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冰，赵旻，王玉婷，吴颖岚

产后抑郁(postpartum depression，PPD)是指分娩后6周内产妇出现的以心境持续性低落为主要特征的心理障碍，还常伴有思维迟缓、易激惹、烦躁、失眠等症状[1-2]，是产褥期最常见的一种精神心理问题。产后抑郁不仅影响产妇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导致新生儿的认知、情感、性格和行为障碍，严重产后抑郁症患者还有自杀和杀婴的倾向[3]。近年来，因生活压力增加及分娩年龄推迟等多种因素影响，产后抑郁的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产后抑郁的发病率已由14%增长至约20%[4]。引起产后抑郁发病的原因复杂，一般认为是多方面的，如社会心理、遗传及分娩等。童年创伤又叫童年逆境、早年逆境等，是指发生于个体儿童期的单个或多个超出其应对能力的不良事件(如母婴分离、忽略、虐待、丧亲、自然灾害等)。童年期创伤经历会对个体的生理心理产生长期的影响。既往研究表明，童年期创伤经历与妊娠期皮质醇基线水平降低有关[5]，它与围产期抑郁发生呈正相关[2，6]，也是妊娠期妇女抑郁、焦虑的危险因素，且存在累积效应[7]。然而，产妇童年期创伤经历是否与其产后抑郁发生有关，在多大程度上对产后抑郁起到影响，还有待研究探讨。因此，本研究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和童年期创伤问卷对产妇进行调查，探究童年期创伤经历导致产后抑郁的可能机制，为产后抑郁的发生机制和预防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对湖南省两所三甲医院产后42天复诊的产妇进行调查，由产后保健人员与产妇沟通研究内容后，签署知情同意书，进入研究。共收集84例产后抑郁患者和90例产后健康对照组妇女。纳入标准：①在样本医院进行孕检、分娩；②年龄在20～40周岁之间，胎儿足月；③已婚，初产妇；④无产前、产中及产后合并症者；⑤出生婴儿无重大疾病；⑥中文理解能力正常。排除标准：①有既往精神疾病病史及家族史；②经产妇；③患有癌症或脏器功能不全等严重慢性疾病；④难产者；⑤1个月内有重大生活事件发生者；⑥文盲或没有能力读懂调查表内容者。

1.2 测评工具

产妇一般情况调查表。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由本研究小组制定《产妇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产妇年龄、孕周、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分娩方式、费用支付方式和新生儿性别等内容。

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中文版)(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8]筛查被试者产后抑郁症状。该问卷共有10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0～3分)，量表总分为0～30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当被试者量表总分≥ 9分时，表明存在抑郁症状[9]。

运用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简易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SF)评估儿童期被虐状况，该自评问卷由美国Bernstein和Fink于1996年编制，其中文版由我国学者赵幸福等[10]编译。CTQ-SF共25个条目，包括5个因子：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量表采用5级评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记1～5分，总分越高表示创伤经历越多。该量表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0-11]。

1.3 调查方法

研究人员为两所三甲医院中从事孕产妇心理保健的工作人员，由两名精神科医师和一名心理治疗师完成量表填写及相关诊断。在门诊通过便利抽样的方法，在征得被试的同意后，纳入研究。所有被试均完成以上量表评估，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筛查后，评分≥9分者由精神科专科医师进行进一步访谈，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重性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的划入产后抑郁组；筛查阴性或筛查阳性但通过访谈未达到诊断标准的则划为健康对照组。

1.4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两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

样本总体年龄22～39岁，平均年龄(27.38±3.14)岁，平均孕周(38.97±1.27)周，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占71.8%，月收入6 000元以上占48.3%，生育男孩50.5%，女孩49.5%。独立样本t检验或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产后抑郁组和健康对照组产妇在年龄、孕周、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分娩方式、费用支付方式和新生儿性别方面，两组间在各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两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

2.2 两组产妇EPDS评分、CTQ-SF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

经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抑郁组产妇的EPDS总分[(14.75±3.97)分]明显高于对照组[(4.78±2.32)分]，CTQ-SF总分[(81.82±14.86)分]亦明显高于对照组[(53.90±10.70)分]，各因子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表2 两组产妇EPDS、CTQ-SF总分及各因子分的比较

2.3 多元回归分析

以EPDS评分作为因变量，CTQ-SF各因子分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虐待、躯体忽视、情感忽视三个自变量选入方程，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显示，拟合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7.00，P<0.01)，提示这三个因素对产后抑郁的影响是显著的，具有预测作用，其中预测作用最强的为躯体忽视(β′=0.32，P<0.01)。见表3。

表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3 讨论

3.1 有童年创伤者更容易出现产后抑郁

本研究对分娩42天内的产妇调查发现，产后抑郁妇女的CTQ-SF总分及各因子分均高于对照组产妇，该研究结果与国内吴艳[6]的研究结果相似，说明产后出现抑郁的妇女，童年期可能经历更多更严重的不良经历。儿童期创伤会增加个体应激的敏感性和抑郁易感性。有研究发现，经历过童年创伤经历(如社会剥夺、家庭破裂、被虐待或忽略等)的个体因其环境的不安全、敌意和威胁，结果导致情绪剥夺、需要得不到满足，因此难以发展成适应良好的人格结构和功能，成年期一旦面临应激情景时易表现出人际关系敏感、偏执观念、自卑、无能感、抑郁等应激反应[12]；其在较弱的成年慢性应激事件基础上就可导致抑郁发作，当同时经历童年创伤和成年慢性不良生活事件时，个体的抑郁症发病概率显著增高[13-14]。因此，社会、学校、家庭应重视个体的童年期发展，关注童年的健康成长过程，如社会层面可通过加强宣传、在社区层面由妇幼保健机构或妇联牵头对新手父母开展父母培训；学校应开展对教师的相关培训、设立心理教师、关注心理成长；家庭应尽力提供关注、尊重、包容儿童的氛围，避免造成创伤经历，这是成年后抑郁的有效防控措施。

3.2 躯体忽视、情感忽视、性虐待对抑郁的预测作用显著

本研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得分能预测EPDS评分51.0%的变异量，其中对产后抑郁的预测程度最高的为躯体忽视(β′=0.32)、其次是性虐待(β′=0.18)和情感忽视(β′=0.17)。有研究者提出童年期创伤能预测个体成长中抑郁的发生率及抑郁的严重程度[15]。Bernet等[16]研究提示，童年期创伤(主要是情感虐待)能预测抑郁22.8%～27.4%的变异量，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结果提示躯体忽视对产后抑郁的影响作用最强，这可能与社会、文化差异有关。国内的抑郁症患病率始终低于西方国家[17]；Parker等[18]的研究表明，亚洲抑郁症患者更多出现躯体不适，这可能与亚洲文化不鼓励情绪表达、不重视情绪问题，而对躯体则较为重视有关。童年期遭受躯体忽视可能意味着更深的绝望。于卜一等[19]对女性青少年童年情感忽视进行研究，发现存在情感忽视童年经历的女性，更容易出现抑郁、自杀意念、斗殴、饮食行为异常等健康相关危险行为。Jonice[20]在其书中提出，遭受情感忽视的个体常表现为感到空虚、对立或依赖，不现实的自我评价，满足他人而不同情自己，容易愧疚、羞愧、愤怒和自责，感觉自己有严重缺陷，难以滋养自我和他人，自律性差，述情障碍。关于性虐待的研究指出，相较于男孩(8%)，女孩暴露于童年期性虐待的风险更高(18%)，证据显示女性对早年负性事件的易感程度高于男性。一般而言，童年期性虐待受害者更容易出现内化及外化症状，包括抑郁[21]。性虐待可能会导致个体自我概念受损、与羞耻相关的低自我评价及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等。

对于儿童的感受和需要应给予关注，不应忽视，更不宜否定、质疑、打击其感受，虐待则更应该避免。产后往往面临生理变化、照护压力、人际关系的改变，被照顾的需求增加，对环境和关系较为敏感，可能导致类似的童年创伤体验的再现。既往有过躯体忽视、情感忽视的产妇更容易感到空虚和不被爱、有更多的需求却难以表达，曾遭受性虐待的产妇可能出现无法信任他人或自己评价较低等特征，这就需要社会、家人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更深的理解，主动去发现和关注他们的情绪和躯体需要，包容的态度、稳定的照护、必要时寻求精神心理专业人员的帮助能够有效帮助产妇度过产后的特殊阶段。

3.3 研究局限

本研究通过探讨产后抑郁与产妇童年期创伤的关系，发现产后抑郁患者有更多的童年创伤经历，且童年经历过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的女性产后可能更易出现抑郁症状。但是引起产后抑郁的发病原因很多且复杂。产妇的内分泌变化、个性、母婴健康状况、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等皆有可能诱发情绪问题[22]。但本研究对其他影响因素的调查不足，存在一定局限。未来在此研究基础上，可更为深入地对导致产后抑郁的各类因素开展研究；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童年创伤经历与目前个性特征、自我概念等关系可开展更多质性研究，以期得到更多有价值的研究结果，从社会、家庭角度为促进个体身心健康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