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快

摘 要 《寿松堂藏书目》一卷，现藏南京图书馆，为清末民国抄本。过去一般认为其为仁和孙氏之藏书目，然经考证，其编者实为清末高邮之吴同甲。吴同甲的生世经历，使其得书活动在时间和地点上有很强的个人特点。对于《寿松堂藏书目》来说，其带有明显的时代与个人特征，更像是建立五部分类法之下的，清末读书之人在为官期间所编制的，忠实且实用的购书记目。它是研究吴氏重要的文化材料，对于清末目錄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 南京图书馆藏  《寿松堂藏书目》  吴同甲 购书记目

分类号 G256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1.09.013

Abstract Shou Song Tang Bibliography，in one volume， now collected in Nanjing Library， is a codex bor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China.In the past，it was generally believed to be a bibliography belonging to Suns collection of Renhe. However， after textual research， it was actually composed by Wu Tongjia of Gaoyo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Wu Tongjias life experience made his book acquisition activities have strong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ime and place.For Shou Song Tang Bibliography， it was endowed with obvious features of the times and individual. It was more like the faithful and practical purchase catalogue compiled by schola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based on the five-part classification form.It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Wu， and also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bibliographic research o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Shou Song Tang Biliography collected in Nanjing Library.Wu Tongjia. Purchase catalogue.

0 引言

《寿松堂藏书目》一卷，清末民国抄本，藏于南京图书馆，被影印入《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它为红格钞本，四周双阑，单页下鱼尾底框印有“龙华山馆”四字，每页十行。所录书目之主体，分经史子集丛五类，共三十二面。后有补充录入者，零散计五面。其中一面止云“明自万历以后诈伪繁兴，所纂丛书往往改头换面，不可究诘。《四库提要》词曲类存目《词旨》一卷下”[1]71，乃摘取书籍中之评论，非涉书目。此藏书目计录经四十一部，史一百六十二部，子一百六十二部，集一百零七部，丛书八十六部;零页中，涉及书目计三十四部：总计五百九十二部。

关于此抄本，南京图书馆将其与《寿松堂进呈书目》一卷先后编排，统作“（清）孙仰曾编”。侯印国在《孙宗濂、孙仰曾家世及藏书考论》中论述此孤本，称其极有可能为孙氏后人孙峻所编。仁和孙氏自孙宗濂建寿松堂以来，藏书颇丰，成为藏书世家。孙仰曾编有《寿松堂进呈书目》，此书与《浙江第四次进呈孙仰曾家书目》相呼应，但只录选入《四库全书》作为底本之书。虽如此，仍有遗漏，此处不论。南京图书馆藏有道光时期抄本，不知是否为孙仰曾本人亲录，此本亦被影印入《丛刊》。此外，孙峻的藏书，晚年部分散出，大部分捐献购藏于浙江省图书馆，学者陈训慈等人整理孙氏藏书时，编有《杭州孙氏寿松堂捐赠书目》，大约有六百种图书。此两种确为现存之仁和孙氏藏书目。据《中国藏书家通典》：“孙仰曾曾编撰有家藏书目四卷，今无考”。[2]470即论卷次，南京图书馆藏一卷本《寿松堂藏书目》，亦与此有所抵牾。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此书目进行细致地考察，确定它的编者应是晚清民初之吴同甲。

1 《寿松堂藏书目》所载购藏事迹考察

《寿松堂藏书目》所录各书，其中大部分为购得，少部分为他人相赠。一部分有得藏时间与地点，笔者将有年份的各条辑出，胪列整理成下表。

表1中，我们找到两个关键信息：①编书目之人光绪十七年有典试中州之经历。②祁子禾是编此书目之人的老师。

考《清实录》，光绪十七年七月庚午记载，编修吴同甲为河南乡试正考官，江西道监察御史褚成博为副考官[3]58828。又考《光绪庚辰科会试吴同甲硃卷》，其受知师一栏恰有“祁子禾夫子印世长”[4]49册459页。案《光绪庚辰科会试盛炳纬硃卷》中，受知师一栏亦有祁氏，下标注“朝考阅卷大臣”[4]50册64页。因这一身份，两人被赋予师生关系。

为了验证更多的契合点，笔者对于吴同甲的生平事迹，进行简要考述。

2 吴同甲其人生平事迹简述①

吴同甲，字棣轩，同治元年闰八月十四日生。清代江苏扬州府高邮州人，民籍，为长子，有胞妹三。关于同甲籍贯，有两种说法。一为高邮籍，最为通行;一为泰州籍。案：今考《明清泰州入学全案》，其道光三年癸未之记载，于“府学”名单后有“入高邮二名，吴渊、吴潭”。潭即同甲祖父，其反而以高邮籍身份，依泰州考试。可确知同甲籍贯确为高邮州未改，惟长期流寓泰州耳。吴氏远祖少微公，唐初进士，累官右台御史;一世始祖讳回，唐末避乱居新安海宁之南，自名其田曰吴田，其播徙以前世系无考;十七世支祖讳天祺，明洪武间迁隆阜，后子孙繁衍为盛族;二十五世祖讳元襄，始迁高邮;二十六世祖讳澍，始寄居泰州;高高祖讳文煌，始入高邮籍。祖潭;本生祖讳赞清;外祖父为刘熙载。其父名嵩泰，母氏刘。

同甲随父寄籍海陵，家境清寒。居城外便民坊。少受外祖父兴化刘熙载训，以宋贤学问为法。光绪二年，年十五，应童子试，补诸生。为高邮州学廪膳生，受知于夏同善。光绪五年，甫十八，即应本省乡试中试，为第十九名，主考批其文章“逼近三方”。越明年，于京历乡试覆试、会试及会试覆试，殿试取第二甲第一百二十三名，朝考取第二等第十六名，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九年四月，庶吉士散館，同甲授职编修，正式解褐。

十二年，同甲充国史馆协修。十四年七月，出京充山西乡试副考官。十五年九月，复出京任顺天乡试磨勘官。同年十一月，经考试汉御史，奉旨记名，以御史用。十七年七月，典河南乡试。十月十八日，回京后拜访其师翁同龢（据《光绪庚辰科会试柏锦林硃卷》，翁同龢为会试大总裁[4]48册9页。同甲亦为本科进士，缘此翁氏成为其师）。十一月初九，复诣翁氏，共进午饭。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告假见邀至翁氏家饮酒。二十年三月，朝廷大考翰詹，同甲为钦定二等。次月，又奉旨在任候补赞善，先换顶戴。五月，出京典贵州乡试。二十一年三月廿九，同甲随同翰林院八十三人联名上书，条陈时务，强烈呼吁修改与日和议条约。二十四年四月廿七，上硃谕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次月初八，同甲以门人身份亲为翁氏送路菜。二十五年三月，其补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六月，转补右春坊右中允。八月，转补左春坊左中允，旋补司经局洗马。九月，充国史馆纂修。十月，又补翰林院侍讲。二十六年五月，同甲外充广东乡试副考官，转补翰林院侍读。七月，奉旨回京。八月，其闻讣，丁母忧，旋奉旨升授翰林院侍讲学士。二十九年二月，同甲服阕到京。三十年七月，复丁父忧，其大父与父皆有诰封。丁父忧期间，同甲曾见聘为扬州府安定书院山长（据《宣统己酉科优贡汤肇曾硃卷》[4]374册154页，吴同甲于吴佑之后被聘为山长;又据《光绪癸卯恩科乡试戴矞云闱艺》[4]207册230页，吴佑之二十九年在山长任。然同甲当年二月即服阕到京，则其毋能于此年见聘;又，三十一年，扬州安定、梅花、广陵三校士馆合并为一，称尊古学堂。则同甲任安定书院山长之时间只能限于三十年七月至三十一年期间）。三十三年四月，其服阕到京。七月，同甲遵章与吕珮芬、马吉樟等人在学部委派下，赴日本国游历，考察学务。九月，与诸士夫在《新闻报》联名发表《劝赈滇灾启》，为云南三年旱灾募款。十二月，东还回京。三十四年正月十六，沈曾植实授安徽提学使，兼署布政使。正月十七，内阁复奉谕授同甲署安徽提学使。正月十八，同甲谢恩。二月初二，面见皇帝，请训上任。三月初二，上复召见同甲。此后吴氏出都就任，再未得返回京师。

此年四月初九，同甲至江宁，在江宁节署见两江总督端方，观其藏书。四月廿一，乘轮船过芜湖。四月廿二，行抵安徽省城安庆。自京至皖，陈壁以客僚身份随往，受同甲器重。廿三日，奉督抚臣会檄，敕知赴任。四月廿五，沈曾植委人赍送并移交印信问卷，同甲接篆。五月十一，同甲奏上接篆日期折。六月，怀宁县育正小学堂、寿州私立阜财小学堂、寿州公学均因毕业年限至，请按高等小学堂奖励章程给奖。提学使同甲接禀报，由其转详咨部，嗣奉部复，各予处置。时阖省总会会长洪思亮以会员之会费不敷开支，函请官款援济，呈准提学使。同甲允，由学务公所按年协助二百元。十一月，皖省乡绅许承尧上同甲书，条陈教育各项，论皖省学务。十日，同甲上皇帝《奏为恭慰大孝》折。此年，其又于皖省教育官练习所毕业各员中择优选擢学务佐治官;另奉学部之令，裁添皖省学务科员，定额常年经费。宣统元年三月，同甲分派安庆理化科师范传习所毕业学生，充当教员。同月，又详准在学务公所设立宣讲研究所。六月初十，因剿灭皖省叛兵有力，同甲等人一并交部优叙。此年，其曾奖给芜湖县许仁“嘉惠士林”匾。二年四月至八月，同甲暂署皖省藩司，张其淦暂署皖省提学使。五月，缪荃孙来安庆，以旧友身份陪同游玩。七月初一，朝廷实授其为安徽提学使。七月初四，同甲上折谢恩并求觐见。三年七月初六，上谕内阁，著同甲留任。七月廿六，任命颁布。同年十一月八日，安庆光复，安徽巡抚朱家宝任民军都督，宣布安徽独立。同甲见抚署衔号改易，返署，散其书籍于友，分积俸于存古学堂各教师，充众人回乡旅资。自归隐于泰州下河周家庄水乡，因改号苇塘，闭户拒客。

民国元年，同甲年五十二。明年，迁居泰城旧寓，在便民坊（今故居靠西浦河之东，城门之北，应为清时旧址）。门巷萧然，清贫自守，唯有一老仆服侍饮食。然每日看书从朝至旦，似仍在京服旧职。其生活简朴，时或课童蒙以自谴，亦借以自给。素不言时事，足不入官署，唯二三野老流连诗酒。又善医道，为人延诊，有求必应，步行所赴，不厌其烦。三年，值袁世凯当国，罗致亡清士大夫之知名者，欲聘同甲为顾问，其坚拒不就。四年九月，同甲被泰县国民会议曁立法院会议初选为八位覆选候选人之一，复谢绝之。六年，同甲为好友作《挽陆子才》诗七律二首。七年，当地盐商因利润问题，商议改运道，撤黄村顺济闸，由黄村口入上河。同甲为民请命，绘呈黄村形势图说。盐商之议后寝，其有功。十年，江苏省长王瑚曾夜访其家，复商议黄村闸一事。二人敞怀相商，直至次日早晨。同甲款待上宾简而有方，不齿于世俗颓风，成为远近美谈。十一年，同甲任泰县国学研究社知事。八月初十，有人冒其姓名作祝寿诗，同甲寄函《时报》，自署声明澄清。十三年，吴氏挂名《续纂泰州志》之顾问，然强为人之请，非其愿。十四年十月，曾为邑人程谟作墓志铭;同年，为朱宝善《红粟山庄诗集续》作序。十六年，同甲裒辑其父嵩泰遗作为三种，并注略，已完功。同年，其妹婿杨芗校勘并跋此集，缮付待梓。然石印未竣，毁于兵灾。十八年，同甲于泰州寓所无疾而逝，卒年六十八。吴氏自嘱殓葬加时服，旁置其前清公服。丧闻，远近熟陌皆落泪。同甲生前为民请命，清守自持，谦损俭恭，无怪于得人心若此。其室中无长物，诗文存家，未编集，后皆散佚。同年，杨芗将同甲父嵩泰之作，终付诸梓排印，始通行①。

3 藏书活动之对照兼藏书目特点之分析

由上面的简述，我们对于吴同甲的生平事迹有了更细致的了解，并发现，吴氏与此《寿松堂藏书目》抄本的契合点越发彰著。

编者的藏书活动始于光绪九年，终于宣统三年。可以看到，吴同甲在光绪九年恰巧散馆，授职编修。不仅如此，当年之买书多采取“分期付款”，延期付讫的方式，甚至有承担不起而退还之书，说明其自身手头还并不宽裕。而宣统三年，正如洪澧《事略》中所云，“先生返署，即散其书籍于友”，并“以历年俸余千金分馈存古学校各教师”[5]32。如此，吴同甲便在此年停止了藏书活动，自然《藏书目》也就终止于此。

编者的购书地点大部分都在京师辐射圈内。就购书来说，多是于京师的厂肆，如肄雅堂、二酉堂、荣录堂、同好堂、宝经堂、会经堂、翰文斋等等，其次还有在京寄售的书局，如广雅书局、湖北书局等。此外，靠近京师的天津，也成为部分书籍的采购来源。而吴同甲自光绪九年正式入仕以来，除了四次充乡试考官，大部分为官时间都在京师。因此另一方面，他和京城部院的士大夫有着亲密的关系。予其书的，有同官京城的好友，如冯莘垞（锡仁）、吴子脩（庆坻）、张次珊（仲炘）。据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同甲与冯氏、张氏俱被记名以御史用[6]后甲集之上;又，光绪十七年同文书局有《芸馆分抄日下尊闻录》印本，为三十余人手书上板，其中就有吴同甲与吴庆坻，缘当时两人同任翰林院编修。其次，还有与京中大臣熟絡的京外公职人员，如王叔铭（新之）。据《翁文恭公日记》记载：王新之即叔铭，人明白稳重，书局文案，常熟人[7];张德彝《航海述奇》亦云：此次管理文报局者为……王新之叔铭。午后遂往招商、保险二公司拜王心如、王新之[8]五述奇第一。案王氏长期在上海文报总局工作，此种工作性质使得其经常与京官交通。翁同龢《日记》中两次写到他从上海寄物什，三次来访，一次替其保举，可见一斑。末了，还有当时欲求攀援的名士，如陈光淞。据《缙绅全书》，陈氏在光绪末年还只是筹饷事例分发江苏省的试用人员[10]，其在朝中的知名度甚微。然据《出使日记续刻》前薛福成第三子莹中识，陈氏乃其姊婿，即薛福成之婿[11]卷首序。又，《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三十年正月廿九日云：有萧山陈光淞（有服）者，号根儒，以桐城马其旭（按：当作“昶”）所辑《庄子故》为赠，云是汤文端从妹之孙，薄游此，晤药公和尚。知吾所在，故来请见。观庄子跋，甚有理致，殆名士也。然不敢见辞之，谴人答拜。庄子即其家所刻，曰遗经楼校本。案，陈氏利用家刻本，以及其为名宦之后的身份，进行交谒攀援，甚是彰明。其送吴同甲的书，即是其所裒辑的薛福成遗作。而同甲在藏书目中将其号“根儒”误记为“侍儒”，又不标明赠送时间，足证其与陈氏并不熟识，对何时所赠亦无记忆，这仅仅是次投机式的赠谒而已。

除了京城之外，吴同甲的活动地点还有两次较大的转捩。一次是丁忧。如前所述，同甲双亲的接连去世，使得他在光绪二十六年末至二十九年初、三十年末至三十三年初，基本都是以家乡作为活动的辐射点。这些时间段中，也有一些购书于京师的痕迹，这可能只能解释为托人代购于京。抛开此不论，乙巳年其得书于杭州和江宁，显然是其脱开京城束缚的明证。前面已经提到，吴氏曾于丁忧期间任扬州府安定书院山长，那么其能在江浙区域加强购书活动，也就不足为怪了。第二次更为明显，那就是赴皖省外任的时期。从前面的表中可以看到，在光绪三十四年之后，得书的重点完全转移到了江苏。尽管同甲是否亲自赴吴门买书，我们已不可考，但皖省和苏省的毗邻关系以及在清朝历史上频繁的教育交流，我们是知道的，这些都促使其购书重心的南移。对于吴子脩，《清实录》宣统三年四月廿五云：湖南提学使吴庆坻因病解职，以湖北候补道黄以霖署湖南提学使[3]63791。从湖南官所至老家杭州，其如何在四月将书赠给同甲，是否沿江而下过安庆，已不可考，但这节点恰巧也是靠近同甲之“活动圈”的。

在另一方面，以书目本身为主导来说，《寿松堂藏书目》有着几点特征：

首先，采用了五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之外，增设“丛书”类，这无疑受到了张之洞《书目答问》分类体系的影响，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其次，在著录项内，除却书名、作者，一些书标明了版本，一些书标明了详细的购买时间和地点，少量有附版本卷数之简考。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的书都标上了购买价格。从版本项和价格项中我们能看出，购藏的大多是本朝之刊本，其中还包含了许多的新学译著，以及官书局彼时印行寄售之书。这和编者的藏书理念密不可分，吴氏购藏书不是为了鉴赏、猎奇与自珍，而是为了适应自己的阅读需求和学习兴趣。同时，正如表1中已反映的，吴氏将自己一些分期付款，隔期付讫，甚至超期退还的购书经历，都原原本本的记录在内，这是比较独特的。略举数例，如“要四十两，廿三还，十月初五还”“十月十四自送还”[1]73，74云云，其中还款方式是卖者上门抑或自己去店，都分辨得分明;又如“十二廿六日退还”[1]73，为无力支付因而退书，并未为其所藏。非常有趣的是，吴氏还将买卖双方博弈价格的历程也标注在内，如“索价二两，云不能少，已买付讫”“索五两，谐三两”“当二两□，谐二元”[1]73-74。其藏书目更像是读书之人的购书记录，有较多生活化的气息。我愿意再举一个例子，书中一栏云“上海东璧山房有东洋刻旧医书”，下云“在法马路大自鸣钟西泰山堂药店隔壁兴昌里内”[1]73。此处既不标注具体书目，亦无卷册数，这已经脱离了藏书目最基本的著录项，毋庸说是“购书项”了。要之，從实质上说，《寿松堂藏书目》类似于读书之人忠实的购书目，更为准确。

4 结语

《寿松堂藏书目》反映了吴同甲的藏书事迹。在此之前，关于吴同甲的藏书事迹，仅有其门人洪澧的寥寥数字：“先生返署，即散其书籍于友”[5]32。在辨明吴氏为编者之后，这段往事被予以重新钩沉，是研究吴氏重要的文化材料。同样，在详细地考察了吴同甲的生平经历之后，我们对于他的人格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他固然执拗地忠于他的封建王朝，但站在历史的角度，不如说他更执著于自己清守自持的节操。今人能为《寿松堂藏书目》正名，是对吴氏遥远地致敬。就藏书目本身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个人特征，更像是建立五部分类法之下的，清末读书之人在为官期间所编制的，忠实且实用的购书记目。因此，此目对于研究清末目录学来说，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孙仰曾.寿松堂藏书目[M]//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集部第1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M].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

官修.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顾廷龙，等.清代硃卷集成：50册[M].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

海陵区学习文史委员会：海陵文史（第九辑）[M].泰州：海陵区学习文史委员会，2005.

李慈铭.荀学斋日记[M]//越缦堂日记本：后甲集之上.扬州：文陵书社，2004.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M].稿本.不分卷.

张德彝.航海述奇[M].稿本：五述奇第一.

官修.缙绅全书[M].北京：荣宝斋刊本，1906（清光绪三十二年）.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首序[M].传经楼刻本，1898（清光绪二十四年）.

于 快 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江苏南京，210023。

（收稿日期： 2020-11-16 编校：田 丰，马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