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人：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与暨南大学文学院部分师生

执笔人：冯颖颖

郭洪雷：大家好，我们今天讨论尹学芸的中篇小说集《寻隐者不遇》。说实话，我对尹学芸的创作不是很熟，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作者。我是河北兴隆人，她是天津蓟州人。她写的那个地方紧挨我们县。她的写作就是围绕着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也有人把埙城、罕村作为“尹学芸的文学世界”提出来。小说中写到的很多东西，我读的时候马上能想起它们的样子。我读南方的一些作家、作品，里边出现的东西，有时想不出具体的样子，但是尹学芸写的我马上就能想起来，这个集子引起了我很多的回忆。这次读书会由杭师大文艺批评研究院主办，同时还有四位来自暨南大学文学院的同学参与，这样我们的读书会真就成了“联合课堂”，大家欢迎。下面我们谈谈阅读这部中篇小说集的感受。

一、结尾：为生活的幅度收边儿

吕彦霖：我在天津也待过好长一段时间，读这本书也挺有感想的。在这部小说集当中，《寻隐者不遇》和《望湖楼》是我印象最深的两篇。《寻隐者不遇》这个故事挺现代的，不过我感觉尹老师更擅长写现实主义小说，《望湖楼》这种风格可能更适合尹老师。《寻隐者不遇》写的是所谓的“隐者”吗？那个隐者其实就是一个贪官，然后李寒武也变成了一个隐者，我感觉尹老师尝试在探讨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其实可以从李寒武和苏梅的关系中看出，虽然两个人有一些暧昧，乃至于后来发生了关系，但是李寒武心中还是喜欢薛小梨。小说里并列了一种关系，就是薛小梨和苏梅两个人以代号相称，一个是48号，一个是26号，然后这种序号类的关系，一旦实质化，你想摆脱这种实质化生活中的关联，你就必须去做一个“隐者”。而这个“隐者”有几种类型，一种就是所谓的贪官;还有一种，就是彻底让自己消失。我觉得，这个小说在尝试探讨一个现代人怎么从现实中逃离的问题。

《望湖楼》是一篇我特别喜欢的作品。一方面，作者写了她对于阶层划分的细微观察。尹学芸老师写东西特别朴素，不玩什么花架子，这个小说让我最欣赏的就是它体现了极为本色的笔法。第二个方面，它让我想起了蒲松龄的《促织》。我觉得《望湖楼》有个反向的处置，这反映了尹老师小说里有传统性的东西。天津作家其实多少都受到过孙犁的影响，尹老师小说多少也有一点，尤其是受孙犁晚年《芸斋小说》之类的影响。尹老师其实在有意识地学习民间传统志怪的东西，《喂鬼》《苹果树》这两部小说都挺传奇的。《望湖楼》讲一个报恩的故事，贺老三要请陶大年吃饭，请在望湖楼，在故事之间串联的是陶大年家的小保姆喜鹊，所有的矛盾又集中在喜鹊身上。一方面，喜鹊其实是想替贺家索赔的，所以她后来用了贺坤的卡，尚小彬给她打了3万块钱。但是另一方面，喜鹊表现出报恩的倾向，陶大年家就对她开始戒备了，两边都对她开始戒备了。贺家觉得：我们是想报恩的，惹来的后果只能怨我们自己，并且从来都是“民不告官”的。这些就是所谓的朴素的倾向。

尹老师的功力还体现在人物塑造上。陶大年在岗的时候，最讨厌接电话，因为第一，他凡事都让秘书安排;第二，他不会开车，但是非常喜欢坐车，他从吉普坐到奥迪A6。再有就是贺三革。贺三革请陶大年等人吃饭，而这些官员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请客的人是最多余的。但是这个请客的人负担最大了，甚至于就是摔癱了，失去生活能力了。但当喜鹊告诉他们的时候，陶大年夫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应该没责任，法律上可以撇得清。我觉得尹老师其实通过这个饭局体现出一种特别深刻精微的观察力，并且，它也体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勇敢。从这个小说中我看出尹老师是一个比较敢言的人，她体会出“促织”式的、中国传统的民间哲学，就是上面的人偶用一物，下边人就得倾家荡产。一个阶层的日常生活成本、一次消费，砸到另一个阶层身上，可能就不仅要他们的钱，还要他们的命。这种传统的道德，我们讲，一次报恩，在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之间，居然转化成了一个对于他们来说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于那个报恩的阶层，却是一个摧毁性的家庭打击。我之前看访谈，也有人提到莫泊桑的《项链》，玛蒂尔德借了个项链，然后这项链变成了一辈子的不幸。马蒂尔德是因为虚荣，贺老三不是因为虚荣。他就是因为一种朴素的道德，想报恩，他们一直觉得可能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带这些钱肯定够了，但是到最后就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尹老师写出了我们生活中一种非常无奈的现象，就是很多人怀着比较善良的心，依据比较传统的道德去做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两个不同的阶层中，可能就产生了一种道德的颠倒。这种道德的颠倒砸下来，居然可以毁灭这个地位比较低的、想做好事的家庭，我觉得小说写得让我特别触目惊心。如果让我选小说集里最喜欢的小说，我觉得是《望湖楼》，这个小说无论是刻画人物的敬畏、写作的那种平易，还是故事设计的圆满，都是这五篇小说里我最喜欢的。

郭洪雷：彦霖老师在南开大学读过书，知道天津，也知道天津的一些作家。你刚才说到孙犁的影响，尹学芸身上的确有孙犁影响的影子。我读《寻隐者不遇》时，还感受到承担的问题：当你承担得了现实的时候，你可能是现实里的一个人，甚至于是一个符号;但是当你承担不了时，隐者是不是意味着一种退出？现实生活的确有某种不确定性的东西，在尹学芸作品里得到了揭示。大家还有什么看法？

朱霄（暨南大学）：我想从这五篇小说的结尾，谈一谈阅读过程中感到的一些晦涩感。《寻隐者不遇》有三个主要人物，薛小梨、苏梅和李寒武。薛小梨身上有着太多谜团，整篇小说的主要矛盾和困惑都集中在薛小梨身上。比如说薛小梨和丈夫的关系究竟怎样？她为什么关注、选择一个隐居的老头？这些神秘和晦涩吸引着苏梅和李寒武以及读者的目光。小说结构设计回环往复，结尾让苏梅和薛小梨再次相见，并没有将各种谜团揭开，而是更进一步让苏梅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这个结尾固然不能使故事豁然贯通，但它用轻描淡写的办法，抹掉并接受了小说所揭开的城市生活问题。最后以苏梅说“太冷了”结尾，就像在映射都市生活和职场婚恋情况。我觉得这是一篇很特别的城市小说，结尾可能引起很多困惑，但多种元素交杂的抽象结局，使用人物对话来承载意义，很特别，也很有意思。

《望湖楼》结尾抽象性减弱、故事性更强，回应了前面的饭局，也交代了人物的命运走向。他们在饭桌上以提问、解答的方式引出小说的主要矛盾，而尚小彬和陶大年之间关于是海鸥还是天鹅的争论，又映射了喜鹊这一人物。这属于小说结尾的写法中较多的一种方式，回应人们对喜鹊及贺三革一家的好奇，最后视角再次转到望湖楼外。《苹果树》的结尾令我惊喜。高雷的梦对整篇小说有很明显的升华作用，读来感触也比较深。这个梦，将苹果树与大树命运之间的关联上升到了精神层面，仿佛这棵苹果树就是高大树的精神。这无疑提升了小说的趣味性，小说对刘苹的形象塑造比大树丰满，更为立体。《喂鬼》的结局与《苹果树》相似，都产生了一种精神相互依附的意味。结尾的处理让长久熟悉的干娘和短暂接触的阿祥之间产生了一种精神联系。干娘的趣事和阿祥的意外死亡之间有一些神秘巧合。这种结尾让人看到了更多的精神联系。“喂鬼者”躲入深山，不只是对迷信和繁复习俗的拒绝，也是与过去的撕裂。可在实际上，她始终没有离开，她要逃离的正是她所寻找的。这在小说里对西南乡村和罕村之间的描写中有所暗示。两者是交叉进行，也就是她现在的经历和过去的记忆之间是交叉叙述。最后是《比风还快》。单从手法说，这篇小说给人的感觉是故事还在继续，但叙述却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小说从乡村的视角出发，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表现了出来。在第一人称中揭露一些不堪，他在懵懂中理解这场闹剧，又把自己搅合进去，让参与和旁观这对矛盾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结尾。

郭洪雷：朱霄同学说得很好，她从结尾来谈对整个作品的理解，思路非常清晰，分析很透彻。我觉得结尾的设计上，的确有很不俗的地方。朱霄你觉得刘苹这个人物写得很好，能稍微展开一下吗？

朱霄：我觉得作者是从一个少女成长的角度来看的。在成长过程中，她母亲为她遮掩身体的残疾，很多地方都讲述家庭对她的影响，她的家人从未让残疾影响到她的成长。小说里面还有一些爱情描写，但我觉得刘苹可能刚开始对大树是有一点爱情的，在提出要和大树结婚以后，她是第一个同意的，积极准备她的嫁妆，这是不是从侧面反映了她少女时代对大树的感情是偏向于爱情的？后来她在成长过程中，知道了大树出轨的真相，刘苹面对真相时选择了自我消化。在生活出现了一些特别尖锐对立的时候，刘苹选择的是将这种对立和矛盾内化，自我消解。

郭洪雷：正是因为有残疾的成长经历，她内心变得非常强大，出现尖锐矛盾时，她能消化掉，表现出非常强的控制力。你说的这个是对的，你接着说。

朱霄：在后续对刘苹这个人物的塑造中，作者就很少讲刘苹的心理。大树死后，作者通过一系列事情，从侧面写刘苹这个人。她面对巨大的变故所做的一切，我觉得是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叙写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刘苹的主观性在增强。作者用这样一种比较客观的叙述手法，却塑造出了一个主观性不断增强的刘苹。因为刘苹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决断，以及后来自己的生活，她有比较清晰的规划。她的孩子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她在给女儿讲述高家历史的时候，都是在虚构，好像这个家庭过去的种种对她的影响不是很大，她所看到的东西更深、更远、更客观，也对自己更为有利。我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完成了从少女到非常强大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我还挺喜欢这个人物的。

郭洪雷：刘苹把自己的整个生活传奇化，她和那棵大树一起成了一种乡村传奇，在这个意义上和《喂鬼》形成连接。在北方文化、特别是在乡村生活里，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姚佳怡：我接着朱霄同学谈一下刘苹吧。朱霄同学的观点是刘苹把生活安排得很好，她是一个坚强的人。我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我觉得刘苹在知道她的丈夫出轨、死在别人床上之后，实际上她当时是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然后变得有点疯了，甚至是“黑化”了。那个时候刘苹已经不是原来的刘苹了。我觉得她是一个脆弱的人，她在为自己造一个梦，就是觉得一切都没有变，只有这样日子才能继续过下去。包括后面，人们把那棵苹果树当成一个神去祭拜，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为刘苹对自己丈夫出轨的一种报复——如果很多人去向那棵树许愿的话，那棵树就会像结尾所安排的那样很累，所以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报复行为。刘苹后面的生活并不是非常美好，一个真正坚强勇敢的人，在遭遇挫折之后，她的生活应该是平和的，而不是像刘苹那样，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忽然就像变了一个人。还有《望湖楼》的结尾，陶大年问：这个是海鸥吗？尚小彬说不是海鸥，是天鹅。朱霄同学理解说是跟前面的喜鹊照应，都是鸟类，也是说得通的，但是我还有别的想法。因为海鸥跟天鹅实在是差得非常多，无论是体型还是外貌上面，都差得非常多，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身居高位的人对世界和生活的认知，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确实分不清海鸥跟天鹅，也不需要分清。

郭洪雷：佳怡，你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会形成理解错位。

姚佳怡：对。

郭洪雷：或者说不同。尚小彬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有她自己的意思和情感的表达;陶大年再听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也许像你所说的，他可能是分辨不清楚，可能长期做官、离生活很远，对于生活的体察很弱，这是一种可能;但是尚小彬会不会在想自己的事情，表达自己另外的意思？而读者在读的时候呢，虽然他们是一种情人关系或是说不清的关系，他们两个一问一答之间有某种错位，我感觉应该是有的。关于刘苹这个人物，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读者读这篇作品的时候有一些想法，无论朱霄还是佳怡，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我想问的是，作者塑造这样一个人物、设计这样的情节，作者对这个人物究竟持怎样的态度？

高妮妮：尹学芸写刘苹，试图寻求生活中应对无力与痛点的一种出路。我觉得刘苹是有心理创伤的，虽然她家里对她一直照顾得很好、保护得很好。但是，别人对她的态度还是有意无意伤害了她。这种伤害，在高大樹最初拒绝婚事之后达到了一种极端，不然就不能解释她嫁入高家后对自家父母不管不顾的态度。按理来说，她家的家庭氛围其实很好的，父母也很开明。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应该是乐观、宽容的。但是，她出嫁之后就突然跟家里割裂了，这很不合常理。还有，就是她对高大树的态度，我觉得更多地是一种占有欲，后面我甚至觉得是病态的占有，很偏激，支撑她外表强大的就是她内心的病态。她执意如此强大，就是为了消解她与高大树之间所存在的不足，以及自己对高大树出轨的不耻，是为了抵抗高大树的出轨对自己的二次伤害，甚至后来我觉得她有一种演变成乡村神婆子的倾向。

郭洪雷：其实这就是作品意义呈现的复杂性。面对生活里的不如意，我们怎样去应对呢？一种就像刘苹刚开始那样，知道了生活的真相，用非常激烈的方式去表达。但是，刘苹的强大是残疾人的强大，我们会发现，最初她和大树提亲，这样一个不被人关注的人很快地就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人，在高家败落的时候进入这个家庭，并且马上就变成一个高家人，刻意不让自己的家人到高家来。刘苹平静的表面背后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世界，这个心理世界被遮掩着。直到后来，她不仅能够控制自己，使自己和那棵梨树成为传奇，甚至使整个村子变成了旅游景点，一个人们膜拜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能看出作者对这个人物所持的态度。

刘宗瑞：我对刘苹的认识可能和大家不太一样，我觉得她是一个在不断证明自己的人。一开始，她是一个比较温柔的女性角色，但结婚之后，她激起了自己的潜力，从一个温柔的女孩儿变成了“女斗士”。我和佳怡有点不同，我觉得刘苹不能算是“黑化”，这是正常的人性。从一开始，我觉得她与高大树的婚姻就是她为了证明自己。她和高大树并没有太多感情基础，在结婚之后也没有婚姻的美满或者爱情的美好。我觉得她婚姻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差，配得上高大树这样一个人。在这中间，刘苹和大树的关系有一点“相爱相杀”的感觉。小说中刘苹对大树的一个看法并没有太多涉及，但是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这真是一个蠢小孩”。我觉得刘苹和高大树是互相看不起的。后来大树死了，刘苹仍然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小说结尾，刘苹的心态有点类似救赎，她对女儿讲述大树的死因，可悲的故事还变成了美好的故事，她这样做是在掩盖自己的失败。

二、隔膜：一种需要安置的现代感受

叶荷娇：我读了这五篇以后感触比较大的是人和人之间的隔膜。不管是阶层、身份、地位，还是年龄、境遇、思想观念，这种隔膜都有体现，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望湖楼》就是很典型的由阶层之间的差距所造成的隔膜。还有《苹果树》里，患有先天心脏病的大树和因小儿麻痹而残疾的刘苹，他们在长大之后也渐行渐远，充斥隔膜，不复年少时的默契。还有《喂鬼》里，云丫一直很抵触“喂鬼”，她觉得“喂鬼”代表着传统封建迷信，一直禁锢摧残着她的身心。但是最后当她从云南回到老家，经历了那个“喂鬼”的过程后，“喂鬼”结束时她反而会有一种失望的感觉。这恰恰就是不同阶层、不同年代、不同思想观念的人之间隔膜的体现。并且云丫与干娘相处的过程中，两个人其实也是越来越远的。云丫作为知识分子，而干娘作为代表着传统鬼神文化的老年人，她们之间越来越远，隔膜也越来越深。云丫为了逃离干娘家而顺手给的几百块钱，在干娘看来就是贵人给予的极大善意，而干娘一家对云丫的热情与依赖，在云丫看来就是沉重到窒息的桎梏，甚至让她恐惧。在这篇小说里，“喂鬼”本应该是一个激发她们矛盾的顶点，但到最后，云丫却发现“喂鬼”其实根本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艰难可怕，她甚至感到了一点失望，双方此前激烈对峙的矛盾（或许这个矛盾只存在于云丫心里）豁然消散。因此我感到，这种人和人之间的隔膜很多时候往往是自己造成的，很多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将个体与世界隔离开来，企图让自己成为“隐者”，而不愿与别人沟通，也不愿理解他人的生活方式。于是，现代社会中充满荒谬的隔膜，以及隔膜造成的荒诞后果。

这种隔膜在小说的很多场景与情节中都有体现，并且这些情节往往充满了矛盾和荒谬，而且这种荒谬并不是匪夷所思的，它是自然而然发生，并且有迹可循的。也就是说，这种荒谬本身具备发生、发展的逻辑，有现实依据，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更加体现出日常生活的荒诞性。小说从扎实的日常现实不断推进，陡然到达了高潮;而高潮处往往就意味着结局，小说戛然而止在这个仍处于高潮的戏剧化结局中。这种往后之事不必再说的方式，就会给人以故事暂且说到这、但充满未知的生活仍在继续的感觉，并且能让人盘旋在小说意犹未尽的结局中，正如刚才朱霄同学从小说结尾读到的晦涩感。

同时，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这种隔膜，还通过故事叙述中人物的情感和感受体现出来。小说中的叙述者是极其重要的角色，跟随着不同叙述者的不同角度，读者得以进入到作品当中。我们常常会顺着叙述者的视角，随着叙述者的叙述表达，把自己代入到叙述者的正面角色当中去。于是我们往往会对叙述者的言行有更多的理解与认同。比如，《喂鬼》一篇中，我们一开始跟随着云丫的视角与心理，也会产生对干娘一家的排斥感，对“喂鬼”这一行为产生抵触和恐惧。但随着故事发展，我们逐渐发现，被厌恶的干娘一家其實有着淳朴热情体贴的一面，福成哥对云丫更是百般维护。于是云丫之前的一系列反应和行为就会显得有些过激，读者此时也调整了阅读感受，对双方都产生了理解与同情，于是横亘在读者心中的那层隔膜便悄然而逝。

还有《比风还快》里面的那对表兄弟。“我”因表兄没有把三马子要回来而去他家，甚至发生了冲突，此时的场景让人觉得是表兄位高权重而显得势利，不屑于帮助表弟。但后来我们得知表兄在官场中遇到了麻烦，有自己难以言说的难处。在表兄找到表弟想和他一起吃顿饭互诉衷肠时，“我”却为一些有利于个人的事离开了，这也间接导致表兄醉酒后开车坠崖身亡。在一切都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故事的结局却发生了惊人逆转，给读者以全新的激烈撞击，而产生颠覆性感悟。在这五篇小说中，还有很多这样充满矛盾与荒谬的情节。我觉得这种情节的穿插，会打破叙述者至上的唯一性，读者得以从事件、人性的各个角度进入，重新审视整个故事;同时，读者也会在阅读过程中自省到这种因叙事视角代入而产生的隔膜，从而试着自我打破阅读和现实生活中的隔膜。而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也会显露出他的缺陷与晦暗，不再成为故事中惟一的“正义者”，人性中的明暗与斑驳也得以在复杂的叙述中体现出来。

这种复杂还体现在小说题材的复杂和叙述语言的多变上。比如这篇《比风还快》，字里行间就充斥着一种浓浓的东北味儿，完全可以以东北话带入到对这整篇文章的阅读中去，从而产生奇异的诙谐感。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看法，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一直充斥着隔膜，作者把现代人的这种充满了隔膜、荒谬的存在状态表现了出来。

郭洪雷：谈得非常好，荷娇抓住了这五篇作品共通的东西，就是一种隔膜感。在现代生活里边，一个人想熟悉另外一个人，一个人想走近另外一个人，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其实是很难的，我们看《喂鬼》这篇作品时感触比较深。有人从启蒙角度去谈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隔”了一点。

陈李涵（暨南大学）：我想接着现代生活、现代性问题来讲一下。这本小说集看似讲了五个不同的故事，但我更想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这不仅因为作者将这些故事都放置在同一个环境当中，主要是因为几个故事都存在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为什么说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而不是反現代性，因为这本书并没有表现出对现代化的排斥，也不是一味去表达对传统文化或乡村生活的眷恋，作者比较理性地展示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寻隐者不遇》是五篇里面唯一一篇集中在城市的小说。其实小说当中除了明确提到的“世外高人”之外，其他人物也都能称得上“隐者”，因为每一个人在都市生活当中都把自己真实的一面隐藏起来。比如李寒武，即便到苏梅跟他两个关系非常亲密，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多年，又住在同一个小区，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苏梅对李寒武的背景也几乎是不了解的。薛小梨跟李寒武有很多重合之处，他们都喜欢晒果干、养蜥蜴，他们的背景都比较神秘。那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到，都市人之间的相遇，就像萍水相逢，即便最亲近的人也没办法看清他的根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就是刚才那位同学提到的隔膜感。每个人都试图用各种手段去伪装自己，就像苏梅，她在朋友圈转发各种文章，但是从来没有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她形容自己像是躲在窗帘背后去窥探别人的生活。然后，那些看似在表露自己的朋友圈，其实也亦真亦假。所以，李寒武或许是受了那个世外高人的启发，最后也逃离了，做了一个隐者。

除《寻隐者不遇》展示了城市冰冷的一面，尹学芸对于乡村叙述融入了更多的温情。《苹果树》一篇揭露了乡村在现代化进程当中显现出的种种弊端。如果从现代性角度去解读这一篇小说，我觉得这篇小说有鞭挞人类对于自然过度索取的贪婪用意。像高景阔倒卖沙子赚得盆满钵满，但却掏空了罕村的一座山。此后他欲望逐渐膨胀，听信骗子的话，最后一败涂地。像刚刚提到的刘苹，她最后其实也转变了。起初在众人祭拜那棵苹果树的时候，她是非常不屑的，但她最后也转变成了掠夺者的身份，她利用这棵苹果树来盈利，改变了罕村的淳朴风貌。这篇小说比较值得一提的是高大树，一个隐喻是，他的心脏左心室有一个空洞，这其实跟高景阔做掏空山的生意有着暗合之处。最后高大树因欲望而死，高景阔因欲望家破人亡，两者之间亦有一种暗合，这也许意味着无止境的索取迟早会给人类自身带来灾祸。

这是对于生态问题的关照。此外，这本小说集还表现了一种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错位。《喂鬼》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因乡村文化中的愚昧落后，主人公起初对自己生长的乡村抱有偏见，跟她的干娘渐行渐远，最后在故事结尾，她才发现传统文化虽然有缺点，但也充满着温情。现代文明冲击传统文化，应该怎样自处？这是人们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比风还快》也对这个命题有探讨。刘长山长期住在乡村里，一直向往表兄舒适的城市生活，但是生活在城市的表兄反而喜欢乡村——他长大之后在城市里当公务员，在尔虞我诈中生存，也因人陷害而失职。二者的错位其实透露出现代人的一些迷茫。

郭洪雷：陈李涵和朱霄、叶荷娇同学讲的角度又不一样。从现代性包括生态问题谈这几篇作品，谈得非常细致。我想提的一个问题是：读小说的时候，作者还有作品当中的“我”及叙述者还是有区别的，作者所持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陈李涵提到《喂鬼》里边的乡村文化，乡村文化确有某种“前现代”的东西。但是这种“前现代”的东西，又承载着我们很多很重要的情感。其他同学还有什么看法？

三、命名：在吊诡中寻找生活可能的锚定之地

谢乔羽：我想从《寻隐者不遇》这个书名来谈一下看法。《寻隐者不遇》是第一篇的题目，也是全书的书名。我想，以“寻隐者不遇”贯穿这五个故事，是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要寻隐者，要选什么样的隐者，以及怎么寻，为什么会不遇，不遇之后又会怎么样？那么分析五篇小说的结构，我觉得“寻而不遇”其实也是一种求而不得。这里面的人物求朋友、求爱情、求名利、求健康，得到这些会让人感觉到满足、幸福，但是人们往往求而不得。

《寻隐者不遇》中苏梅想要得到李寒武，她多次去试探他，忽冷忽热，若即若离，最后苏梅以为两个人已修成正果，结果李寒武早已看穿了她的心思，最后以消失来摆脱她的控制。李寒武到底是爱苏梅还是薛小梨，或是两者都不爱？我认为这种困惑导致他最终逃避婚姻，将自己隐藏起来，成为一个“隐者”。《望湖楼》中贺三革想要报恩，但当他把选择权交给陶大年时，事情就开始不受控了。他追求一种不太符合自己能力的东西，即使得到了，最终还会失去。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看到了人的行为动机的复杂性。这在陶大年和喜鹊身上也有体现。《苹果树》中高景阔想要富贵、想发横财，却因受骗一蹶不振。刘苹想要高大树的爱情，但是高大树已经变了。刘苹不是不知道大树出轨，但她还是要自欺欺人。《喂鬼》这一篇，不仅乡村变了，王老师给干娘钱这个举动，说明她与乡村已经有一种割裂感。乡村以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而她停留原地，以至于被夹在城市跟乡村之间，惶惶不知所措。

这五篇小说人物在追求心中所想的时候，掺杂了太多不可言说的秘密，以至于要以各种古怪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比如陶大年，他退休之后坚决不坐汽车，有事没事就给别人打电话。“努力想得到什么东西，其实只要沉着镇静，实事求是，就可以轻易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目的。而如果过于使劲，闹得太凶，太幼稚，太没有经验，就哭啊，抓啊，拉啊，像一个小孩扯桌布，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只不过把桌上的好东西都扯到地上，永远也得不到了。”卡夫卡《城堡》中的这段话，就很适合描述这些求而不得的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靠近、试探、对抗、分离，被压抑的欲望以另外一种变形的方式释放出来，最终什么也得不到。我想这也是这个集子想要告诉我们的，人为什么总是求而不得。正如李涵刚才所说的，作者有揭露但并非完全批判，她用一种新的方式进行诠释，让人感受到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依旧存在。如果人们能坦荡面对自己，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希望能够“遇见”。我想这也是尹学芸对于现实生活的善意。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郭洪雷：谢乔羽同学说得也很好。“求而不得”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的人生感受。“求而不得”这一种人生的体验和感受，五篇作品都有体现。乔羽同学分析五篇作品，发现了一种贯穿性的东西。能在阅读中找到贯穿性的东西，我觉得这非常好。

高妮妮：我认为尹学芸《寻隐者不遇》试图书写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状态。现代居民楼中，人们的状态也多是“对面不相识”。尹学芸没有处理这种生活状态，她只是写出了这种状态。人们试图融进某种生活，却发现自己想将就的终究将就不了。我认为尹学芸小说比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她写出了人世间幽微而复杂的真实。《寻隐者不遇》最后，苏梅所说的“太冷了”，其实就是在给全文定调。“冷”是生活的常态，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正如作家所說，“寻找隐者”的人变成“隐者”。囿于执念的人，同时也是别人的执念。这就是生活中人们的无能为力，也是生活的无奈与痛点。而这种无奈与痛点在这几篇小说中都有体现。

尹学芸长期的乡村生活使她在描摹乡村时极为贴切与真实。生活本身本来就是光与暗的交织体，乡村的结构更决定它是一个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相较于城市生活而言，乡村生活的“把戏”或许拙劣，但却是原生态的生活。在《望湖楼》中，喜鹊对赔偿道歉的锲而不舍，不止是为了贺三革，也为了她自己。不论是喜鹊，还是贺三革，他们很注重自己的颜面，因此喜鹊不愿意让贺坤知道自己在当保姆，贺三革硬着头皮也要在望湖楼请陶大年吃饭。喜鹊的做法虽然有点儿冒失，但她想寻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她最后失败了，我认为这是作者书写的真正意图所在。生活中憋屈还是多于畅快的，你明知道哪里不对、哪里不平，但你就是没有办法。就像老师刚说的“求而不得”。

此外，我认为第一篇《寻隐者不遇》可以和后面四篇分开来。后面四篇的结局写得很“满”。《苹果树》结尾以梦结束，我感觉不如写成苹果树因不堪其上所挂的缎带的重负而折断，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喂鬼》这一篇也是，“我”最后与阿祥互不相知、互不相见才是最好的结局。“我”只是为了逃避“喂鬼”去见他，而他把“我”的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就像你来时“我”欢迎你，你走后我们就各自安好。有联系时就好好联系，没有时就安于生活，这样其实就可以了，没必要再交待阿祥的结局，太满了，阐释的空间就很小。但尹学芸她真实地记录一种生活现象，出路永远隐隐约约，你似乎看得见前面的光，但脚下的路却老有一种悬空的感觉。我觉得尹学芸写出了生活的无力与痛点，蛮触动人的。

陈佳：妮妮同学刚才说到的问题我也有注意到。我觉得小说结尾出现“意外”，是整部小说集的一大特点。一方面我会认为车祸这样的结尾处理有点雷同，另一方面我也在想，这是不是作者的特意安排，而这刻意安排的背后作者想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在阅读一些访谈后，我觉得尹学芸老师似乎想要写出的是日常生活的吊诡感。

就像书的腰封上所写的：“寻找隐者的人变成隐者，报恩的人死于风雪天，贪婪的人向下坠落比风还快。”小说集中不少主人公都在外力的影响下逐渐偏离行动的预定轨迹，这正是现实生活的吊诡之处。我很喜欢一位批评家对尹学芸创作的评价，他说尹学芸的小说充满叙事的耐心。对于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尹学芸的创作有精致的叙事安排，如意外或者转折，同时她又不会把贴近现实的题材写俗。每篇小说似乎都在贴着生活书写，作者下笔也并不锋利，或者说像吕彦霖老师说到的朴素、本真，但伴随意外的故事过后，却有一点刺痛，这一点痛却恰恰是这些小说让人回味的地方。和吕老师一样，五篇小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篇小说《望湖楼》，乍看是个社会底层的小老百姓请曾经帮助过他的退休干部吃饭，却因风雪意外被摔瘫痪的故事。耐人寻味的是，尹学芸在这样在场感极强的日常生活中书写出了吊诡意味。为什么小老百姓贺三革为了“报恩”请退休市长陶大年到望湖楼酒店吃饭？为什么车祸过后贺家和陶家都接受结局，只有带着双重身份的喜鹊要讨回公道？这部小说有许多令人吃惊同时引人深思的细节安排，作家在小说中从未直接言说人性的幽暗、复杂，但这些叙事的细节都体现出作家向纵深不断挖掘世相与人心的扎实功力以及敢言的强大魄力。

姚佳怡：我来补充一下关于贺小三的观点。吕老师说贺小三是纯粹的报恩行为，但我认为他并不完全是报恩，他有虚荣心。他其实很想去高档饭店请客，还一直很看重自己有个当官的老同学，这就是虚荣心在作祟，包括后面贺小三出了事后，他说自己因为有非分之想遭到了报应。所以我觉得他也并不是那么纯粹的一个报恩行为，而且他想报的那个“恩”也不是什么大事情，陶大年本人都已经不太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了，在饭局上扯的也都是别的事情。

郭洪雷：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苹果树》临近结尾的时候写到一个细节，就是那200美元。这个作品为何写那两百美元：200美元是怎么给刘苹的，之后又怎么每天放在那个地方？按理说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作者要写到一个200美元？我觉得这里就很能代表作者对这个人物所持的态度。这样的细节设置，同学有什么看法？

朱婷：关于《苹果树》中的“两百美元”我有一点感触。首先让我注意到的是这个“两百美元”出现的情景描写：刘苹出于技痒，在女儿捡回的缎带上绣了苹果花，并将这条缎带赠与了前来参观的美国人，这个随意的行为使得美国人大受感动，并拿出了“两百美元”供于祭台。这里的关键信息是美国人对于刘苹的称赞，“这个中国女人很了不起”。显然刘苹对这个评价是十分受用的，她总是将这两张美元摆在显眼的位置，甚至晚上收起来、白天再摆上，小说的结尾也写到，祭台的瓜果不断换新，但那两张一百美元一直在。联系刘苹给女儿高雪编造的一个又一个与高大树有关的美好爱情故事，给人感觉这些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系列表演。美国人和“两百美元”对于偏远乡村来说是十分罕见的，刘苹似乎是想通过这种刻意的展示，表演自我的价值。其次还有一个细节，小说中说到，刘苹自己也未必知道苹果树是什么时候有了身份，这里的“身份”，实际上就是刘苹所有的精神寄托，是她悲苦命运的一种虚幻的慰藉。在这种情况下，苹果树的“身份”已经与刘苹的“自我价值”划上了等号，因而她不惜撒谎来维护甚至神化这个身份。我认同宗瑞的部分观点：刘苹像是一名战士，她在坚定不移地为“展现自我价值”而战斗。她与高大树的婚姻也是一种战斗式表演，这是她一个人的战场，但显然，她输得很彻底，因而她将希望转而寄托在了苹果树上。

尹学芸似乎很擅长写这种“表演行为”。她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有习惯性地在他人面前构建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的一面。如《望湖楼》中的陶大年，他很清楚自己的“官”样和威严，表面上刻意想在退休之后摆脱自己在位时的形象，所以他表演出随和亲民的一面，不坐车，出行靠走路，实际上正如左三东所说：“你以为他是放下了身段？他是放不下身段。”陶大年不坐车是因为失去了象征他市长地位的0001车牌号码，失去了专属感的体面价值。他在退休后仍喜欢去望湖楼，也正是因为望湖楼的“瑞雪”是他的专用包间，别人消费再多也不能拥有进入权。除了陶大年，喜鹊也有一些“表演行为”，她一开始与贺坤的交往中就有意营造自己能干体面的形象，谎称自己是大地宾馆的服务员，因为五星宾馆的服务员比保姆更有颜面。在贺三革住院期间，她作为贺坤的女朋友，马上进入了角色，扮演一个贤惠孝顺的“媳妇”。当她为贺三革一家向陶大年讨同情失败之后，失去了作为高干保姆拥有的一切连带福利，也与贺坤分道扬镳，这时她又化身为“正义战士”，不顾一切向陶大年等人讨要公道。她不甘心这样错愕无奈的结局，试图通过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

郭洪雷：其实我始终强调一个观念，任何的小说都是一种操作，它不可能是简单的对生活的模仿。作者的态度、想法通过小说形成某种立场和观念，并传达给读者。今天两边的同学谈得都很好，同学们都能形成自己的认识，从这五篇作品找到某种共通的东西，非常值得肯定。好，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