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河山

中外众多作家对传世之作都有所认知，有所期待，有所希望。

尚在世的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接受访谈曾说过，近十年出版的不计其数的长篇小说，再过两个世纪，仍然被人阅读的只有一小撮，所有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希望，他们的作品会是其中之一。

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对此表示：我也一样，不过为未来写作，是我能想到的保证被人遗忘的最佳方式。讓你的作品尽量优秀，尽量经得起风浪，尽量人性化，那它或许就能渡过这段距离，但历史是一位难以预料的法官。《安娜·卡列尼娜》《项狄传》《格列佛游记》，它们肯定没问题，但哪位十九世纪的评论家能预见到，二十一世纪仍有人读《汤姆叔叔的小屋》《小妇人》或《爱丽丝梦游奇境》呢？

诗人公刘1985年写了一篇《致友人书》。最后这样写道：“我还缺乏大诗人的‘大襟怀，‘大学问，‘大笔力。老实讲，我又是多么盼望自己成为真正的大诗人啊，如果说这叫作野心，那么，我承认，这是我唯一的野心。我曾作过这样的告白：假设我有一首诗——不敢奢望一首以上——能像《唐诗三百首》中的任何一首那样，为后世所认可，为子孙所传颂，我也就死而无憾了。今天，我愿把这句话重复一遍，作为这份公开信的结束语。”

夏衍堪称著作等身，95岁生日时却说：“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 1936年6月发表的《包身工》，不到9000字，“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