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瑞红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0 引言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标识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特质文化资源。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其文化价值不是长城修筑者的主观意愿，而是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动态的历史场域中，长城本身的物质形态会改变，文化价值也会因时而异，需要历史学家或相关研究者的解释来了解其文化价值。长城的文化价值具有很强的历史性、民族性、政治性与实践性，在国家形象塑造、民族精神传承和地方经济发展等不同层面发挥作用。2016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国长城保护报告》，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阐释长城精神：长城蕴含着团结统一、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守望和平、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2019年文旅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长城保护总体规划》，明确长城承载中华民族坚韧自强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价值、人与自然融合互动的文化景观价值。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与时俱进的长城文化符号形态要彰显国家文化和全人类共同文化价值，从“命运共同体”角度诠释和展示长城文化价值。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必须站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挖掘长城文化内涵，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1]。

1 文化遗产价值诠释的国际理念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其文化价值阐释需要国际文化遗产管理的语境。

1.1 文化遗产真实性对文化价值的认知

价值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关键性问题。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关注实际是如何保护文化遗产真实性的问题。真实性本义是真正的、原来的，不是复制、伪造的。《牛津英语词典》提出真实性的3种涵义：按传统或原先模式呈现原物；基于事实的、可靠及可信的；表示一种特有的情感、意义、目的及人类共同生活的重要模式。真实不仅是具体的物质体，也包括物质体所隐含的抽象物质。遗产维护的真实性概念在1964年《威尼斯宪章》中提出，确认文化遗产价值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并得到广泛认同。1972年《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把真实性作为世界遗产评估条件。1977年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列出物质、技艺、设计、场域四项真实性的评估项目。

基于文化内涵的遗产真实性是将其视为文化现象下的产物，真实性评估可依据环境不同及各自所属价值体系有所变化。1994年在日本奈良通过《奈良真实性文件》，开始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层面思考真实性维护问题，提出真实性必须由自身所属的文化内涵来建构。自此，文化遗产真实性开始关注文化认同，有形或无形文化遗产所表现的是基于特殊形式的文化和社会。2005年修订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指出精神与情感对于文化传统维持和延续具有重要性。学者兰德尔·梅森在《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一书中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分为经济和文化两大类[2]。2007年英国遗产组织在《英国世界遗产地现状成本与效益》报告中，将遗产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及工具性价值，内在价值包含美学、精神、历史、象征、真实性价值；工具性价值包含旅游经济、商业及相关产业，可能带来的教育行业和社会改变[3]。此后，将遗产价值分为经济和文化两大类逐渐得到认可，这与文化重要性提升、文化多样性关注度提升及文化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相关。对文化遗产的思考从历史认知转移到文化层面，文化遗产不仅是有形的物质状态，更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层的精神和情感状态。

1.2 “物、纪念物、文化遗产共同价值”三个层次的文化价值体现

文化遗产的真实性维护，不仅是真实地保存人类活动的历史场景，也为历史的连续性提供实质的证物，更重要的是促进人类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即对遗产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及价值的理解。在文化价值真实性概念引导下，文化遗产维护面临哲学性和文化的思考。

文化遗产真实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第一层次立足于“物”的真实，是有形的物质状态，也是体现情感、文化的无形状态。“物”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或价值将其变为“形而上”的实体概念，提升至第二层次——具有文化认同和精神的“纪念物”层次。在文化和历史的内涵中，“物”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提升至“纪念物”层次的真实性体现于“地方性”，包括对文化遗产价值或文化重大意义的理解，具有认同之意，包括从文化遗产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及社会活动多样性找到其生活模式和认同感，还包括文化遗产作为社会延续性的发展要素及促成社会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因子中找到这种凝聚力并将其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与融入现代生活的动力。纪念物层次的文化价值是情感和文化层面的真实，涉及的是一种认同过程，根植于其所归属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内涵的价值。当纪念物具有特殊重大意义，足以跨越国界，体现当代及未来全体人类都认同的文化价值时，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进入最高层次，超越遗产本身和遗产所在地区，所反映的是一种共同价值，体现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的表现方式，代表文化多样性特质。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在不同时代和地域所具有的差异表现形式，而此多样性是构成人类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遗产“地方性”所体现的文化认同和文化精神与共同价值层面的文化多样性不是割裂的，遗产与自身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每项创造都来自相关的文化传统，其本身就是文化多样性的构成部分。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到2003年的《保存数字遗产宪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对象从有形、无形到数字形式，包括纪念物、原住民与风土建筑、文化景观、传统技能等不同类型的遗产，可体现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遗产多样性的关系。众多的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意味着“真实性”的检验方式依赖于“地方性”的观念来思考，尤其是无形文化遗产更是如此。遗产类型多样化，其真实性的检验就需要辨别出遗产资源的价值，助于其定义重大意义和特色[4]。文化遗产维护的真实性不仅是物质的长存，还建立在对遗产文化价值和重大意义的理解上，而真实性的辨识是建立在自身社会文化环境中。

2 长城“命运共同体”文化价值内涵构成

长城的文化价值超越历史长时段并不断被赋予新认知。因视角和价值取向不同，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人群而言，长城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有所不同。总体而言，长城作为文明的符号意义和其所代表的民族精神象征是长期以来取得广泛共识，并不断被强化的文化价值，而“命运共同体”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长城既是北方牧区和中原农区的分界线，也是汇聚线，长城内外的混合地带见证不同民族文明、文化的交流融合。

2.1 “物”的长城体现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本性

长城作为物质实体，代表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积极防御意识。自春秋战国到明朝两千多年间不同时期修建的规模浩大的长城是军事防御工程，但这一历史过程本身就包含中华文明爱好和平的精神内涵。中国用修长城的方式抵御外敌入侵，将冲突转化为持久的防御抵抗，体现中华民族战略文化具有防御性倾向：慎用武力，反对穷兵黩武，强调和平主义。中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时期，外敌威胁不断。季羡林先生认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密切相连的，中国对外敌的对策是防御退避，挡住外敌的入侵，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本性[5]。守己土、求安宁的修建长城动机反映中华民族爱好和平，避免战争的文化情结。修筑长城行为本身就代表对长城之外民族和政权的承认，以长城规范彼此行为，减少冲突，确立和平共存共生的关系和秩序。长城作为物质实体，不仅是绵延的城墙，还包括烽火台、关隘、烽燧等，长城沿线内外有驻军和居民居住的城堡，许多关口会建筑关城，是完整的军事工程体系，也发展为边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场所。

2.2 长城作为“纪念物”体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

长城在文化和情感层面具有重大作用和意义，使其变为“纪念物”，主要体现为作为民族融合的纽带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在社会延续性和凝聚力形成方面发挥作用，而这是长城文化价值融入现实生活的基础和动力。

长城促进中华民族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在长城内外存在混合农耕游牧经济、人口的过渡地带。从民族关系视角，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农牧两大类型的文化独立发展并相互结合交融的过程。长城地区是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汇聚之地，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在长城地区碰撞、交流和融合，逐渐形成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6]。人口流动和迁徙是促进民族融合的主因。历代统治者在修筑长城的同时，大规模向长城沿线移民居住，加强对长城沿线的开发，作为增强长城防线的基础。汉代设河西四郡，开发河西走廊，大批军卒和百姓前往西域屯田，到达巴尔喀什湖以东，从事农业生产。长城把农牧民族联结起来，这种既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的作用，是农牧两大类型民族及其经济、文化既矛盾又不可分割的体现[7]。中华民族以汉族为凝聚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族相互融合为一体是历史发展的过程，长城表现了这一过程，汉族与长城外民族之间相互充实[8]。

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始于近代面临外部威胁时的抵抗。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到长城具有守卫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将之确定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族的象征。抗战时期，长城价值进一步发展为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长城成为凝聚全民族意志的新中心，形成中国人在抵抗外敌入侵时的心理长城。长城抗战是多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沿长城一线进行抗日战争是多民族的浴血奋战。红军长征期间，1935年9月毛泽东同志率领陕甘支队进入甘肃后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抵达陕北。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力量的象征。中国人民把保卫国家安全、人民生活安定的子弟兵称之为“钢铁长城”。1984年9月邓小平同志题写“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把长城维护工作提高至爱我中华的高度。当下，长城精神和长城力量是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2.3 长城体现人类共同价值——不同民族“命运共同体”及文明交流互鉴

长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其代表的文化价值具有普遍性，体现不同民族、不同民族政权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不同文化的共存互鉴。共同体是独立存在的若干个体，通过某种秩序保证共同利益。长城形成了内外不同民族和文明的相互独立性，长城具有封闭作用，通过相互阻隔的方式维持不同民族、文明的和平共存状态；长城又是内外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连结和交流的通道，实现融合发展。长城“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价值具有辩证统一性。

长城是军事防线，是自然地理和环境的分界线，也是两种经济形态和两种文明的分界线，区分农业和游牧两大文化类型。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认为长城是亚洲内陆边疆，并不完全由于游牧民族的压力而修建，而是由于汉族的发展和内部情势的变化。长城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其功能是巩固帝国内部的政治稳定[9]。长城调整农耕政权与游牧势力之间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经济和文化，防止游牧民族对农业地区生产生活的破坏，这是对外部压力的主动型反应。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首要任务是巩固中原的政治统一，保证经济制度的单一性，而边疆地区的混合经济打破农业经济的一统局面，边疆地区对于中原地区而言是一种离心力[10]。中国在边塞地区筑起长城，目的在于划清界限，是以守住自身家园为前提的与其他民族和平相处。

长城南北之间的农耕游牧文化、农耕游牧民族之间不仅是独立存在的，还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文化交流。长城在文化上始终构成南北文化对话与交流的纽带，从赵武灵王、秦汉、南北朝、辽金元和明朝的考古发现、保存遗址和出土文物都证明这一事实[11]。长城是中原封建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经济、文化会聚线”，双方通过长城线上的关市、马市进行和平贸易[12]。自秦修筑长城时，同时修筑通往长城的交通网络，使京城与长城各关口、长城关口重镇之间形成方便的交通网络。此后历代统治者重视长城沿线交通网的修筑和维修，交通更便利。对于长城以北少数民族而言，河西、朔方、大同、张家口等地区是历代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交通要道，自然存在着从草原深处通往这些地区的交通要道。阴山一带在民族关系紧张时是战场，在民族关系缓和时是重要的文化交流驿站[13]。历史上以长城为核心形成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生产技艺传播、经济和文化交流。农耕和游牧民族在各自不同的文化形态互动过程中，相互充实，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14]。长城南北文化对话与交流，促进经济繁荣与政治和解，有利于经济政治安定和文明进步。

长城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中也发挥积极作用。长城与横贯亚洲的商业历史相连，西汉在西域构筑烽燧、亭障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开辟与西方交往的通道。塞外烽燧、亭障提供食宿、交通及军事保护，逐渐形成后人称为“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汉代开辟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通道，隋代重开丝绸之路，长城绝非阻断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障碍，而是形成交通线和供应线。中国的西北边疆成为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多元文化与中华文明交汇的前沿。长城所体现的人类社会共同价值是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2.4 长城“命运共同体”文化价值内涵统一性

长城文化价值构成是一个内涵丰富并相互关联的体系，不同层次的文化价值体现具有内在统一性。长城所体现的人类共同价值与长城作为“物”层面的文化精神价值、“纪念物”层面的文化认同及情感价值并不是割裂的，具有内在一致性（见图1）。在文化多样性层面，长城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空间和保障。文化的多样性体现为客观性和有效性，客观的多样性指文化如同物种一样，存在自然的多样性；有效的多样性指多大程度上享有多样性，不同文化在相互接触中多样性得到丰富和加强。尊重文明多样性意味着文明多样性和统一性、差异性、互鉴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基于文明多样性的整合不是形成同一性或同质性的文明，而是形成不同文明的协调关系，这正是长城文化价值的体现。

图1 长城“命运共同体”文化价值内涵的统一性Fig. 1 The unity of the cultural value of the Great Wall “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3 长城“命运共同体”文化价值展示策略

长城是中华文化的传播窗口，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符号。然而，长城文化价值传播存在诸多的矛盾和困境：长城“物”形态的雄伟和周边秀丽的风景降低游客对其文化价值的关注，文化价值的高度抽象性及与日常生活的断裂增加了人们对其认知的难度。长城文化真实性的展示与物质真实性相比，存在结构性失衡，“爬长城”仍是游客对长城所形成的主要意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下，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战略决策下，长城文化价值的传承和展示面临新机遇，亟待以新的文化实践提升展示和传播能力，强化传播效果。

3.1 长城文化旅游的创新发展

长城文化价值传播，无论是内部功能的增强凝聚力，还是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文化和平性及文明交流互鉴价值，都不能离开长城这个场域。如果离开长城，人与场域的关系及其相互依存效应就会减弱。到长城游览的国内外游客是文化价值传播的直接受众，也是长城形象的主要传播者。长城文化旅游的创新发展是文化价值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创新路径是突出文化因素，实现“文化+”的跨域融合发展。文化旅游、文化科技是跨域融合的主要方向，创新发展的思路是如何突出文化。

文化旅游是文化性的观光活动，文化构成吸引观光客或激励人们旅行的基础。人们离开日常生活环境到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长城，使长城游客的兴趣由“爬长城”转变为文化性活动。文化旅游是体验性活动，游客在娱乐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德育、智育、美感等教育的功能。文化性和体验性的文化旅游措施包含丰富游客对文化遗产的意象与参访动机、提升满足游客需求的文化导游解说服务，推出具有教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活动。旅游意象是游客对目的地的期望。长城作为文化遗产，游客的期待和参访动机可分为人文取向、特色取向、艺术和环境取向，这是长城文化旅游创新发展的方向。人文取向包括人文历史的体现、能否了解历史和增加智慧，能否学习新事物；特色取向意味着景区能否提供不同文化体验，是否具有特色吸引力，是否有趣；艺术取向是能否吸引游客视线，体验艺术氛围；环境取向是环境维护和安全情况是否满足游客期待。人文意向越深，游客重游的意愿也越高，相对也可以带动长城文化遗产的观光价值。

文化旅游科技的跨域融合应注重互动性、连接性与兼容性。目前文化旅游运用先进通讯科技的趋势是通过携带式智能设备，展示不同景点的历史文化、资源特色、结合导览解说服务增强文化体验。新媒介能够实时互动与沟通，使得长城文化旅游相关机构、历史学家、教育家、游客等群体变得更具互动性，丰富彼此的信息、提升解说与游客服务质量。数字科技须整合网络与新媒介的特征，让游客在任何时间、任何场所以任何设备都能很容易接收与转换相关信息。推动长城旅游的文化内涵，不只是将文化视为旅游的形容词，也要将文化当做动词来经营，以旅游活动来行销长城文化。文化依托旅游体现，旅游产业也要通过文化建构实现良性发展，长城的文化和经济价值是相互赋能的。

3.2 长城文化价值展示形式的功能整合

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战略政策下、提倡文化旅游的需求和趋势下，长城专题博物馆、陈列馆、纪念馆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各种展示平台进入建设规划和实施阶段，如山海关角山长城文化博物馆项目已获得审批。博物馆是负责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机构，通过展品、展示功能与展示技术向观众传达人类对历史演化过程的认知和信息，为参观者提供思考文化的平台。以博物馆建设为主的场馆建设是长城文化价值传播的主要形式，但需要新思路。

博物馆建设要进行类别和功能的整合。与长城文化相关的历史、考古、民族、民俗传统艺术等类别的博物馆，整合为一种新的跨领域博物馆，其名称可定义为长城文化博物馆，在不同省区的长城文化公园示范区建立多个不同规模、不同展示内容和展示风格的长城文化博物馆，形成网络，共商发展策略。博物馆关注的焦点从展览品转移到对参观者教育。事实上，侧重于“物”的保持和研究功能的传统博物馆无法适用吸引、教育游客的任务。博物馆一方面要增加大众对历史、文化、科学等知识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要增强娱乐性，兼顾教育、娱乐的展示氛围。博物馆思考如何凭借“物”阐释长城文化价值，也要提供游客休闲空间、满足娱乐需求。博物馆需要的不仅仅是物品搜集、管理策略，更需要开展研究。博物馆展品要检视其社会文化背景脉络，展品拉近与现代生活的距离，而这需要研究人员熟知藏品的科学性知识，具备博物馆的知识和管理经验，将知识整合运用转化为群众的认知。博物馆是文化保存和传承的核心机构，不仅担负资产保存和传承的重任，更应积极和社会群众沟通。

3.3 长城文化价值教育的多样化

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不仅是历史和文化的，也是教育上的。世界文化遗产之所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事实上也阐明其教育内涵。长城担负民族精神教育的责任，长城文化价值传承，教育是最重要的途径。长城文化价值教育以宣传保护和爱国教育为主，教育内容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整体，不仅包括“纪念物”层次的民族精神，还有长城体现的和平防御文化、中华民族认同和文明交流互鉴价值。长城文化价值教育的推进主体是多元的，包括长城沿线的各级政府、文化文物相关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志愿者等。教育形式是多样化的，各类长城专题展览，长城重要点、段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长城公开课和长城主题夏令营等。政府部门应建立长城文化教育网站，使教育者和相关人员获得长城文化价值方面的信息更简单便捷。长城教育应融入各类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保护意识和传承责任，增强对长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理解长城文化价值传承的意义。长城教育进校园活动，包括教育部门为教师编写教育手册与课程计划配套设计，长城主题进教材，以长城文化价值教育为主题发展系列课程，包括历史、艺术、英语、地理、科学、技术等，通过现场教学方式提供更生动内容。长城文化价值教育的目标是长城保护、精神力量的凝聚及对长城文化价值的理解，也有利于形成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协作，建立共识性价值体系。公众的意识觉醒和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协作使文化遗产保护和价值传播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