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宇

古来为人津津乐道的文选中，北宋范仲淹所写《岳阳楼记》是很突出的一篇，那超越了世俗或喜或悲的览物之情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圣人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慨，斯文承载着国人的修身处世之道。

同样写岳阳楼的还有另一篇美文，相映成趣却鲜为人所知——晚明袁中道的《游岳阳楼记》，标题只一字之差，似乎是故意与先贤相互激赏；作为性灵文学有代表性的人物，所写的这篇文章，内涵上又有什么讲究呢？

《游岳阳楼记》这篇文章为什么会出现，可以先捋一捋中国文章的两个源流：“文以载道”和“独抒性灵”。

中国自古推崇“道德文章”，从读书求学到文艺创作，都注重对人立身处世的指引。最老的古籍《尚书·尧典》有言“诗言志”，所以当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诗经》被用作官方教材后，对它的解释也是尽力往道德志向上来说，如敲动着每一个辗转反侧的有情人之心的“关关雎鸠”的鸣唱，在《诗大序》中，定性为讲“后妃之德”，是为“风天下而正夫妇”来“教以化之”——这也是“教化”一词的由来。具体讲，道德教化和政治、人伦密切相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当然，人性有理性道德的一面，自也有感性抒情的一面，哪怕《诗大序》也无法否定诗歌的源头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晚明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就借着杜丽娘听老塾师用德行讲《关雎》而觉得莫名其妙的反应，来调侃违情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