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宁

生存基础已深刻改变

1999年，在北上广三个地方，每个城市找了4个志愿者，一共12个人。把他们关在酒店，只有硬板床和水，大家需要通过互联网获得食物以及改善生活环境。

当时，媒体对那次实验得出的结论是：依靠互联网不能生存。事实上，到了第二天，有人已经26小时无法在网上买到任何东西，饥饿难忍，退出实验。

从二十多年前12人的网络生存实验到今天，我们生存的基础设施变了，协作模式变了，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极限场景中，我们又看到，信息的流动变了、城市的枢纽变了：以前小区的信息枢纽是大妈广场舞俱乐部，公司的信息枢纽是办公室的饮水机或者吸烟区，现在变成了一个个微信群;以前城市的枢纽是地铁站和超市，现在变成了外卖小哥。

阿里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曾鸣先生对AI社会有一段描述，他认为：未来有竞争力的商业企业都必然具备“数据智能”与“网络协同”的双螺旋DNA。通过这次疫情，我们都看到了这个双螺旋DNA，看到更多的信息被共享、被上传、可运算。比如，大数据可以快速锁定一个人是不是曾经在某个公共场所与一个确诊者有过15秒钟的接触。

农业社会，每个人都熟悉;工业社会，每个人都陌生;今天，每个人都在变透明。一个弱小的“节点”只要找到合适的动力，就能够利用互联网快速进行信息对齐和资源对齐，建立巨大的协同网络。

以最快的速度倒下并保留资源，是“退”的正确姿势

之前，创业多半谈“进”，因为“退”和“失败”是羞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