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监察立法无法避免各项调查措施在职务违法、严重职务违法以及职务犯罪之间的混用。因此，未来亟需增设之各项强制到案与候审措施而言，对监察调查措施体系进行梳理和重新安排都极为必要。具体而言，应当降低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准，废除“严重职务违法”标准的规定。

关键词：监察调查措施;强制到案措施;强制候审措施;立案

监察体制改革至今，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监察权性质、监察留置权与侦查权之关系、留置权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等问题，但无论各派观点如何，改革的目的仍旧在于打击职务犯罪。1然而，从追诉犯罪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当前《监察法》有关限制人身自由之调查措施唯有留置一种。正因如此，按照当前监察立法，监察机关若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其实并无相应的强制到案措施。同理，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面对符合留置条件但又有诸如怀孕、重大疾病等事由的，监察机关也只能在留置与不留置之间作出选择。故而，未来监察调查措施势必需要增设如传唤、拘传这样的强制到案措施，也需增设如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样的强制候审措施。在逻辑上，以上措施在现有的监察调查措施体系中应当居于何种地位，就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

就监察调查本身而言，监察立法区分了普通职务违法、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三个标准，分别对应不同的调查措施。但是立法有关立案程序的规定以及由此衍生的机构设置使得各标准之调查措施的区别适用，几乎成为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