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凯特·莫顿在哥特式的情境下，从家庭生活的视角来叙述女性在历史中的社会地位，故事突出女性的被囚禁与无自由，展现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反抗与斗争。本文将从女性哥特视角出发，着眼于主人公家族、婚姻及自我实现三个方面，探究其死亡的内在原因，展现在历史大背景下女性独特的情感力量。

关键词：女性哥特;性别焦虑

女性哥特是对传统哥特的发展与脱离，是“用哥特式的叙述形式书写女性主义的女权主义精神”（徐颖果：53）。艾伦·莫尔斯在《女性文学：伟大的作家》中将“女性哥特”定义为“18世纪以来，女性作家以哥特这种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Mores：90）。作家将视角置于传统哥特中被商品化、边缘化并具有随意可交换性的女性角色身上，探究造成女性恐惧和焦虑的根源，具有现实主义特征。“在女性哥特式中，女性不再只是牺牲品或是受害者，女性也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胜利，无论是幽灵还是活人”（徐颖果：53）。

《霧中回忆》是一部典型的女性哥特作品。小说采用双重叙事方式，过去与现在闪回交错，串联跨越百年的家族兴衰往事和爱恨纠葛。小说中穿插报刊杂志、剧本、遗产手册、死亡通知书等文本类型，将人物命运融合到故事情节中。故事张力和叙事说服力强，节奏恰到好处，悬念层层埋设引起读者的好奇心，重重矛盾冲突将故事推向高潮。作品主要关注历史大背景下的女性角色，打破传统哥特小说中女性被背景化、边缘化的定位，揭示男权制社会中女性被监禁的状态，以及造成她们内心恐惧的缘由。本文从女性哥特视角出发，探究作品中主人公汉娜死亡的内在原因，即家族期望的羁绊、无爱婚姻的阻碍及残酷社会文化的扼杀。

一、家族期望羁绊汉娜自我追求

哈特福德家族长女——汉娜的性格与所在的那座满载英国古老传统体制的府邸格格不入。儿时起，汉娜便具有性别平等意识，她向往自由、沉迷于冒险，渴望自力更生带来的成就感;她敢于指出圣经中的男女不平等，敢于讨论争取妇女投票权，敢于质疑父亲对儿子和女儿的区别对待。由于种种巧合，汉娜成为了下一任里弗顿庄园的继承人。维持庄园繁荣的期许和养育家族继承人的责任将渴望自由与独立的她束缚起来。家族的制约犹如一张暗网使她一生无法挣脱。《雾中回忆》通过里弗顿庄园的空间建构将家族束缚的窒息感清晰地展露出来。

如弗雷德·博廷所述，建筑“标志着过去的空间和时间的分离，以及它与现在的价值。”（Botting：2）里弗顿庄园由家族世代传承，且历史积淀深厚，过去的经验和规则依然具有强制力及价值。庄园存在的本身便是一个传统，其内部早已经形成一套封闭严格、等级有序的系统，无声地控制着生活在里面的所有人。里弗顿庄园对应着传统哥特故事中的城堡，它高高地坐立于山丘之上，俯视着整个村庄。通往宅邸的必经之路是一条狭长、幽暗的道路，两旁的树木经过世代的更迭，高大壮丽、弯曲纠缠，形成一条森林隧道。在哥特小说中，森林通常扮演着一种带有不确定性的角色，其背后常常蕴含着暴力、危险和颠覆性的力量。另外，庄园在地理位置上孤立于社会之外，一方面显示了其地位高贵和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封建传统制度与社会发展脱节，最终注定灭亡的结局。

对于汉娜来说，里弗顿庄园壮丽雄伟的外表和坚如磐石般的内部传统制度，是一种无形的压迫。埃德蒙·伯克认为“恐惧能够引发不自然的紧张和神经的某种剧烈触动”，并得出结论“那些适合引发此类紧张的东西，都肯定可以产生类似恐惧的激情，当然也肯定是崇高的原因之一”（Burke：119）。庄园的“崇高”与汉娜的“渺小”形成强烈的对比。庄园投射下来的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无声的压迫和不可名状的陌生感，引发汉娜无意识中的恐惧与焦虑。

其次，汉娜也因继承人事件而感到困扰。母亲是女性成长过程中“镜子”般的存在，女孩通过观察母亲来对自身性别身份产生认知和进行建构。然而，汉娜的母亲在妹妹出生时就去世。母爱缺失和父亲的若即若离，一方面给汉娜带来一种被弃感;另一方面，汉娜自我性别身份建构的途径不得不转向另一位女性——叶米玛夫人。叶米玛是原庄园继承人强纳森少校的妻子，担负着生育下一代继承人的责任。但她却被“诅咒”，生下的两个男孩都惨遭夭折。庄园中死去的婴童们的幽灵，以哭声和腐烂的气味昭示自己的存在，不断侵扰庄园中人们的生活。育婴室是他们最频繁出没的场所。那里是一个具有典型哥特式封闭空间特征的怪异角落，空荡、阴森，充满着霉味。它所承载的秘密和诅咒暗示着育婴室不仅仅是一间屋子，更象征着父权制度体系下，女性的无助感和所遭受的痛苦。此外，书中描述的两次生育经验都与死亡相关。当所有人都期望甚至要求一位母亲生下男孩时，生育对她来说并非是美好体验，而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它血腥且阴翳，犹如战争般惨烈。在生育过程中，孩子和母亲间呈现一种相互抗衡的关系，展现出两个生命间的搏斗。“生育”这一创造生命的意象被扭曲后所带给女性的恐惧，一方面增强了小说的哥特氛围;另一方面在哥特式恐怖中反映出社会现实，表达出对在男权主义社会的统治下轻视生命、将女性当成生育工具等暴力行为的批判。

哥哥戴维去世后，汉娜意识到自己作为长女的继承人身份。如果继续留在庄园，她将要面对的，要么是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单身汉，最后重复叶米玛式悲剧命运，在生育和失去中度过一生;要么被幽禁在庄园中，成为如艾米丽一般的神龛，象征着家族地位和传统礼节，孤独至死。在父权体系压迫下，汉娜面临着激烈的自我冲突。一方面，她追求自由、张扬自我，意图摆脱束缚、自力更生;另一方面，背负家族期望的汉娜选择结婚，以救下面临破产、正摇摇欲坠的庄园。这是一条最终将她引向死亡的道路，依靠他人寻取自由将汉娜进一步推向绝望。

二、无爱婚姻阻碍汉娜自我抗争

女性哥特主义突破早期哥特的浪漫主义传统，将目光从聚焦于正义与邪恶的冲突转向女性个人身上。相比于阴森恐怖的超自然现象，女性哥特主义作品更多的是反映带给女性焦虑与恐惧的现实状况，而一直将女性笼罩在这片阴影下的幽灵来自“性别角色的禁锢性规定以及以性别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女性空间的束缚，特别是父权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等”（林斌：72）。由男性主导的不平等的婚姻生活，将汉娜变成牢笼中的困兽，无助且无望。

怀着对自由的憧憬，汉娜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了一位美国银行家的儿子——西奥多·勒克斯特。但他们的婚姻并非建立在爱情之上，而是一场由利益驱动的骗局。步入婚姻后的汉娜渐渐发现，一切都和她想象中的截然不同。她被控制在社会对女性规定的三种角色之内：女儿、妻子和母亲。在以男性话语权为主导的社会中，这三种身份均因男性而存在，是男性权力的衍生品和附属物。小说中汉娜一直以来都在抗拒社会和家庭为她“量身打造”的每一个角色，她追求外出工作和冒险，想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且自由的人。为摆脱“女儿”身份，她将婚姻作为赌注希望能有所改变。但女性若将自由独立依附于他人身上，结局注定失败。婚后，作为妻子，汉娜在家庭中作为“装饰品”而存在。她不被允许参与公共空间内的“政治游戏”，只能按照“规定”做女性“分内”的工作——参加贵妇太太们的聚会、和政治家的母亲们聊天、取悦丈夫同事们的妻子;蜜月回来后，丈夫与他的母亲和妹妹并不关心汉娜是否疲惫，而是打着“惊喜”的旗号，将这位象征着英国传统的淑女展示给其他人;在西奥多选举失利变得郁郁寡欢时，汉娜被建议为勒克斯特家族增添继承人，从而为丈夫打造顾家的好男人形象。婚后的汉娜被限制在可活动的特定空间和应扮演的特定形象之中，她由所有人支配和掌控，除了她自己。

如果说，婚后汉娜由于自己性别身份而受到的上述束缚是对她精神上的控制，那么汉娜婚后的家——格罗夫纳广场十七号则是囚禁汉娜肉体的牢笼。家在哥特小说中是经典的密闭空间构造，具有双重性：它既可以是保护女性不受伤害的安乐窝，也可以是监禁疯女人的阁楼、被暴力划分出的隔离区。“家承受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诡异又令人恐惧”（Botting：84）。对于汉娜来说，位于格罗夫纳广场十七号的家，隐含着未知性和陌生性，周边人物和环境的排斥带给她一种“诡异感”。在哥特作品中“诡异”是常见的心理状态。弗洛伊德认为“诡异感”不是对于新奇的、陌生的事物的恐惧，而是对于过去的、熟悉事物的恐惧。汉娜眼中的格罗夫纳广场十七号就是这样一个诡异的世界。熟悉的事物开始扭曲、变形，过去的、曾遗忘的记忆伴随着死亡意识不断袭来。丈夫上班后，汉娜只能单独地在起居室里呆呆地望着窗外，看街道上行色匆匆的人群。格罗夫纳广场十七号中的汉娜，就像哥特故事中的受害者，被某种邪恶的势力囚禁起来，无助又无望。在这个诡异的家中，她的生活和世界都变得模糊且陌生，她仿佛早已死去，一无所有。本应是熟悉、温暖的家，现在却充斥着陌生、虚假的影像，被囚禁起来的深深窒息感令汉娜恐惧，促使其求生本能的爆发。再一次面对婚姻中的从属地位，汉娜选择进行抗争，但她过于沉浸于幻想之中，现实一旦发生变动便会导致其崩溃。

三、残酷社会文化扼杀汉娜梦想

莫尔斯认为，女性哥特的恐惧在于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焦虑，“同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特有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影响到女性个体成长过程的各个阶段”（林斌：72）。即使不断出逃，残酷的社会文化始终将汉娜囚禁起来。面对自我身份消逝的焦虑和恐惧，汉娜选择采取行动进行抗争。她是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内心永远怀有奔赴梦想、去冒险的希望。但忽略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最终定会面临梦境幻灭的悲剧。

首先，面对压抑的原生家庭和不平等的婚姻生活，汉娜选择离开。但出逃后面临的是与想象不符的世界。汉娜逐渐开始拒绝承认现实和终将失败的命运。在她的眼中，死亡是解决她当下处境最有效的方式。阿德勒认为，梦境是一种自我欺骗，它与个人的私人逻辑相吻合。汉娜的梦境中总是出现黑色的水域和弃置的船，以及飘荡在海岸中孤寂的号角声。这些孤立无援的意象反映了汉娜对自己当下命运的感知，如同黛玉葬花般表达出对自己境遇的悲怜。另外，汉娜咨询算命师时抽出的死神牌，以及算命师也无法从她的手相中看到未来的这些情况，更加加深了汉娜想要将死亡当作最后出口的决心。这些暗示是汉娜对于用死亡来进行逃离的一种自我说服。“如果这是真实的人生，那我就一无所有”（Morton：412）。比起相信一切是真实发生的，汉娜宁愿死去。她不想承认在现实世界中破碎的梦想，和永远摆脱不掉的种种束缚。

其次，汉娜在两次“出逃”前都有照镜子的动作。镜子作为女性空间道具是女性哥特小说中经典意象。拉康将人的镜像阶段看成是认知到“我是他者”的过程，即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必须舍弃本身的自己，成为他者，“在他者中生存”（福原泰平：46）。审视镜子中的自我，是汉娜与“精神状态”下自我（他者）的对话。她通过镜子中的虚像来思考个人命运、建构自我身份和寻找真正的自我。镜中的“他者”带给汉娜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和逃离的勇气。第一次出逃，她将婚姻看成是逃离的工具和新生活的入口，但建立在利益交换基础上，并且无平等性和同理心可言的婚姻注定失败。第二次出逃，汉娜遇到自由浪漫的罗比，她将自己看成是“真实的汉娜”，将与罗比的相逢看成是一种重生，重新拾回热情和勇气。然而汉娜与罗比的感情也同样以悲剧收场。

最后，两次逃离无果、与镜中他者交流失败的结局，让汉娜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将救赎的希望寄托于他人之上注定遭遇失败;也认识到自己在庞大的父权统治社会下逃脱的希望渺茫。情人罗比的死亡让汉娜认清，长久以来她一直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私人逻辑与常识之间的冲突彻底让汉娜對现实失去希望。在梦想的幻灭中，她认清了作为女性处处被束缚却无能为力的痛苦。她无法与压抑的情感作斗争，最终如矗立于里弗顿庄园中央的雕像——伊卡洛斯一般为奔赴自由而陨落。实际上，汉娜挑战的、逃离的，是整个社会带给她无限痛苦的、根深蒂固的话语体系。表面上汉娜是由于生育难产而死，实则如同故事的叙述者、汉娜最亲近的女仆所表述的那样“那不是突然的死亡。她已经濒临死亡好几个月”（Morton：490）。汉娜对于一次次的反抗与失败早已感到疲倦，她不愿再做无谓的抗争，主动放弃了生存下去的希望。生命之火早在现实与想象的冲突中熄灭。汉娜的死亡是女性颠覆父权制、寻找真实自我、反抗压抑内心的自我的愤怒表达。

四、结语

《雾中回忆》以“死亡”开头、以“死亡”结尾，作者以“哥特式”的写作手法，展现出女性在男权社会统治下的生存困境与对自由与平等的奋力追求。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来自家庭、婚姻和社会的束缚与压迫，使女性对自我身份的消逝产生恐惧。面对“禁锢”，汉娜意识到自己不可坐以待毙，但由于贵族成长经历的惰性及自卑情结的驱使，她做出的反应不过是一次次逃避，以及将救赎的希望寄托于“英雄”之上。然而随着每一次逃离的深入，汉娜逐渐认识到女性挣脱男权统治束缚的不易，最终只能通过死亡昭示自己“逃离”的决心。女性哥特作品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它并不直接将读者暴露在强烈的感官刺激下，而是通过层层悬疑，将故事的矛盾冲突一点点展开，使读者沉浸其中。直到最后一刻谜底揭晓，“鬼魂”和秘密随之消散，读者也得以释怀，作者想要表达和传递的思想则如回音般亘古渊长。

作者简介：张培荣（1997—）女，汉族，内蒙古突泉县，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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