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树军

中共“一大”会场（蜡像）

中共“一大”是清一色的男性书写的历史，似乎是一段与中国女性全不相干的记忆，其缘由在于中共“一大”所建构的历史回忆几乎全部来自男性。而在中共建党早期，女性真的完全隐形了吗?这与当时各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体中女性成员所占比例与活跃程度有着明显的不符。如果我们真正进入历史深处，稽考历史之源，探寻党史之微，会惊奇地发现，有一批“新女性”与时代同潮，与革命同行。仅就中共“一大”而言，她们就以自身灿烂无比的光彩和女性独有的细腻，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做出了同样铭载史册的伟绩。值此建党百年之际，让我们回首1921年，揭开中共“一大”女性参与者的神秘面纱，展现她们的英姿，并镌刻下她们与中国革命同行的独特气质与勇敢无畏的风采。

中共历史并不是清一色男性书写的历史

关于中共“一大”的筹备过程、召开时间与地点、参加人员、会议详情以及转移的故事，因当时没有留下任何档案文字资料，诸多细节都是靠日后回忆而重建的。我们能见到的较早记述，是中共“一大”亲历者陈潭秋于1936年在莫斯科写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这篇文章发表于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其后，又有陈潭秋关于“一大”回忆录的“出版稿”在拍卖会上首现。

“一大”历史文件的流传最初有俄文和英文两个渠道。前者指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移交的共产国际保留的中共档案，其中有三份俄文文件与中共“一大”有关，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份文件应是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在会后提交的报告。经由英文记录保存的则是“一大”代表陈公博于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这篇以《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为题的论文，附录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两份文件。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在该校图书馆发现了这批材料，旋即付诸出版。陈公博在硕士论文中所附录的两份英文文件，与1956年苏共转交给中共中央的两份俄文文件内容完全吻合。

1980年出版的《一大回忆录》和《“一大”前后》是汇集了中共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集，除收录中共创始人在建党前后所撰写和发表的重要文章外，其所建构的中共“一大”历史几乎全部来自访谈和回忆录。而综观这些回忆，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回忆录，参加“一大”的13 位代表也全部是男性。如此看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似乎是一段与中国女性完全不相干的中国男人的历史。

但历史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20 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妇女解放理论影响着中国，“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也推动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妇女运动的先驱禁缠足、兴女学、办女报，开展启蒙运动。

这一时期，列强的入侵、民族存亡的威胁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妇女的觉醒。她们挣脱封建枷锁的桎梏，投身于辛亥革命和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与男性一起争取社交公开、婚姻自由和教育平等，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而斗争。在这种形势下，先后涌现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何香凝，创办《神州女报》的张昭汉，妇女活动家唐群英，女议员邓惠芳，反抗包办婚姻的向警予以及参加进步学生团体新民学会的19 名女学生等一大批女性精英……

具体到中共“一大”上，也涌现出了诸多优秀女性。

为“一大”开会“放风”的杨淑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 月23 日在上海召开，当时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这次会议的深远意义。北京代表刘仁静回忆说：“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而在“一大”秘密召开时，又由于突发变故、转移会场，致使在后来的回忆中出现了不清、不详、不准的问题。“一大”代表董必武曾遗憾地说：“我们已经没有一点这第一个党的文件了。”1938年5 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首次将7 月1 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1941年6 月又明确提出7月1 日为党的生日，但7 月1 日是一个模糊的时间。直到1980年，经多方大量考证，才查证“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是1921年7 月23 日。

1949年5 月27 日，上海解放。在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祝上海解放》的新华社社论中，首次郑重宣告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正是这句话，让刚刚出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的陈毅记忆深刻。1950年夏末，经陈毅市长提议、上海市委讨论同意后，决定在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以迎接建党30 周年。

上海博物馆原馆长沈之瑜回忆说，1950年，他在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任处长。一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告诉他，为迎接中共建党30 周年，市委决定寻找当年中共“一大”会址，此事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所以要他负责寻找。

杨淑慧（1900～1962）

茫茫大上海，寻觅中共“一大”会址要从哪下手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线索是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提供的。杨帆手下有一位副科长叫周之友，是中共党员，原名周幼海，其实他就是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儿子。

1920年，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回到上海，结识了富贵人家的小姐杨淑慧，两人火速热恋。杨淑慧，祖籍湖南湘潭，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在当时的大上海小有名气。杨淑慧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绝非一般女子可比。她思想新潮，追求自由婚姻。杨淑慧在上海的家与李达家相距不远，她经常到李达家玩，由此认识了周佛海。当时的穷酸留学生周佛海，穿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瘦瘦高高，但这并没有影响杨淑慧对他产生好印象。因为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杨淑慧觉得他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

杨淑慧后来在《我与佛海》一文中回忆了她与周佛海由认识到同居的过程：与周佛海第一次相识是在李达的家里，当时我显得十分拘谨，周佛海却态度大方、说话随便，他“头发乱蓬蓬的，一套山东府绸装的白西装，背上已染上枯草般颜色，脏得不成样子”，“但在又脏又乱的衣服头发之外，却有一张英俊挺美的脸孔，令人尚不发生恶感”。但此时的周佛海在湖南老家已有妻室，妻子叫郑妹。杨淑慧的父母极力反对这门婚事，将杨淑慧锁在绣楼上。杨淑慧乘家人不备，跳楼而逃，与周佛海东渡日本。二人育有一子一女，长女慧海，儿子幼海。后来周幼海与父亲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

杨帆找到周之友，说明情况。周之友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他母亲杨淑慧曾无意间透露过，当时与周佛海热恋时，周曾带她去过开会的房子，还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后因周佛海成为汪精卫伪政府的二号人物，杨淑慧心生烦闷，常叹气懊悔。杨帆说：这些情况很重要，可能为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提供很大的帮助。他让周之友回家告诉母亲，让她马上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向沈之瑜处长说明情况。

杨淑慧在沈之瑜办公室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周佛海曾写过一本书《往矣集》。书中谈及了他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很可能涉及“一大”开会地址。

沈之瑜马上到上海图书馆找到了这本《往矣集》。书中有一句极为关键的话：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地址是贝勒路与望志路口的交叉处（贝勒路自1943年起已改名为黄陂南路）。于是，杨淑慧、沈之瑜等马上赶去现场，寻找“一大”会址。

毕竟时过境迁，当年的李公馆已面目全非。头一天，无果。第二天，杨淑慧等人再次去到“贝勒路”。这次，经她细细回忆，往事渐渐清晰起来。

杨淑慧对自己在四叉路口乘凉“望风”的事印象深刻。这时的“贝勒路”，转角处第一石库门房屋的门牌号码是“兴业路72 号”，从东向西数依次是74 号、76 号、78 号。杨淑慧说，72 号与74 号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她是坐在离李公馆十来米远处“望风”的，李公馆只能在76号、78号（即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08号）、80 号三间房子中辨认。76 号是一爿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商店，杨淑慧在心中认定此处应该就是。她又跑进树德里弄堂从后门去张望，感到应该就是这里。可是，门前大片墙上刷着白石灰，写着一个两米多高的“酱”字，这又与她的记忆是完全不同的。她向沈之瑜说了心中的疑惑，沈之瑜去店家借了一把铲子，经征得老板同意，把厚厚的白石灰铲掉一块，终于露出了青红砖交错有序、其间银嵌白色粉线的墙面。杨淑慧走上前，用手摸了摸青砖，最终确认：“这幢房子，就是李公馆。”

基本情况很快报到了北京。为了证实无误，北京有关部门又安排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当时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包惠僧去上海进行现场确认。包惠僧经仔细勘核后也认定：此地就是当年中共“一大”会议旧址。同时，他还一步确认了渔阳里2 号《新青年》编辑部和“一大”代表借宿的博文女校。

很快，中共“一大”会址确认的报告呈报中央。中央十分重视此事，为了慎重起见，决定由中共“一大”代表，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再次到上海加以证实。董必武看后，证实那就是李汉俊的家，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董必武还接见了杨淑慧，并表扬了她。

仅从杨淑慧帮助找到中共“一大”会址一事可以看出，在“一大”召开时，她虽不是“一大”代表，但是知道“一大”开会并为“一大”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和保障工作。

为“一大”选定会址的王会悟

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中共“一大”会址是怎样选定的?为什么要选在李汉俊家?这就要提到王会悟。

王会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的夫人。她是浙江省桐乡县人，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进步。她不仅中文功底好，英文也学得很好，曾在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当中文老师。在校期间，她经常读《新青年》杂志，并用白话文大胆地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社会名流写信，表示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他们所宣传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让她颇感意外的是，陈独秀还真给她回信了：“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夸奖王会悟“有胆识”，勉励她“多读书”。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王会悟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的途径。经人介绍，她加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被会长、黄兴夫人徐宗汉委以文秘之职。她先是住在徐宗汉家，后搬到渔阳里2 号陈独秀家中居住。

1920年夏，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代表学成归来，与陈独秀、李汉俊在上海发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当时，李达寄住在陈独秀寓所。李达和王会悟同借住在陈独秀家，相互间便有了交往。平时，王会悟经常帮李达誊抄文稿，李达则经常向她讲述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以及组织共产党的道理。1921年4 月，这对志同道合的情侣在上海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是他们婚礼的操办人。

王会悟（1898～1993）

1921年7 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23岁的王会悟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李达和李汉俊负责通知各地代表来沪参加会议，而食宿、开会地点等后勤事务则由王会悟负责。

关于开会的地点，王会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太理想，后来想到了李汉俊的家。说是李汉俊的家，其实房子的真正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李书城是国民党的一位军事部长，当时恰好不在家，李汉俊就寄宿在法租界的这所洋房里。

1921年7 月23 日，“一大”在李汉俊家召开。代表们开会时，王会悟就在楼下后门门口望风，当起了“哨兵”，干起了“保卫”工作。连续几天，会议进行得都很顺利。但在7 月30 日晚的第六次会议即最后一次会议时，一个穿长衫的人突然出现，这让王会悟措手不及，也让与会者十分惊诧。王会悟向坐在会场门口的翻译杨明斋（山东人，在俄国入党）耳语道：这个人好像是上海的密探。当时，代表们正在讨论问题，因为陌生人的闯入，他们被搅得一下子没了心情。张国焘更是向王会悟发起了脾气：“怎么搞的?把会都给乱了。”而当杨明斋把事情简单地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完后，马林凭借其斗争经验，当即宣布休会。代表们匆匆收拾文件撤离，会场上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也就是15 分钟的光景，法租界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全副武装地包围了这座房子，并冲进了开会的房间。那个闯入会场的陌生人问李汉俊刚才是否是在聚会，精通日、英、法、德四国语言的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答复道：“我们刚才在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问题。”巡捕房没有抓到把柄，只好悻悻地离去。事后，李达对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

陡然生出变故，会议该如何继续下去?代表们提了好几个会议转移的地点，有人提议去上海郊区，有人提议去西湖。但代表们经过分析认为，这些地方虽好，但容易惹人注目，所以最后都否决了。这时，王会悟想到了自己读过书的地方嘉兴，便建议到嘉兴南湖去继续开会。她说：“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不像杭州那样惹人注目，且风景秀丽。我们可以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万一发生意外，还可分散到我同学家里，比较安全。”王会悟的提议首先得到董必武和何叔衡的赞同，随后代表们经过简单商议，认为到嘉兴继续开会甚好。

从上海到嘉兴要乘火车。火车7 时35 分从上海发车，10 时25 分到达嘉兴站。王会悟将董必武、何叔衡两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安排在头等车厢，其他代表分散在几节车厢里，并叮嘱互相之间不要往来串联，也少与别的乘客搭话，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陈公博因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后回大东旅社时被密探跟踪，这次没有来嘉兴；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是外国人，相貌特别，怕被人认出招来事端，也没有来嘉兴。

王会悟到达嘉兴后，在县城的弄鸳鸯旅馆订了两间房。因为她不常回嘉兴，于是趁大家吃饭时找到了就读于嘉兴中学的亲戚孔另境，请他帮忙租了一条中号的画舫。在一切准备妥当准备离开旅馆时，王会悟猛然想起了什么，又急匆匆走到账房先生那儿，租了两副麻将牌塞进包里。

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进行，王会悟先是带着代表们到“烟雨楼”“游玩”了一圈，在侦知湖面和画舫周围安全后，才领着代表们从城东门外狮子江渡口上了船。王会悟让船主把船撑到烟雨楼东南方向200 米左右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自己则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她就哼起嘉兴小调，用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确保安全，就连午餐预定的酒菜，王会悟也是让船主用拖梢小船送至画舫的。当天下午会议正在进行时，湖上突然传来汽艇的马达声，代表们以为是警察的巡逻艇，当即停止开会打起了麻将。王会悟乘拖梢船到湖心岛打听后，得知是一富户人家的私人游艇在游湖兜风，才又告诉代表们照常开会。

就这样，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代表们完成了“一大”最后议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庄严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正式向历史报到。

23 岁的王会悟以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以经大事临危不惧的淡定确保了“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每每谈及中共“一大”，专家学者们都要提及她，她成为在媒体上曝光率很高的一个人。特别是嘉兴电视台，曾历时三年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展现了王会悟鲜为人知的传奇人生和革命生涯。正如有位学者所说，王会悟的一生功绩卓然，却从未担任过任何要职，繁花看遍，从容淡定，顺水而来，随风而去，淡淡一个背影，融入了历史烟雨中。

“一大”之后，王会悟一直从事革命工作。她参与创办过我国第一个妇女解放的进步刊物《妇女声》半月刊，创办过上海平民学校（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她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在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做法制工作，之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直到离休。1993年10 月20 日，王会悟在北京逝世，享年95 岁。中国共产党对王会悟的贡献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人民日报》刊发的消息这样写道：“王会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同志的夫人。她在党的‘一大’筹备期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为“一大”代表提供住宿地点的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

当我们重识王会悟时，还必须说一说黄绍兰。她同样与中共“一大”有关，也可以说是中共“一大”的幕后功臣。

黄绍兰，湖北蕲春黄洼湾人，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她先在开封女子师范学堂任教师，后从军，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二次革命”失败后，定居上海，成为国学大师章太炎唯一一位入室女弟子。

1916年，黄绍兰与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黎，租用法租界贝勒路民房创办博文女校，黄绍兰任校长。后来，由于徐宗汉随黄兴赴美国，章太炎家境也遇到困难，仅靠学费收入难以维持办学，故博文女校在1920年停办了。黄绍兰是一位事业心极强的女子，在学校停办后的第二年，她得到张謇之兄的资助，又在上海蒲柏路（今太仓路127 号）住宅复校。这是一幢沿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分上下两层，外墙是青红砖相间，二楼是红漆地板，十分典雅大方。

在“一大”代表们选好可靠安全的会址后，与会代表的住宿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各地的代表们都希望找一幢独立的、与李汉俊住宅距离较近的地方作为代表宿舍。

博文女校后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有多重原因：首先，李汉俊与李书城都和黄绍兰熟识，他们还有同乡之谊，都是湖北人。其次，李汉俊的嫂嫂，即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王会悟曾当过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正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再次，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又适逢暑假师生均已离校，既安静又不引人注意。经过反复考虑，代表们一致同意将博文女校作为他们的住宿地。当王会悟找到黄绍兰提出这一要求时，黄绍兰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参加“一大”的代表从各地陆续抵达上海后，除了陈公博偕夫人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外，有9 名代表被安排在了博文女校内。7 月22 日“一大”的预备会和23 日的开幕式都在博文女校举行。

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活动的丁宝林

据史料记载，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一系列会议上，都有一位不知名的女子在场。关于她，一直被称为参与中共早期创建活动的神秘女性。关于她的真实情况，有必要作一介绍。

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5 个党员之一的施存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中写道：“1920年6 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集会。”1920年夏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的陈公培在《回忆党的发起组织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时也写道：维经斯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与众人座谈，席间十余人，“有沈玄庐、刘大白、戴季陶、沈仲九、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和我”。李立三在1930年作的《党史报告》中，也述及陈独秀在上海讨论组党的会议，“参加发起者只有6 个人：陈独秀、戴季陶、杨明斋、李汉俊、沈玄庐，另外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始终不知姓名，只知道后来因为恋爱问题削发做尼姑去了”。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和陈独秀同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5 个发起人之一的俞秀松在《俞秀松日记》里提供了线索。他在日记中曾述及他在星期评论社的活动以及与沈仲九等人的通信内容。在这些信件中，发现了一位女性的名字，即丁宝林，也叫丁崇侠。她曾在上海星期评论社和爱国女校活动，与沈玄庐、沈仲九等交好，他们曾共同讨论“农村计划”（即在萧山开展农民运动等）。

对于丁宝林，只知道她是浙江人，原是绍兴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员，杨之华（瞿秋白的夫人）称她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后来，她到上海城东女校任教，当时是《星期评论》的编辑，参加过马克思学说研究社和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若按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先后来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的桂冠可能要落在她头上。

但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丁宝林却因感情纠葛走出了“圈子”。在上海，丁宝林曾与沈玄庐的妻女们合住，其间与沈玄庐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感情。就在这时，沈仲九也卷入了这一情感中。在复杂的情感关系中，丁宝林有些不知所措，尽管李汉俊、俞秀松给她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对其不断规劝，但仍未能使丁宝林回头。她未能与革命同行，为解决陷于情感中的痛苦，在中共“一大”召开的前一年，丁宝林出家为尼，后来再没有任何音讯。

丁宝林虽然因个人原因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失之交臂，但在中共的初创阶段，留下了她奋斗的足迹，历史不会忘记她。在历史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1920年5 月，陈独秀南下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核心是“三社”，即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邵力子的民国日报社、沈玄庐与李汉俊等的星期评论社。星期评论社当时有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刘大白、沈仲九、俞秀松、丁宝林（女）。

陈独秀的贤内助高君曼

除了上述四人以外，中共“一大”的女性参与者还有高君曼。

高君曼是陈独秀原配夫人高晓岚（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是陈独秀的第二任夫人。从1910年至1925年，高君曼与陈独秀共同生活了15年。这15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阶段：他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从五四运动的指挥者，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领导人。高君曼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她帮助编辑出版《新青年》杂志，接待联络革命同志，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营救陈独秀出狱，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她与陈独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在中共建党前后，李达夫妇与陈独秀一家同住在渔阳里2 号一幢石库门房子里，这里是上海共产党总部，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国际著名汉学女性主义者、美国人柯临清教授认为，1920年 至1921年间，上海共产党组织中女性成员的空缺使得王会悟和高君曼成为共产党妇女运动的领袖。高君曼是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新女性”，是敢和姐夫陈独秀私奔的奇女子，对陈独秀的工作也多有助益。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后，高君曼常常参与上海女界联合会的活动。1921年“三八”节，上海共产党组织首次庆祝妇女节活动，高君曼发表演讲。陈独秀赴粤后，高君曼成了陈独秀与上海同志之间的联络纽带。遗憾的是，1925年后，陈独秀与高君曼分居。1931年，43 岁的高君曼凄凉病逝。

高君曼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对妇女的研究几乎就是对“妇女运动史”的研究，妇女被局限于妇女运动与妇女工作的领域。正如向警予牺牲后蔡和森对她的回忆所说：“她是党的妇女工作的负责者，但她自己总是不甘于‘妇女的’工作——纵然她在这种工作中得到一般的信任。当然，以向警予的能力说，本来可以担任一般党的指导工作，这是从前党的组织上的分配工作的缺点。”其实，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于此。事实证明，女性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作出独特的贡献，往往还能为我们保留大量丰富有趣的历史细节。比如王会悟说，当他们建议在李汉俊家里开会时，李汉俊“立即从椅子上跳下来，表示不同意”；杨淑慧说，“一大”召开时，她拿着一个小马扎、一把扇子，坐在贝勒路与望志路口的转角处假装乘凉，为开会的人“望风”。这些细节的记忆对丰富男性记忆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共党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从58 名党员起航，到2019年底，党员总数已发展为9191.4 万名，其中女性党员2559.9万名，占27.9%。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对于“她们”进行追忆，是对党史的尊重，也为党史研究增添了一抹绚丽多姿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