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中跃

摘 要：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之爆发的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契机。为促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更易被大众接受，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致力挖掘各类有效渠道，积极探索方式方法，培养先进骨干，以发表报刊、译介著作、思潮论战为途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虽然中国步入了新时代，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应占主导地位，这些传播途径对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依然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时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 D81文獻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5-080-07

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入，也是译介阶段，在这一时期主要以梁启超、朱执信等人为代表介绍马克思及他的主张观点，这时期中国人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零散片面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和中国造成巨大影响，在中国开始大范围、有组织地传播。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深入传播阶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救国之路。三个阶段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并能解救中国的学说，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源源不断地焕发生机活力。本文以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为对象进行探究，进而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研究提供借鉴。

一、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背景及特点

特定时代有特定的主题，特定的时代造就特定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从最初传入到广泛传播，再到被吸纳接受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历史的“边角料”。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站稳脚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是民心所向、时代之需。

（一）早期传播的背景

1.社会动荡形势复杂，爱国志士寻求救国之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多次侵华，再加上本国旧有体制腐败不堪，当时的中国社会已是积重难返，满目疮痍。辛亥革命给了人们一丝希望，革命成果却又被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北洋政府腐败统治更加剧了人民的失望，整个社会被迷茫和绝望笼罩。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启蒙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培育了一批具有敏锐力和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学习西方的各类思潮和借鉴革命经验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的出路。

2.十月革命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攻入冬宫，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场革命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打开一个缺口，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三天，《民国日报》就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率先报道了这一事件，其他报刊也纷纷报道，进一步扩散了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毛泽东也评价了十月革命之于中国的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

3.五四运动爆发引起国内外轰动。十月革命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在无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辛勤奋斗和宣传鼓动下，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反动统治的腐败和革命的必要性。因此，以学生为先锋，工人为主力军，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加的五四运动于1919年5月4日爆发，引起了国内外关注，也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二）早期传播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杂乱无章、无据可循，而是有自身特点，其主要表现为三方面：

一是“东西北纵横”的传播来源。东面是日本，李大钊、李汉俊等留日人士将社会主义书籍带回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西面是欧洲，周恩来、蔡和森等留法旅欧人士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地深入学习和研究这一学说，并在回国后学以致用;北面是苏俄，十月革命使中国人开始苏醒，苏俄政府也多次派代表与中方交流，进行理论交流和革命指导。由此，中国也就形成了“以苏俄为主，日欧为辅”的输入格局。

二是“以点带面”的传播路径。当时有救亡图存觉悟的多是社会上流阶层的知识分子，而能够正确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可以说是势单力薄，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凭借过人意志和丰富学识，深入群众广泛宣传，促进星星之火燃成了燎原之势。

三是“知行合一”的传播方式。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勇于同错误思潮作斗争，以文论战，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理论学习上肯下苦功夫。但如果仅限于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难以在中国广泛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深入分析社会各阶层特点，上至学者官员，下至基层百姓，有针对性地提出宣传方案，例如创立理论研讨会、乡村书社、宣讲会等，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二、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途径

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深知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必须得下苦功夫。囿于口头号召或是理论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实事求是、对症下药、因人而异地采用不同方法是关键，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综合性途径是必然。

（一）知识分子带领，培养骨干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3]李大钊作为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他始终以拯救民族和国家为己任，致力探索寻求一条科学道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热情欢呼，也看到了救国之路的曙光，并写作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提倡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因此他也被称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随后，他还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广泛宣扬马克思主义，向社会大众介绍俄国革命。同时，他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实现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李大钊不仅注重理论输出，还投身各项实践活动，指导社团实践，通过会见苏维埃代表学习经验，例如在他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致力于将图书馆打造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场所。

与李大钊合称为“南陈北李”的陈独秀也是我国最早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陈独秀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传播了唯物史观，当时社会中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还未读懂吃透，认识难免存在偏差或是错误，有人将唯物史观理解为“自然进化论”，认为其是与“阶级斗争说”相对立的。针对这种情况，陈独秀撰写发表了名为《马克思学说》的文章，明确阐释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基本矛盾和革命的必要性，同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关注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强调劳动者的決定性作用。二是辨析各类社会主义，指明信仰所在。社会主义起初是包含了两百多种派别的宏观概念。面对庞杂多样的社会主义思潮，陈独秀将社会主义分为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五类，并参与引导了“三大论战”，批驳了错误的思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三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最早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分析中国社会实际问题中，陈独秀提倡以“主义”指引方向，但也杜绝空谈“主义”。陈独秀还深入分析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特点，参与制定了社会革命纲领。

除了李大钊、陈独秀二人，在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过程中还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先进、积极作为的知识分子，虽为资产阶级但却有革新意识的董必武、李汉俊，留学归来的周恩来、李达，深知基层艰辛的毛泽东、陈潭秋等人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坚定信仰，以笔代枪投身到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

（二）借助大众传媒，创办报纸刊物

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广泛传播，就必须把理论灌输到他们头脑中。报刊作为最传统、最基本的大众传媒，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五四运动后，在一定程度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先进意义的报刊数量仅在半年内就多达200多种，其中就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等刊物，以及《民国日报》《时事新闻》等报纸。

《新青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不论在五四运动时期，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新青年》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在创立初期该刊就以民主、科学为口号，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这也为后来鼓动人民群众参与发起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新青年》便以此为风向标，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刊发《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谈政治》等文章，同时为著名的“三大论战”提供擂台，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以说，五四运动成就了《新青年》，《新青年》也培养了极具时代智慧的先进分子，因此蔡元培评价《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在随后的组建共产党小组、建党立纲中，《新青年》都全程参与，因而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新青年》被定为机关刊物，由此可见，《新青年》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京报副刊》被称为“四大副刊”，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紧跟时代潮流，保持敏锐度，《晨报》于1919年5月特意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弥补《新青年》等杂志月刊、周刊的周期空档，以日报的方式大量刊登发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如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因此《晨报副刊》也被称为《新青年》之外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又一主要阵地。

（三）加强理论研究，译介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其精辟的思想和丰富的内涵都包含在经典著作中，要读懂原著是一项大工程，而语言障碍更是抬高了中国群众深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门槛。因此翻译著作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渠道。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很多翻译界的学者才人，他们毅然投身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中，加上报刊不断扩大译著的影响，高深莫测、晦涩难懂的著作也就变得通俗亲民。

马克思主义翻译工作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但到真正引发高潮、形成潮流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据统计，“四大副刊”在1919年的刊登文本量达到了顶峰，译著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费觉天译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恽代英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徐苏中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范寿康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袁让译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都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举重若轻的作用。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等人作为学贯中西的先进知识分子，即使初衷不同，各有专长，但他们作为翻译事业的先锋者和主力军，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带到中国，真切深入群众，引领着马克思主义风尚。例如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针对“布尔什维”（Bolshevism）做了定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4]毛泽东回忆让他印象最为深刻、促使他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共有三本书，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被列宁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影响之大、传播之广，在发行仅两个月增售量就近2 000本，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内容理论的深刻，为广大工人群众指明了前进方向，对工人运动起到了指导作用，也是因为译者高深的翻译水平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实现了对原著不折不扣、原原本本的复刻。除此之外，陈望道在五四期间还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唯物史观底解释》等文章，这些对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贡献颇大，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号召群众参与，创立社团组织

马克思主义靠个人号召、理论输出、自主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要广泛传播还需要以规范有序的组织为依托。不论是推动理论传播还是组织工人运动都离不开各类社团组织的合力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社团组织发挥了积极有效的带动作用，实现了“聚是一团火”的合作效应。从五四期间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社会各类地区性、主题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组织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各类培训、研究的学习性组织。五四期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广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群众，因此先进知识分子也因时因地、分群体、分对象地设置各种组织。为了进一步吸纳和团结社会的进步青年，向其宣扬马克思主义，培养骨干加强研究，李大钊等人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少年学会等，为青年学者有组织、有引导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活动阵地。同时，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周恩来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等通过创办书刊读物的方式为人们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便利。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扎根中国大地，与实际相结合。当时的中国社会占人口总数最多的是普通平民，因此，考虑到城乡差别、地域差异，知识分子也将宣传范围扩向基层，指向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和工人，如恽代英创办了旨在“利群助人，服务群众”的利群书社，邓中夏组织了平民教育团，以及各类工读互助团等，这些团体通过专题研究、解读著作等方式向民众介绍共产主义，引导他们树立美好的向往和革命斗争意识，同时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培养政治意识、家国观念。这些团体培养的社员后来大都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宣传骨干，他们的宣讲活动也为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培养了主力军。

二是政治性强、目的明确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人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实际，开始致力于探索解救中国社会的道路，认识到“除革命无以为出路”，因此李大钊等人将视野从理论学习上升到政治高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在“南陈北李”建组后，国内其他省份也加入这一热潮，相继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其时间也主要集中在1920—1921年，建组热潮也影响到了海外留学生，推动着共产主义小组遍布中外，广泛扎根。

（五）捍卫真理，开展激烈论战

认识要成为真理总是曲折坎坷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并非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虽是舶来品，却作为一股新兴且庞大的力量在中国绽放出思想的火花，进而燃起熊熊烈火。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波涛汹涌，各阶层明争暗斗，各类思潮鱼龙混杂，因而与传统观念相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了众矢之的，成为群起而攻之的对象。在政界，马克思主义遭到北洋政府和西方列强的打压;在学界，备受各学派知识分子非议和质疑;在舆论界，也遭受中外媒体报刊攻击。在与众多思潮开展批评斗争中，最为著名、影响颇大的就是与其他社会主义者进行的“三大论战”。

第一场论战就是以李大钊与胡适为代表开展的就“问题与主义”的激烈辩论。胡适批驳空谈主义，不顾事实，因此主张应“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但李大钊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虽是主义，却不浮于表面，而是深入社会底层、把握事物本质、志在解决实际问题造福大众。第二场论战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与张东蓀等改良主义者针对社会变革道路而引发的争论。第三场论战便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无政府主义在当时深受青年知识分子追捧，不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或多或少受其浸染，偏离路线。陈独秀利用马克思的国家学说阐释了国家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厘清了国家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性质差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掌握辩证思维方法的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代启示

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对诸多危机与挑战，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不动摇，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的巍巍巨轮驶向更远方是值得深思和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

（一）培养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担起主力军之责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头羊，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将步履维艰、寸步难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要始终坚持和信仰的指导思想，这不仅是回顾过去、把握当下，还是展望未来的长期任务，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也是一项长期的、关键的事业。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形势复杂，困难重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当下也有更多的时代课题等待人们去解答。

（二）巧用传统与新型媒介，激发加速器之能

早期传播中，专题报刊、社团组织、宣传小册等是马克思主义输向大众的桥梁，这些媒介曾发挥着举重若轻的作用。虽然一些刊物、组织已经随着时代发展而被取缔或改变形式，但它们所代表的传统媒介在今天依旧有极大的存在价值。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要顺应时代需求，有所扬弃地继承传统媒介，还要开发和运用新媒介、新载体，实现多元传播。一是要以报纸书刊为基石。报刊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不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书籍和刊物都不可替代。二是以电视电影为桥梁。《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朝闻天下》等中央电视台出品的一系列专题栏目能够让人们及时便捷地了解国家动态和社会民生，引导民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另外，众多具有科普意义的专题纪录片如《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不朽的马克思》等都是考虑到基层群众接受力、理解力而拍摄制作的，以此更为广泛地宣介马克思主义。三是以互联网开发为重点。云课堂、云讲座、云会议这类的“云+”模式正在迅速推广，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搭乘时代之车，借助理论研究专题网站的开设、理论学习的慕课、理论交流的专题讲座的方式做时代风向标和引路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三）回归实践活动，开启发动机之用

认识来源于实践，最终也要回归于实践。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依旧是靠理性认识向实践转化而实现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空洞的说教和死板的理论教条，它之所以能在今天的中国继续焕发出生机活力，就是因为它能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归于实践，宏观上就是要尊重中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模板可循，不能生搬硬套别国模式，中国只能首创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展就必须扎根中国土地，与国情相匹配，实现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

中观上就是要坚持群众路线，了解民生，解决问题，造福大众。人民是国家主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人民出发，从民生出发。例如为解决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提出和颁布一系列实施方案，使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人民真真切切地感受社会主义的优势，不断增强幸福感和获得感。

微观上就是要开展“读经典诵经典”、主题月、专题调研、主题教育等多种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丰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吸引人们眼球，提高参与度和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但是领导干部带头读还远远不够，还要提倡全民学习、终身学习，要从娃娃抓起，注重对青少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让学习马克思主义蔚然成风。

（四）与错误思潮作斗争，达到稳定器之效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来”的不只是技术、资金，还有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和文化，这些思想观念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新型思潮层出不穷。例如，民粹主义顺应互联网社会衍生出了网络民粹主义，为克服人类生存危機兴起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等，除此之外，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都大肆泛滥，充斥在社会各个角落。思潮的多元演变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人们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就极易被这些非主流思潮影响，从而造成价值观扭曲，长此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日渐淡薄，对社会贻害无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5]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果敢地、坚持不懈地与错误思潮作斗争，鲜明客观地指出它们的不当之处，反对各种形式的伪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学说，以此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3]  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9-10-28.

[4]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J].战略与管理，1998（06）.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

【责任编辑：刘中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