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春生

（江苏苏州 215000）

“苏作”雕刻是中华艺术之林中精彩且华美的篇章。玉雕、砚雕、木雕、核雕等门类齐全，技艺精湛，各种材料、各种技术手段、各种艺术风貌争奇斗艳，构成了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艺术长卷。在江南文化的浸染下，优秀的吴地工匠创作的雕刻精品，往往精细之中透着雅致，工艺背后蕴藏着文人内涵。

“苏作”雕刻之所以享有盛誉，是一代代苏作雕刻艺术家用手艺和智慧共同谱写传承的成果。寻根溯源，寻找古代优秀作品，解读古代优秀手艺人的生活际遇、创作理念和美学思想，可了解苏州雕刻发展轨迹和艺术特色，了解每一个工艺门类得以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探究“苏作”真正的内涵所在。

玉雕：数千年光辉传承

苏州玉雕技艺，早在良渚文化时期就已非常成熟，并且有众多精美的出土玉雕实物可以印证。20世纪70年代，苏州草鞋山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个墓葬，出土了众多的玉琮、玉璧、玉饰、玉斧，其中不乏造型和纹饰精美者，为中国玉器研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同样是在70年代，张陵山出土玉器也非常丰富，镯式琮、瑗式璧堪称同类中最早。苏州博物馆一件常年展陈的玉琮十分精致，该玉琮出土于昆山千灯少卿山遗址，分十二节，是良渚玉琮中的精品。据统计，在21世纪前，苏州地区发现良渚遗址60多处，出土玉琮、玉璧数以百计。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春秋时期吴国玉雕的秘密逐渐揭开。其中，90年代真山大墓出土大大小小的玉器达1万多件，不乏稀世之珍。在苏州博物馆的吴越文物展厅，有一组玉殓葬饰件，其雕饰精美绝伦。古人认为玉可以让尸体不腐烂，让灵魂长留驻，在西周时期，一种特殊的丧葬用玉——玉覆面出现。它用各种玉料对应人的五官等面部特征，制成饰片，用于殓葬时覆盖在死者面部，以及身体其他部位。苏博的这一套玉殓葬饰件，由玉覆面、珠襦、玉甲、玉阳具饰组成。玉覆面共八件，覆盖在墓主的面部。虎形玉饰对应双眉，较小的拱形饰对应双眼，较大的拱形饰对应鼻子，玉瑗对应面颊，玉含对应口部。珠襦是珠子串成的襦，是墓主的上衣，它由红色的玛瑙管、绿色的绿松石珠、乳白色的玛瑙珠和无色透明的水晶珠相间串成。玉面饰、玉甲片、阳具饰上，都雕刻着精美而细致的纹饰，线条流畅，工艺非凡。这样的玉饰件，被认为是汉代“金缕玉衣”的前身。尽管不像金缕玉衣那样严严实实，但这些玉饰材质多样，珠光宝气，而且雕刻精美，说其重要性高于金缕玉衣也并不为过。

此外，1986年4月，大批玉器在苏州市通安镇严山一个土坑里重见天日。这次出土器物非常特别，除了玉石，没有任何其他文化遗物，是十分完整的一批吴国窖藏玉器。402件出土物中，204件是软玉，其余为各色玛瑙、绿松石、水晶器和玻璃器，种类涉及璧、环、璜、琮、镯、觽、珌、珑、玦、管、珠等，琳琅满目，精品佳制数不胜数。

真山和严山出土如此大规模的高水平玉器，足以证明吴国拥有较大规模的琢玉作坊，作坊内已具备当时先进的琢玉设备和高技能的琢玉匠人。而且，如此规模、如此品质的玉器手工作坊，决非寻常人所能兴办，应该是宫廷官作。

苏州玉雕的又一高峰，是明清时期。明代，苏州商品经济活跃，手工业空前发展，宋应星《天工开物》云：“良玉虽集京城，工巧则推苏郡。”当时苏州玉雕的代表，自然是陆子冈（又写作陆子刚）。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记录：吴中如贺四、李文甫、陆子冈皆后来继出高手，第所刻必以白玉、琥珀、水晶、玛瑙等为佳器。王世贞（1526—1590）的《觚不觚录》：“今吾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有与缙绅坐者。”徐渭（1521—1593）《咏水仙》：“略有风情陈妙常，绝无烟火杜兰香。昆吾锋尽终难似，愁杀苏州陆子刚”。由此类记载可见，陆子冈是活跃在16世纪的一位玉雕名家，具体年代与徐文长、王世贞等人相差不远。张岱（1597—约1679）在《陶庵梦忆》“吴中绝技”条载：“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陆子冈治玉被张岱列为吴中绝技之首，同样也被后世玉雕从业者推崇，所以直到清代，众多玉雕作品都仿刻陆子冈之款，借其名头行世。

乾隆朝宫廷制玉技艺达到高峰，当时造办处很多玉工来自苏州。宫廷玉器《桐荫仕女图》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而且颇有故事。一整块白玉籽料，最细腻、最核心的部分已被挖走，用以制作玉碗，残剩下一块留着黄皮的多余玉料，让人惊喜的是，玉匠们巧妙地制作出《桐荫仕女图》，中心变薄的部分雕琢成两扇墙门，裂痕处理成稍稍打开的门缝。作品还镌刻有乾隆御制诗，诗后还有文字：“和阗贡玉，规其中作碗，吴工就余材琢成是图。既无弃物，且仍完璞玉。御识。”足见作品是苏州工匠的杰出创造。

乾隆本人写过的御制诗中，多次提到苏州玉雕的集聚区专诸巷，如“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专诸巷中多妙手”“专诸巷里工匠纷”“专诸多巧匠”……显然，明代“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的局面，延续到清代，当时中国的制玉中心在苏州而非北京。

苏州玉业还有自己的祖师爷庙，即著名的周王庙。晚清民国时期，周王庙的玉器庙会远近闻名。每年阴历九月十三至十六前后，全城大小近千家玉器作坊都要拿各自最精心之作前往陈列。庙会时期，同业相互观摩，各路客商云集，市民蜂拥而至。

苏州玉匠在中国玉雕史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高潮，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美器，到吴越春秋时的王室精品；从“上下百年保无敌手”的大师陆子冈，到乾隆时期造办处的苏州巧匠；从万人空巷的玉器庙会，到群星荟萃的当代苏作……数千年的如琢如磨，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精致与细腻。

砚雕：工匠文人的珠联璧合

现在说起砚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端砚歙砚，很少有人想到苏州。然而几千年浩瀚制砚史，最精彩的篇章偏偏是苏州人镌刻。

在古代，所有文人包括读书写字之人，手头都需要一块砚台，因此砚雕行业颇为兴盛。苏州制砚业由来已久，灵岩山在汉代就叫“砚石山”，可见当地在汉代就有采石制砚的传统，此后一直得以延续。宋代明代，苏州制砚在江南一带影响深远，如今各大博物馆都有当时的苏州澄泥石砚精品。

在清代早期，专诸巷周围从事各门类技艺的手工业者不计其数，然而最有名的却是一个刻砚的女子：顾二娘。顾二娘一家是三代琢砚，而且三代人都大名鼎鼎。在古代，虽也有父子技艺相授的传统，但三代都出名家的十分罕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嘉兴竹刻三朱及苏州顾家制砚三代。所以，顾家堪称苏州古代工艺家族的代表，是家庭技艺传承的典范。

顾家的制砚，要从明末清初的顾道人算起。据载：吴郡有顾德邻，号顾道人者，读书未就，工琢砚。在古代，有志男儿自然纷纷以读书入仕为理想，但顾德邻选择制砚为生。苏州文人朱象贤在《偶见闻录》中说：“凡出其手，无论端溪、龙尾之精工镌凿者，即㠛村常石，随意镂刻，亦必有致，自然古雅，名重于世。”另一位吴县本地文人黄中坚更是一句话道尽顾氏制砚的高明：“他人虽模而仿之，终莫能及！”

顾道人将技艺传给儿子顾启明，但启明早早去世。启明无子，继子名顾公望，因为善于制砚被召入内廷，为皇帝琢砚。三代之中，声名最盛的是启明之妻顾二娘。当时很多文人都管顾二娘叫“顾大家”，“大家”这样的称号，在中国古代工匠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朱象贤称：“其所作，古雅之中兼能华美。名称更甚，当时实无其匹。”

顾二娘家的故事，除了三代制砚之外，还有一条工匠与文人之间特殊的关联。说到顾二娘，有一首诗“一寸干将切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给顾二娘写诗的人，叫黄任。

黄任（1683—1768），字莘田，永福（今福建永泰县）人。他最有名的是两个身份，其一为诗人，他著有《秋江集》共六卷，收入诗作九百余首，七言绝句有六百余首，在当时诗坛很有影响力；另一个身份便是藏砚家。黄任号十砚老人，他的十砚轩，在文人圈子里十分知名，就连乾隆皇帝也以拥有黄任的砚为乐事。

黄任的朋友林正青写《十砚轩记》，讲到黄任曾游吴、粤、燕、梁，访故家之所藏，倒箧以求之，甚至典衣而不惜。得了十砚后，“乃就吴门顾大家琢磨之”，式必入古，装以异木，钤以玉石……也就是说，这十方顶级砚台，都请吴门顾二娘琢磨加工过，可见黄任对顾二娘之信任，也足见顾二娘制砚技术之高明。

雍正十一年，黄任写下一首诗：“古款微凹积墨香，纤纤女手为干将。谁倾几滴梨花雨，一洒泉台顾二娘。”款式古雅的一方砚台，微微凹陷的砚堂间散发着墨的馨香，令黄任想起了当时已辞世的苏州顾二娘。

生前赞，逝后悼，黄任关于顾二娘的诗在文人间传播，包括袁枚等文人都曾有辑录。黄任的福建文人朋友圈，有多人喜欢收藏砚台，均以获得顾二娘作品为乐事。就这样，推而广之，顾二娘声名日著，成了中国砚史的一座丰碑。

可以说，正是文人的青睐，文人的参与，使得吴地砚工的作品更具文人气质。清早期苏州还有一位制砚大家王岫君，以刻山水砚著称。清代中晚期的王子若，以生命的代价，将《高凤翰砚史》镌刻上石，由于他本身是金石篆刻高手，才能担此重任，比较文气地将砚台样式摹刻至石头上；砚雕巨匠陈端友是常熟人，师从苏州名匠，技艺高超，后与“海上题襟馆”诸位文人交游，提升了视野，砚雕创作更上层楼。

杰出的砚雕家，大多是在与文人的交流中提升了眼界和审美，从而提升了砚台的制作水准。除了砚雕，苏州雕刻技艺之所以能广受称许，正是因为工艺家们深受当地文人和文化氛围的影响。

木雕：不可思议的宝幢和宝楼

陆涵生黄杨木雕《五龙嬉玉环》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曾邀请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评选国宝中的国宝，最终评出9件国宝。其中工艺品，选择的真珠舍利宝幢。20世纪70年代，瑞光塔密室中被发现的宝贝很多，但真珠舍利宝幢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现为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这件122.6厘米高的宝幢，制作完成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宝幢精美华丽，令人震撼——其用材选用名贵的水晶、玛瑙、琥珀、珍珠、檀香木、金、银，单单用于装饰的珍珠，就用了4万多颗。工艺运用了玉石雕刻、金银丝编制、金银雕刻、木雕、水晶雕、漆雕、描金、穿珠、镶嵌、彩绘等十几种工艺技法，称之为北宋苏州工艺的“集锦”是最合适不过的。宝幢的主体为楠木，并刻有十几个异常精美的木雕人物，尺寸虽小，但从其工艺价值和珍稀程度，都堪称国内现存木雕的扛鼎之作。足见在北宋时期，苏州木雕技艺就已炉火纯青。

宋元明清，无论是园林构件上的图案，家具器用上的纹饰，书房案头的小品，都可以见到苏州木雕高超的技艺。

说到木雕，苏州人都知道东山雕花楼。苏州很多古建筑都有雕花，但坐落于东山的春在楼是特别的一座。春在楼从1922年开建，一直造到了1925年，参与的工匠250多人，大多是香山帮能工巧匠。大楼各部件选用的木料，也全都是优质木材。由于不惜工本，这栋楼最后花了17万银元，折算成黄金是3741两。

春在楼有砖雕，有石雕，而木雕是其最大特色。在前面大厅，无论梁、柱、窗、轩，都可见繁缛的雕饰，可谓满堂木刻，题材有“三国演义”“二十四孝”等。雕花楼的主厅叫凤凰厅，厅内总共雕了172只凤凰。而在后厅，即内厅、女厅，雕刻有《西厢记》题材，恰与前面的三国等题材形成对比，多了一些生活气息和女性色彩。如今，雕花楼总是能够吸引大量观众，惊叹于这些繁复的雕花。

1962年，苏州木雕惊艳了当时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工艺美术作品展览会——北京团城工艺美术展览会。陆涵生领衔的苏州红木雕刻厂携带装饰类13件、几座类91件、灯类15件、盘盒类17件、柜架类24件、文房类11件、日用小商品类31件作品参展。陆涵生（1905—1994）参展的《松鼠树根几》《双龙树根几》《梧桐叶》三件作品，均独树一帜，向世人呈现着苏州工艺的精与美。

陆涵生的红木小件技艺超群，收藏于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的黄杨木雕《五龙嬉玉环》是其代表作，五条螭龙精美生动，富有灵气。

作为一个民间手艺人，陆涵生特别善于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以反哺自己的作品。年轻时，为了创作《英雄出世》木雕，他找到一只行将破壳待孵的喜蛋，在喜蛋前静观了足足一天，捕捉小鸡冲破蛋壳刹那的动感。老年时，为了创作《出水五螺》笔架，他捉了五枚田螺放到水中，观察其在水中游曳的姿态，后又将水放干，细观田螺脱水后收缩的瞬间状态。这样的创作状态，很能代表苏州手艺人的刻苦和用心。

核雕：技亦灵怪矣哉

大明晚期的某天，一个姓王名毅，字叔远的苏州常熟人，随朋友来到了李日华的新家。大概是出于对主人身份和才华的尊重，王叔远将自己亲手雕刻的一枚核雕赠给了李日华。对于眼前这位“地位不高”的手艺人，通常情况下李日华是不会太在意的，但当他把这枚核雕端在手中仔细打量之时，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余何幸！见是异人，得是异物！从此印昔木鸢斫鼻，悉非寓词，咸成实诣矣！”他觉得古人传说中那些不可思议的绝技，无论是棘刺之端刻猴子，还是射箭贯穿虱心，抑或是做出木鸢飞上天，挥刀砍去鼻上泥，都不像是传说。

李日华（1564—1635）是浙江嘉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他的《六研斋笔记》安插了一段，介绍王叔远送来的这枚核雕：

杜士元核雕《渔家乐》

虞山王叔远，有绝巧，能于桃核上雕镌种种，细如毫发，无不明了者。一日同陈良卿、屠用明，顾余春波新第，贻余核舟一，长仅八分许。中作篷栊，两面共窗四扇，各有枢可开阖。开之，则内有栏搪。船首一老，皤腹匡坐。左右各一方几、一书卷，右几一炉，手中乃挟一册。船尾一人侧坐，一橹置篷上。其一旁有茶炉，下仍一孔，炉上安茶壶一，仍有咮有柄……

当然，民间更为熟知的，是魏学洢那篇收录在初中课本里的《核舟记》，同样讲述了王叔远。王叔远，常熟人，明熹宗时期微雕家。他没有李日华、魏学洢那样的社会地位，对自己辛苦制作的作品恐怕也并未视作珍宝，在遇到社会名流时作为礼物赠给了他们。正是因为无意间的馈赠，不经意间却让自己青史留名，也让核雕这门中国技艺永载于史册。

王叔远的实物如今无处可见，但常熟博物馆收藏有苏州名家的一件核雕作品，这便是杜士元《渔家乐》。1980年，苏州收藏世家过云楼第五代顾榴女士与丈夫何杲，将8件文物捐献给常熟博物馆。其中有2件是杜士元的核雕作品，一件是桃核雕《十八罗汉》，另一件就是这个橄榄核雕《渔家乐》。

《渔家乐》核雕，纵1.4厘米，横3.5厘米，宽1.2厘米。作品根据橄榄核天然的外廓弧线，随形雕琢成船底与船篷，核舟前方三人围坐饮酒高谈，举头看天；船尾有一童子蹲于炉前烹茶，一艄公持篙撑船，另一孩童伏于船篷顶上，收拾渔具。全船六人大如米粒，动作生动，顾盼有神，刀工犀利。核舟底部，刻有“乾隆乙丑年造，仙传杜士元”行书款。

相比于传统的《核舟记》，杜士元的这件作品是很有新意的。题材上，杜士元《渔家乐》更有创意，摆脱了陈陈相因的“赤壁泛舟”题材，而以现实生活元素作为素材。在整体包装设计方面，杜士元这件并非是孤立的核雕，还有特殊的“配件”——核舟有个底座，是乳白色象牙雕刻成的水浪，营造出舟行水中的立体画面；并配有紫檀雕刻的外盒，外盒活脱脱做成了一个橄榄形状。而且，杜士元在象牙座底刻诗：“皮肉生来有益长，其中将他造船行。网船家家多子孙，渔翁得乐尝端阳。”更显得个性十足。

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描述了一个迥异于其他古代工匠的杜士元形象：“乾隆初年，吴郡有杜士元，号为鬼工，能将橄榄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东坡游赤壁……每成一舟，好事者争相购得，值白金五十两。然士元好酒，终年游宕，不肯轻易出手，惟贫困极时始能镂刻，如暖衣饱食，虽以千金，不能致也。”杜士元恃才傲物、放浪形骸的艺术家个性，跃然纸上。

《履园丛话》又说杜士元被召入宫中，但过不惯受到束缚的日子，通过装疯的方式回到苏州，依然过着那种随心所欲的自在生活。在中国古代，技能高超的工匠并不罕见，但如杜士元这般追求自由、充满个性的雕刻师，非常少见。

谁也没有想到，自20世纪90年代末，核雕市场突然爆发，个别“奇巧人”的绝活，已经演化成苏州西部一个巨大的产业。在太湖舟山村以及光福、藏书、东渚等地，不可计数的年轻人以核雕为业。随着雕刻工具的改良和对雕塑知识的吸收，如今雕刻一艘核舟已不再稀罕。今天的苏州核雕人，拿出了一件件更具新意、更有情趣的核雕作品。

门类齐全 百花齐放

苏州雕刻门类齐全，而且各门类都有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都可以看到长时期的传承和延续。

苏州石雕现存众多优秀作品，如双塔罗汉院大殿遗址石柱，表面浮雕婴戏图，充分展示了宋代石雕文雅和写意的艺术风格。在连绵不绝的、柔和的田田荷叶间，在慈姑花叶间、丛丛牡丹间，藏着许多形态生动、姿态各异的孩童，整个画面极具美感。灵岩山脚下的韩世忠神道碑，曾有“天下第一碑”之称，原本碑身高度达到5.46米，可惜已摔断破碎。碑下的龟趺也已与碑分离，虽然残缺不全，但雕刻水准极高，雄壮残躯足可让观者震撼。

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这样说苏州人家：“大厅前必有门楼，砖上雕刻人马戏文，玲珑剔透。”诚然如此，砖雕艺术是苏州民居建筑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城市间的苏州园林，还是古村落的名门老宅，都少不了精美的砖雕门楼。今天走进园林的游客，未必会在意这些门楼；但若有时间细细品味，必能被那些精湛的砖雕艺术折服。

朱碧山造银槎杯

在金属铸造和錾刻方面，苏州工匠也是技艺高超。20世纪50年代，吕师孟夫妻墓在苏州虎丘被发掘，这个曾被文天祥痛斥的南宋降元官吏，墓葬中出现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随葬金银器，比如缠枝花果长方形金饰件、如意纹金盘等。而张士诚母亲“娘娘墓”出土的银奁和银镜架，工艺也极为考究。20世纪70年代，苏州吴县藏书公社社光大队在“旱改水”（旱田改水田）之时，在乾隆年间刑部尚书、苏州人韩崶之墓处，无意间发现了一件黑乎乎的金属器物，这就是现展陈于吴中博物馆的朱碧山银槎杯，它用白银铸成槎舟状，枝杈错落，形态奇崛，中空可以贮酒，槎上一老人仰坐，神态悠然，仙风道骨。作品采用镂刻和焊接等手法，錾刻精细传神，令人叹为观止。

……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走进园林，走进古村寨，走进古迹遗址，我们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苏州雕刻，它们反映了雕刻工匠高超的技艺，也真实呈现了从前人们的生活以及对美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