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的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隆认为“治疗性改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随着人类各种体验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产生”[1]，这种相互作用他称为疗效因子（therapeutic factors）。经过研究，欧文·亚隆提出11个疗效因子。

一、重塑希望

希望是对自我、生命的一种积极信念。希望的重塑和维持对任何心理治疗来说都至关重要。希望不仅能让来访者坚持治疗，有利于其他疗效因子发挥作用，而且来访者对治疗的信心本身就具有治疗效果。在团体治疗中，不仅来访者积极的期望会带来广泛的作用，而且团体所持有的希望感也是治疗进展的重要资源。

二、普通性

在团体治疗中，团体成员很快就能看到彼此的相似之处，这种成员之间引起的共鸣感，能够让团体成员感觉被接纳，甚至会产生如释重负之感。当来访者感受到自己和别人的相似之处并与他人分享自己最深层的忧虑时，伴随而来的宣泄及他人的完全接纳会使他们得到治愈。

三、传递信息

传递信息指的是由治疗师提供的教导式指导以及治疗师或其他团体成员给出的忠告、建议等。一般来说，大部分团体治疗师在交互式团体治疗中不会提供具体的教导式指导，但来自团体成员的直接忠告在每个治疗团体都会出现。给予忠告间接暗示并传递了成员间相互的关心和兴趣，这本身促进了团体成员之间的互相接纳。

四、利他主义

团体成员通过付出而有所收获。团体成员一旦感受到自己也能提供有价值的东西时，这种体验会使他们振作并且感到自尊。对于接受他人关心的团体成员，不仅能从所接受的支持中获益，而且能从自己有能力接受别人的帮助而让别人感受到自我的价值感而获益。

五、原先家庭的矫正性复现

早期家庭冲突的复现是重要的，但矫正性的复现更加重要。治疗团体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家庭，团体里不同性格及行为模式的成员有可能让成员体会到家庭成员对待自己的行为方式或者情绪体验。当不同团体成员以家庭的互动方式在团体中互动，彼此之间就会碰撞、摩擦，受新的模式和行为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实现矫正。

六、提高社交技巧

基本社交技巧的培养是所有治疗团体的疗效因子。通常，经过较长时间团体治疗的成员会得到高度成熟的社交技巧：融会贯通;学会如何有效地回应他人;知道解决冲突的办法;较少进行主观评价且更善于准确地体验和表达共情[2]。

七、行为模仿（认同）

在团体治疗中，团体成员可以通过观察具有类似困扰的成员的治疗而获益，但习得普遍的行为模式并应用到不同的生活情景中去是更有益的。行为模仿可以使行为模仿成员更充分地投入治疗的其他方面。

八、人际学习

欧文·亚隆认为心理症状或困扰均起源于人际关系的冲突，心理治疗的目的是要帮助来访者学习如何形成没有扭曲的、满意的人际关系，而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通过团体治疗的过程解决人际关系冲突进而消除心理症状。通过在团体中互动，团体成员会在不知不觉中将自我不可避免地盲点表现出来，并且在体验到团体具有足够的安全性和支持性、具有充足的投入和真诚地回应的基础上，发生行为水平上的改变和对过去人际关系内在表象的深层次改变。

九、团体凝聚力

温暖、凝聚力强的治疗关系在所有心理治疗方法中都很有必要[3]。欧文·亚隆认为凝聚力是泛指使团体成员留在团体中的所有力量的综合[4]。它包括两层维度：一方面是指一种团体现象，即整体的团结精神;另一方面是指团体对其他成员的吸引力[5]。它指成员们在团体中感受到温暖、舒心、有归属感;他们重视团体，并反过来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及被其他成员无条件地接受与支持[1]。团体凝聚力在团体不同阶段表现形式不同，最初团体凝聚力是以团体支持、接纳及帮助成员参与治疗的方式出现，后来演变为仰赖团体尊重与个人自尊的互相联系及其在人际学习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表现。

十、宣泄

宣泄是一种强烈的情绪表达方式，这种表达的强度对不同性格的人来说是相对的。在情绪宣泄的同时还应有某种认知上的学习，单纯的情绪宣泄治疗效果有限。有证据显示，认知成分是本质的，认知框架和某些理性系统能够建构体验，并为在团体中唤起的情绪赋予相应的意义。情绪的表达与个体的希望感、自我效能感和应对能力相关，在团体后期进行情绪表达会比在团体早期有价值[6]。

十一、存在意识因子

存在意识因子在研究工具上被定义为“为自己的生命承担最终责任”，这一因子包括：责任、基本的孤独、命运的偶然性、生存的反复无常、生与死的自然规律。欧文·亚隆指出，身为治疗师在面对不可回避的事实时，能做到的就是“存在”，存在那里，陪着来访者。

十二、思考与总结

11个疗效因子不是单独起作用的，且它们的相互作用和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的团体各不相同。但同样重要的是，在团体中成功的体验本质是认知成分。无论是认识上发生转变还是情绪体验，都必须转化为具有矫正意义的体验，即理性系统要能够建构起体验，并且对在团体中唤起的情绪赋予相应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亚隆ID.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第五版）[M].李鸣，李敏，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

[2]D .Goleman，Emotional Intelligence（New York ：Bantam Books，1995）.

[3]N. Rector，D. Zuroff，and Z. Segal，“Cognitive Change and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The Role of Technical and Non-technical Factors in Cognitive Therapy，” Psychotherapy 36 （1999）：320-28.

[4]D. Cartwright and A. Zander，eds.，Group Dynamics：Research and Theory （Evanston，Ill.：Row，Peterson，1962），74.

[5]G. Burlingame，J. Johnson，and K. MacKenzie，“We Know It When We See It，But Can We Mesur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in Group，”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Group Psychotherapy Association，New Orleans，2002.

[6]A. Stanton et al.，“Emotionally Expressive Coping Predicts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Adjustment to Breast Cancer，”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8 （2000）：875-72.

作者簡介

冯立莹（1997-），女，汉族，云南省昭通市人，学生，应用心理学硕士，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方向：心理教育与心理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