幸福的未知世界，谁也不知道。

是否真丝又若何，只要母亲喜欢。母亲也上当，去听课，买小区免费就诊推销的药，一买几千块钱的，不放心，让我上网查，然后安慰自己，不贵不贵，挺好使的。凡是药对她都有用，不见抱怨，也不见生谁的气。

我想说那些人专门哄老头、老太太的钱，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怕她觉得儿女们嫌她吃药贵，那钱本也是她自己积攒的。

“外边就穿你给我买的羊绒大衣，那件好，宽松。”说完她又拿起一双布鞋，“这鞋是你弟在网上买的，老北京手工。”

黑面，绣着大朵牡丹。我接过鞋，翻转过来，密密麻麻纳的底。这几年，越来越不喜欢民俗的东西，太艳，唱戏一般，热闹到冷。

“挺好。”我说。

“不贵，七十多块钱。淘宝淘的。”

“还有呢！”母亲神秘一笑，说着起身打开衣柜，又提出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两个大镜框，一个父亲的，一个母亲的。

“到时候你们一挂就完事了。”

那个“到时候”，是不是沙迷了眼，痛得睁不开，可母亲说得如此轻松。

父亲穿着西服，打着鲜红的领结，挺精神。母亲着一件水粉色半截袖，神情落寞，眼皮浮肿，竟有点严肃。咋不用张慈爱的，那么多好照片？母亲踌躇道，专门照的，有个就行了，一个意思。

床上的一切，便是父母到那边的一切。所以那一定是个修行所在，像婴儿出生。或许婴儿都不是，至少没有沉重的肉身。

二

回来时，在路上捡了一枚落叶，一半黄，一半绿。进卧室，拧亮灯，用毛笔写上“白露”二字，夹在新买的《小团圆》里，真是秋了。张爱玲客死异乡，几天后才被发现。我会不会也如此，谁又能预计自己的未来，不知道她想和谁团圆，书中人吗？

父母的墓是去年买的，在八岭山。去的那天，树叶摇晃着金粉，满天梨色，晴朗到不忍直视。站在半山腰，极目远眺，密密麻麻的墓碑，还有一湾逝水。父母自己选的位置，光线新鲜，风从岭上吹过，头顶是游移的云朵和巍峨的白塔。“家安在这好，干净，淹不到。你姥姥、姥爷的窝在洼地，一下雨不就泡水里了吗？”母亲像自语，又像反问，语气里满是心疼。

买墓的钱是父母攒的，二老的退休金并不多，但不妨碍合理安排生活，朴素中的宽裕。

母亲说起三姨。你三姨就这几天的事，水米不打牙好久了，靠点牛奶维持。快九十了吧？我问道。差一岁，小影在电话里哭，这一年，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搂着小影喊妈，问咋不管她了。

影姐姐是三姨的女儿，一直照看三姨。

前几天，三姨的身体看着看着就凉了，医生说躲不过当晚。一个个打电话，孙男嫡女都来了。穿好衣服，三姨竟悠悠醒来，忽睁眼望见自己的新衣。脱下去！果真脱了下来。说，大凤来接她了。

影姐姐在电话里问母亲大凤是谁。母亲道，你大姨呀！三姨还梦见给母亲介绍男朋友，大高个，漂亮得很。三姨闹着要出院，去影姐姐家住，去了又糊涂，夜里骂人，一夜夜地骂，骂媳妇、女婿、女儿，就是不骂儿子、孙子。清醒时，影姐姐逗她，你给老姨介绍的男朋友，高不高？三姨说话已不大顺溜，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费了好大的劲，高！声音直直的，像顶着十万大山。漂不漂亮？漂—亮。拉着长音，转不过来弯。母亲最小，影姐姐嘴里的老姨，便是母亲。

我年少时在老家，没见过三姨，见得最多的是舅舅、舅妈。父亲总说三姨冷，言下之意他的姊妹们都热情。母亲听了并不做声，时不时点下头，又回转味来：“呃!你三姨就那人，不亲近人。我十二三时，被你姥姥派去帮她带孩子，你三姨父在冰糕厂上班，家里困难，下班后批点冰棒，补贴家用。你三姨一上午也卖不出去几根，脸小，杵在那，不做声，谁知道箱子里装的啥。我让她在家看孩子，替她出去卖，得喊呀！”

“糖豆羹！糖豆羹！一路走，一路吆喝。过去管冰棒叫羹，糖豆羹—现在的绿豆沙。”母亲解释道，“不到半个小时，就卖完了，那叫两大桶。”母亲两手上下左右比画着。那种保温桶我小时见过，比暖瓶大，上面有个圆盖。为盖严，包个花手绢。同学的母亲卖冰糕，戴个白帽子，推车沿街叫卖，冬天也卖。

“你三姨父不放心，跟着我，回去对你三姨说，看看人家她老姨！后来我参加工作，一九六二年被精简，去干临时工，你三姨给我介绍朋友，长得都不好看。我就这命，想找一个漂亮的，结果还是找到你爸这样厚嘴唇、长眼皮的。”

母亲轻言细语地说着，隔着长茶几，对面沙发上的父亲忽大声道，就你好看！

母亲顿了顿：“你还听到了！”父亲已有点耳背。

“你爸好，你爸人好。”母亲提高嗓音补充道。

于母亲，那些往事可以一遍遍回忆，甚至擦亮许多暗淡的记忆。

“你三姨父好，你姥姥走后，怕你姥爷孤单，接到他家住。天天弄小灶，睡前，放一个瓶子在你姥爷床头，伸手就可以够到。你姥爷有气管炎，咳，咯痰，早起连水带痰一罐头瓶。你三姨父又倒又洗，从不嫌脏，夜壶也是，你三姨不大管。一日，只你影姐姐和你姥爷在家，小影出去买东西。你姥爷在楼下坐，交待邻居告诉你三姨，他回了，在这实在太麻烦他们了。”

不久后，姥爷去世，三姨父前几年也走了。

我十二岁那年，影姐姐带我到长春的二百货，买了一件粉色套头尼龙衫，领口一转碎花。二十元钱，一九八〇年，是笔不小的数目。衣服我穿了很多年，一直到高中，领子已洗萎了色。那年，影姐姐才参加工作，二十来岁，清秀，梳着两根麻花辫。前几年我随父母回去，影姐姐已蹉跎成一名中年妇女，这浩浩荡荡的光阴，把青春都庸俗掉了。

三

有次，我和妈回老家去看姥。灰蒙蒙的天，景物迟缓，满街黄色面的，并没有现在的出租车。八元钱，我浑身掏摸着，一分钱也没有。问妈，带钱没？妈翻遍荷包，将将凑够八元钱，一个个硬币付给司机。到姥姥村，黑乎乎静悄悄，只村口一座土坯房亮着微弱的灯。我忽发现自己两手空空，没给姥买东西，焦急地对妈讲。妈不言语，犹豫了一会说，到村口诗琴的小卖部赊点。

灰暗的货架，摆着面包、饼干，没看到诗琴，但手里已提着蛋糕。

进到姥家，又恍若白天。屋里干干净净，刚扫的地，洒着水。空荡荡，一排镜框挂在墙上。喊姥，没人应。站在地中间，侧头旋转着，四周的墙壁、壁上挂着的镜框、框里的黑白照片也跟着旋转。姥！姥！姥！我喊着。

忽明白姥不在了，便对母亲哭喊道，姥不在了！姥不在了！我们回来晚了。

声嘶力竭后，把自己哭醒，眼角还挂着泪。儿子的小手指勾着我的耳环，眼睛睁得大大的。那时，我才结婚没几年，并不穷，诗琴姐也没开什么小卖部，房子敞亮。姥姥、姥爷在我十一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活着或逝去对我并没太大的影响和意义。离得那么远，仿若两个尘世。在我的意念里，没想念过他们，也从未为他们洒过泪。

但一个人的身体里埋着火山，不知啥时候就会喷发。于黑暗，自己莫名的地方燃烧，蠢蠢欲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老家读小学，有一年父母探家。母亲第二天回娘家，拎着那个年代流行的土黄色提包，兜里放着一盒北京糕点和两瓶罐头。冬天，她穿着灰大衣，有点大，罩着瘦弱的身躯。冷风里，推着一辆自行车，东西夹在后车座。我没和她回娘家，被怂恿着赶出胡同，从后车架抢回一瓶罐头。母亲正要蹬车走，我抱着冰冷的瓶体，并不曾理会她的目光。她是否尴尬、落寞、痛心，都不知道。

前几天，我提起此事。母亲笑道，呃，我早忘了。还有这事？你们都小，不懂事。

母亲倒是越长越漂亮了，眼神柔和，皱纹堆在眼角，低头笑时尤为慈爱，像一朵金色的花静静绽放着。亦如当初姥姥盘腿坐在那，一身黑衣，打着绑腿，戴着半旧的黑丝绒帽。一张白净的脸，老了也不见脏，端端正正，从不见高声说话，倒有几分豪华的气息。

那性格才叫好！母亲说道。

成年后，我渐晓人世，对一些你家、我家、娘家、婆家的腔调，实在厌烦。狭隘，人性的致命伤，很多矛盾皆人为。自私，庸俗、偏执的代名词，若不是太恶，人大体都一样。

岁月迢迢，需要一双宽怀的眼睛。每个人都将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比如这看似无缘无故几十年清晰如昨的梦。

四

后来，父母把两个弟弟托给邻居照看，回来接我。走时，去长春火车站找大舅，大舅穿着四个兜的灰制服，坐在办公桌后。母亲低低唤了声哥。大舅把我们送上车。大舅个高，我和妈坐在列车员的乘务室，从车窗与大舅挥手告别。

在北京出站时，乱哄哄。一个穿蓝制服的女工作人员站在圆台上，似前些年十字路口的交警，巡视着过往旅客。母亲牵着我，夹杂在人流里。你，你，你，也许母亲神色不安引起工作人员注意，工作人员指着母亲道，说的就是你，站住。票！票！急吼吼的声音。母亲拿出票。从哪上的车？丰台。怎么是补的票？没买到。咋进的站？母亲答不出，丰台那个小站她压根没去过。沉默，母亲像木头沉默着。问你呢，听到没？母亲还是沉默。就你一个人吗？母亲瞅了一眼我。显然工作人员并不相信，站上来，站上来。母亲站在刚才工作人员站的圆台上，像展览一样。那一年，我和母亲并没多少感情，甚至有点陌生。我仰望着她，很茫然，替她难过，夹杂着些许恐惧。母亲不知从哪掏出一卷钱弯腰递给我，嘱咐给爸送去，让他别过来。

我回头，看见父亲正背着包，伸长脖子穿过一个个脑袋寻找着。忽看到母亲站在圆台上，准备挤过来。我跑过去，把钱塞给父亲，又跑回母亲身边。母亲被带到办公室，里面有两三个人轮番问她。母亲目光躲闪。我甚至怀疑那是不是我的母亲，如此猥琐。在她灰色大衣荷包里，一张粉色长条卡片样的硬座票，被别人翻了出来，上面印着德惠至长春的字样。说，这是啥，是不是从长春上的车？母亲依旧沉默，不作声等同默认。怎么上的车？谁送你上的车？母亲嗫嚅道，我哥。母亲总归是笨拙的。补票罚款，工作人员斩钉截铁说道。没钱，母亲倔强地说。这时进来一名女工作人员，指着母亲说，她有钱，刚才这孩子还把一卷钱给了一个男人。

多少钱？这时父亲背着包出现在门口，手里一张张数着票子。七十六元钱，我和母亲的补票费、罚款费。七十六元钱，在地铁上，母亲和父亲嘀嘀咕咕一路。

也许对于铁路人，觉得不买票是天经地义之事。

后来我明白了母亲的心疼，她得卸多少火车皮，拉多少石渣，铺多少路基才能挣到这七十六元钱。那长长的铁轨，满是母亲的血与泪。

铁路单位有免票，探亲票三年一次。由于工作原因，父亲是通票，全国各地不受限。因我在老家，父母跑得勤，母亲的票便不够用。票紧张时，看过大人改票，把过期的票浸在一种药水里，上面圆珠笔或钢笔的字迹会慢慢消退。捞出晾干，便是一张崭新的空白票，填上姓名，要去的位置、时间，就可以了。

上中学时，住校。每个星期六回家，也不曾买票。一堆堆孩子，拿着家属证或学生证，碰到查票的也不怕。这铁路本是父母修的，再熟悉不过，不用进站，不用出站，哪儿能走门清。有时一招手，火车头的司机师傅也会捎上一段。

多少年，我关心大舅是否受到牵连。记得当时听见他们威吓母亲说要给长春乘务段打电话。母亲却笑道，啊，你说的这些我都忘了。那次挺好的，睡的卧铺，列车长请我们去餐厅吃的饭，你大舅的朋友。补票？是补了，你咋啥都记得。

牵连什么，有什么可牵连的。开免票的不在，我和你爸走得急，要不不会没票。这世界在母亲眼里是温暖，甚至温柔的，很多我牢牢记得的事，在她那儿早烟消云散。

四十年的光影人间就这么没了。那次在王府井，爸妈给我买了一件豌豆绿绣花罩衣，小立领。我嫌土气。衣服大，母亲从底边抽出一条布，改成翻领。现在反觉得中式衣服异常温暖可爱。

五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尚没手机，家里有急事，靠电报解决。爷爷病逝在长春，父亲抓车就上，在四个省会倒车，紧赶慢赶，就差飞回去。火车到长春是凌晨两点，爷爷当天出殡。二姑搬了家，父亲找不到，上了一辆的士可着长春绕。下大雪，一尺多厚，有的路段边扫边开。父亲着急，眼瞅着天亮了，想起三姨，想着也许二姑把地址告诉了三姨。摸到三姨家敲门，父亲站在门外，三姨并不热络，或许没认出父亲，总之让父亲有点小小的刺痛。

父亲赶至二姑单位，已早八点。车刚走，都去了火葬场。到了火葬场，又说刚离开，留话去了火车站。站台外站着白簇簇一堆人，大伯从山东来比父亲早到一步，戴着孝帽，捧着骨灰盒。老姑抱着爷爷的大衣，里面卷着没炼透的大骨头棒子，准备埋到黑槛子祖坟。

寒风瑟瑟，父亲扑通跪下。那一年我的爷爷魂归天国，在一片大雪里化灰。我的孩子还小，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不晓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异常平静，那天所穿的衣服，如何接听，一根根红的绿的线如何插在一个个圆孔里。我的办公室在隔壁，一个人时，总是静悄悄。总机室的王姐试着喊了声小崔，长途。我答应一声。她说，接过去还是过来接？

我记得自己的走姿，每一个动作。站在四楼，冬日的黄昏，没有雪，只有清灰的天空和远处的楼房，以及锅炉房烟囱冒出的白烟。天空是割裂的，豁着口。

我低头摆弄唱片，关灯，锁上铁门下楼，到车棚推出自行车。进家，抱起儿子，亲吻着他的脸蛋。没和任何人提起我的爷爷走了，没有，爷爷逝去、活着都是我自己的事。生活和现实设置了层层障碍，我那么冷酷，像窗外空荡阴冷的风，碎裂成冰。

春天的树还来不及拱出柔软的新绿，我想放声大哭，但那不是我。

那个白胡子，满身仙气的老人，与我就此别过。我与他一起捉虫，喂鸟，听戏，看电影，下馆子。还一起卖过烧鸡，两只手抄在袖筒里，站在灯光闪耀的夜晚，一家大馆子门口厚厚的黑门帘扑打着冷风。他忽然就买了十多只鸡，宰杀，褪毛，把腿盘进膛，用纱布包好花椒、八角一大堆作料投进锅。卤，下炸锅，刷糖色，再上笼蒸。他说年轻时做过。他的风度又是那么好，白胡子，皮帽子，穿着很沉、坠性很好的羊羔毛皮大衣。烧鸡一元一只，他挎着筐，我陪着。还和他喂兔子，在铁轨上一起放过羊，他五花八门的人生我都经历过。

十一岁那年，我和他途经徐州。停车十分钟，他让我在车上等，气喘吁吁下去买香肠。冬天，穿袍子，瘦高，有气管炎。站票，花十元钱补的卧铺。车慢，从徐州到郑州要七个小时。我们从淄博出发，大伯送的站。

最后一次见他，我读高中。他穿着深褐色毛衣，背着手，在我返校的路上等我。他掏出三十五元钱，赶着递过来，手一直伸着，十块十块的票子。我没接，径直走了。留下满是忧伤的他，孤零零站在父亲他们修建的黄河大桥下的粗大桥墩旁。

由于心疼母亲，假期回去，我开始疏远他。他住在我们家，七十岁依旧像小孩样，踩着自行车的后座看电影，依旧乱花钱，糟蹋食物。我以为他会失望，但他闭眼前却喘着粗气说，让菡回来，我想看看她。

几十年过去了，空气好得像轻柔的梦，不曾醒来。思念是不计成本的，且没有预设。我知道自己的体内流淌着这个老人的血，充斥多面性。

那边也不是一个极乐世界，所以不大喜欢一味说着虚无的人，能苟活人世便是幸福的。严重忽视肉身之人，并不值得敬爱。珍贵的身体尽管沉重，却像春天的树木高举着精神的火把，足可以照亮所有忧伤。

六

我发蒙早，没上学前，父亲办公室有个新分来的中专生，叫吴仓有。个不高，皮色黑黄。父亲总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吴仓有，能说，但并不油滑，只是在充满梦想和理想的道路上攀爬着。母亲说他与别的年轻人不同，不打扑克、篮球，嗜书。每每挑灯夜读，且好为人师。白日，背着沉重的仪器到野外测量；晚饭后，常到我家教我们识字。

他是北京人，姊妹多，五个弟弟，一个妹妹。他老大，穷，参加工作后，每月工资几乎都寄回去供弟妹们读书。他常年馒头夹咸菜，母亲有好吃的也会把他叫来。

那时住平房，搬一个小板凳，放张小桌，在院子里写字。潺潺流水的潺，记不住，他便指着房檐流下的雨水，说，看到了吗？潺，不间断的意思，三点水旁，一户人家，里面住着三个孩子，就像你们仨。他写下三点水，“户”字去一点，再写上三个“子”字。很快被我记住，并写得很好。他教过我很多字，上学前，找报纸来读。那一年在河北，我五六岁。后来他考取大学走了，母亲说峨眉大学，父亲说四川大学。母亲说：“明明是峨眉大学，走时，在咱家吃的晚饭，我包的饺子。”

我上初一时，搬了家。他带着未婚妻，坐火车专程来看望我父母，已是一名工程师。他的女朋友很白净，秀秀气气，大辫子，并不多言。中午放学，待客的饭已摆至桌上。他听说我英语学得不好，很着急，一遍遍讲给我听，且让我上桌吃饭。那时家里来客，我们不上桌，包括母亲，只父亲陪着。我添碗饭，坐在下首。他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以后再也不曾见。听母亲说，那时他就得了肝癌，年纪轻轻，没结婚就死了。以母亲的话，是吃咸菜吃死的，没福，活到现在不是个总工也是一个指挥长。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吴仓有，仓里并没有。

一个人离开，就像荒草割去，只剩下孤单单的天空。我不认为那个世界有天堂或地狱，那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人的一切都留存在万丈红尘里，大地用母性收留了人之一切，那一个个坟茔，便是佐证。若还有一点点感知，不希望与喧嚣者为邻，安静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该有多好，像无声的树木或檐下吹过的风。

人是孤独的，寻找着各自的存活方式，没有好坏，只有合不合适。几年前，去钟祥莫愁湖，我说若死了，请尊重我，不要任何仪式，骨灰开车送此，沉入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的水里便好。

《小团圆》，放到案头，翻了翻。早在习字、画画时于微信一遍遍听过。张爱玲还是冷得不够彻底，晚年常一个人面壁与母亲絮絮叨叨。

所有的自语皆说给自己听。

风渐渐凉了，秋叶飘了一路，桂花起起伏伏，那种香白白亮亮，像明净清透的月，好闻极了。忽而就秋了，细雨滴答的夜晚，似掉光了的玫瑰。抛物线的另一端，并没有四季。活着好好活着，去那边时未必像母亲那样隆重喜悦，但可以从从容容。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不死的，在旁人的记忆里挣扎，碎裂，脆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