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骏

小时候，家里一旦来了客人，父母一时管顾不了孩子，这当口便是孩子放风的好时机。

孩子们放风也有几种形式。最简单的是趁机从家里溜出去，到广阔天地中撒回野;再有就是显摆。家里来了人，自然要比平时热闹些，一些孩子便莫名地兴奋，甚至上窜下跳，爬高上低，手舞足蹈，吸足了眼球，俗称“人来疯”。客人碍于情面，随口夸赞两句：“这孩子多活泼，真可爱！”父母的赔笑中已经掩饰不住对顽童的怪责。其结果往往是客人前脚刚走，做爹妈的就迫不及待地抄家伙，对孩子一顿“皮棍烧肉”。

我与这前两者都不搭界。客人登门，与父母闲聊畅谈，我或偷听，或旁听，享受一番听觉盛宴。

父母是做教师的，父亲平时又喜欢写写弄弄，交的朋友也多是些“文友”。文友到了一块儿，谈论的话题自然有一份雅气。

记得那会儿，他们或商讨写作思路，或评析热点作品，或构思修改文稿，或倾诉创作困顿;有时是两人对坐，有时是济济一堂，有时老半天寂静无声，有时满屋子七嘴八舌。

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家住在一所旧学校改建的教师宿舍。屋子不算大，只一间一厢。也没法分出个客厅、卧室、书房什么的，床边搁着书柜，书柜挨着沙发。来了人，倒也不像如今进入人家那般拘谨，随意坐下便是。实在凳子不够了，女主人会主动邀请：“就坐床上，别客气。”那时候许多人家的床沿边会铺块大毛巾，就是给人坐的。

大人们要开谈了，出于礼貌，会教我们到隔壁屋里去。父母一代的观念是：成年人谈事情，小孩子家别在边上掺和。有一次，我仅仅在一旁插了句嘴，父亲的眼光便瞪着我，吓得我赶紧离开。

后来习惯了，只要家里一来客人，我就会主动到隔壁小厢房里，关上门。人离开了，耳朵却支棱起来。那厢房的木门本已开裂，不隔音，大屋子里的谈话声清清楚楚地传过来，没有一丝衰减。听到兴头上，还可以隔着硕大的门缝，窥探外屋的“眉飞色舞”，父亲他们扯得津津有味，我在里头听得有声有色。

当年的来客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吴霄先生。那会儿他刚从企业出来，到镇江日报社从事副刊编辑工作，写作劲头正旺。吴霄先生个头高挑，性情豪爽，每每到家里来，脚还未迈进教师宿舍第一进的大门槛，就扯起嗓门报号：“贾兄（我父亲）在府上吧？小弟又来啦！”声音一直传到我们住的后三进。

说也奇怪，那年头既没家庭电话也没手机，好友似乎也用不着预约，想起来了就登门拜访，还极少扑空，吃闭门羹。

假如有一段时间，哪位朋友没来串门，母亲会和父亲念叨：“怕是这两天要来了吧，上回你们俩的话题还没聊完呢！”巧的是，说着说着，念叨的人恰恰到了。

“哟，刚才还说到你的呢！”

“是嘛，有好一阵子不来了！”——其实，也不过才隔了个把礼拜。

——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灵犀和默契。

回过头来再说吴霄先生。我们家门头矮，身高一米八的吴先生略带夸张地弯下腰进得屋内，径自在沙发上坐下，对着母亲手一扬：“大嫂子，烦帮小弟泡杯茶来，今儿我要和贾兄好好聊聊！”——哪一回他来了不是聊透了才作罢的？

吴霄健谈。父亲同他聊天多是听他激情飞扬。那时，他在构思一套以城市底层人物为主角的系列小说，编排了很多老镇江生活的市井细节，吴先生跷着二郎腿，微昂着头，六百多度的近视眼镜后面，眼睛半眯着望着前方不知何处，口中娓娓道出，大段大段的，真是比说书还要精彩，我在小厢房里也贴着门板，听得如痴如醉。

吳先生说，我在贾兄面前说透了，说顺了，回去也就写顺了。——确是这样的。后来，我看过吴霄发表的几篇小说，其中的不少情节早已在家里偷听过。

有一回，吴霄拿来一篇反映儿童生活的小说，说的是孩子喜欢照相，大人借来的相机又没胶卷了，便假模假式地用空相机给孩子照了一番，孩子最终都没能看到自己想要的照片。小说起个什么题目，吴先生和父亲讨论了半天。小说的初定名叫：《留影》，看他们俩一时半会儿都拿不定主意，在隔壁偷听的我竟忍不住推开门，径自插上话：“干脆叫《咔嚓、咔嚓》，用相机快门的声音作标题，又形象又生动！”

“不错！有想法。”吴霄爽直地一拍沙发扶手，笑起来。

那一回，父亲破天荒地没有批评我的冒失。再后来，有客人到家里来聊天的时候，父亲渐渐地默许我在一边站着旁听，默许我时不时说上两句了。

父亲和他的朋友一聊起天来，兴致不减，常常忘了时间。一晃到晚上十点多钟了，话题还没有了结的意思。母亲也只好在煤炉上换块新煤饼，再烧壶水，为他们续茶。

把文友们送走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礼送到大门外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一边挽手相送，一边还继续意犹未尽地聊着。有一回，还是这位吴霄先生，父亲将他送到门外，半天也不见回来。母亲让我到门口看看，我出了门，仍不见父亲身影。莫约过了二十多分钟，才见父亲从夜色中的小路那头过来。原来，两人边送边走边接着聊，竟不知不觉快走到了吴先生家附近。

后来，母亲经常拿这事和父亲开玩笑：古时候梁山伯和祝英台相亲相爱，十八相送，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