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宁刚

一

汉语新诗已历经百年发展，但有些比较关键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比较彻底的讨论。新诗的格律问题就是之一。关于新诗要不要格律？要怎样的格律？现代诗的研究者们至今争论不休。要厘清这些问题，不得不再次回到历史语境中，尤其是汉语新诗的创生与发展之初，做深入的辨析和思考。

众所周知，虽然中国现代史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但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般都从新文化运动——确切地说从1917年——算起，因为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才产生了对新文学的呼吁和新文学本身。如1917年1月胡适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1918年5月鲁迅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该小说意味深长地将小说的“序言”写成文言，而将正文写成白话）等。

以《新青年》作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诸干将的总体倾向和态度，借用蔡元培的话来说，在于“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白话文运动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新文化运动，波澜壮阔，左边右边都牵涉到，到今天仍没有完成;新文学运动，其实只是由一小批人发起，但这一批人影响极大，到今天大家都不读古文，只读白话、写白话。”（许倬云《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说新文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是没错的。不过，新文学运动所带来的，其实不只是“读白话、写白话”，更有其所承载的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新思想之流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