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昕

你有多久没去KTV了？还记得上次去KTV是什么时候吗？前不久，“为什么现在人们去KTV少了”的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引发网友围观。不少网友表示：现在的确很少去KTV了;更有网友直呼：都2021年了，谁还去KTV呀。

有媒体在微博上曾发起“你有多久没去KTV了”的话题投票，在参与投票的8.3万人中，5.8万人选择“很久没去了”选项。

KTV曾经是许多年轻人周末娱乐、生日派对、同学聚会、公司团建的首选地，但如今的“80后”或“90后”却表示“不爱去了”，这样的现象令人深思。近日，《法人》记者就此问题展开调查。

企业数量极速下滑

中秋节期间，记者走访了北京CBD商务中心区、三里屯SOHO、望京、后海等地，所到之处呈现一派节日喧哗与喜庆，但有一个娱乐场所却人影寥寥，与繁华都市气氛形成明显反差，这就是夜生活三部曲（晚宴、K歌、擼串）之一的KTV。

“抛开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影响，我们的生意其实从2019年就不好做了。现在KTV行业继续坚持的人，都在苦苦支撑。”对于KTV行业的日渐萧条，天秤座KTV龙德广场店店长史海波于9月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天秤座KTV龙德广场店位于北京北部昌平区天通苑地区。每周二是该店会员日，日场可以享受比平时更低会员价。因此，每周这一天，几乎所有日场包间都会变为“中老年团”的练歌房。史海波介绍，这些中老年人并非只是周边居民，而是来自北京四面八方，包括北京西南部的石景山区或大兴区。

“由于路上车程将近3个小时，居住在西南部的客人需要早8点从家里出发，乘坐公交和地铁，赶在本店开门时间上午11点前到达。”史海波对记者说，这些中老年人消费相对较低，一些人自带灌满水的保温杯，除唱歌外几乎没有酒水等任何附加消费，这让本想利用酒水和零食等高毛利附加项目挣钱的KTV经营者颇为无奈。

对于近年来行业发生的变化，史海波回忆，2012年，自己成为该店店长时，KTV生意火爆，客人应接不暇。生意最好的那几年，包间几乎都被年轻人占据。后来，逐渐从“年轻人的生意”变成了“老年人的生意”。

唏嘘之余，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客观原因。相关工商信息显示，中国KTV企业数量近年来极速下降，KTV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2014年，中国新注册KTV企业数量进入高速增长期，增量为5700家;2015年增速继续加快，达到8800家;2017年增量达到顶峰，超过1万家。2018年开始，增量出现下滑。

《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叠加影响，KTV行业整体客流量下降了70%至80%，KTV企业增量仅为0.63万家，同比下跌38.8%，为近3年来最大跌幅。企查查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注销吊销KTV企业2000家，同比增长15.2%。截至8月，中国现存KTV企业5.8万家，相比最多时的12万家，已被腰斩。

剧本杀、密室逃脱更受年轻人青睐

一份关于年轻群体的调查报告显示，KTV在“95后”和“00后”心中存在诸多缺点，主要是设备老旧、环境差，特别是通风条件差和点唱机里缺乏新歌。与此同时，剧本杀、桌游、酒吧等，在娱乐环境和设备方面更加“讲究”。

9月10日，记者在北京科技大学门口采访了多名“95后”和“准00后”。受访学生在娱乐休闲项目选择上，普遍将KTV排在酒吧、桌游、剧本杀和密室逃脱之后。与KTV相比，这些项目的特点都是KTV所不具备的。

首先是参与者注意力的高度集中。“研一”学生章之淇告诉记者，桌游和剧本杀要求在场所有人沉浸在牌局或剧情中，其间很少有可以玩手机或者“开小差”的空闲。但在KTV中，一旦有人唱了自己不喜欢或不熟悉的歌，就只能面对“一个人唱high，其他人玩手机”的尴尬场面。“在KTV里，如果没有被一个共同主题所吸引，大家可以掷骰子、唱歌、玩手机，而桌游和剧本杀等娱乐项目要求参与者高度集中，在这一点上完胜KTV。”章之淇说。

其次，社交模式从KTV式“熟人社交”转向“陌生人社交”。这一点，史海波深有体会。作为一家KTV店长，他与其他形式娱乐场所经营者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年轻群体在互不认识的情况下合作一个项目，或共唱一首歌，这种“陌生人社交”模式更适合酒吧或桌游项目。史海波告诉记者，“陌生人社交”的交往圈子更大，对年轻群体更具吸引力。

第三，年轻一代对环境的要求不同。章之淇对记者表示，业余时间里，她更愿意找些环境考究、通风条件优良的场所“打发”时间。“我们也不是排斥KTV，但目前KTV场所多数位于地下室，房间较为昏暗，环境不舒适。当KTV不能提供优雅环境，而年轻一代又对环境苛求时，目光自然会投向其他娱乐项目。”章之淇说。

最后，年轻群体“去中心化”审美倾向挑战着KTV经营理念。在“90后”和“00后”群体中，“合唱”形式正在被摒弃，追求个性化的爱好，使得KTV不再成为多人娱乐项目的选择。章之淇对记者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喜欢追求同质化的爱好，而KTV里只能唱歌。”

苦寻“救命秘方”

中国卡拉OK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4年，台湾“钱柜”在上海开设第一家KTV门店，随后迅速成为全民性大众娱乐方式。2000年，麦乐迪成为第一家开设在北京的量贩式KTV。2014年前后，随着“钱柜”多家门店的倒闭，KTV行业进入寒冬。如今，在年轻群体中，KTV已被边缘化。在一项关于“95后”和“00后”群体的娱乐消费偏好调查中，剧本杀、酒吧、桌游等名列前茅，KTV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对KTV行业进入困境的原因，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副理事长兼代理总千事周亚平在9月中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量贩式KTV发展了二十几年，但近年来在创新方面未能适应年轻一代的娱乐需求。其中，硬件条件和环境问题是KTV发展瓶颈所在。另外，KTV还存在更深层的模式问题。

在从业者看来，版权费用支出是压死KTV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从2018年开始，音集协严格对KTV使用音乐电视版权进行收费，一些不愿加入的KTV企业与音集协之间发生了纠纷。接受音集协集体管理方式的KTV企业则需要按照协议，以每间包房每天5元的价格向音集协支付版权费用。史海波介绍，天秤座KTV为此每年增加了6万元支出。

周亚平对记者表示，缴纳版权费是所有KTV企业的义务，大量无偿使用版权的侵权行为将不再发生。“我觉得，每间包房每日5元的收费并不贵。”周亚平说。

为了走出行业困境，KTV经营者一直在不断探索模式创新之路。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南方已出现“社交式KTV”，即可以联网与身在异地的其他KTV包房歌友在线共唱一首歌，也可以参加线上歌咏比赛。同一首曲目的不同演唱者，还能在线排单。也就是说，将手机K歌App的部分功能移植到了KTV。与电话亭式迷你KTV相比，此类KTV的现场感、体验感更好，空间也不逼仄。值得注意的是，异地连麦合唱，对音响设备要求很高，运营难度和软硬件提升成本都将增加。

对此，史海波告诉记者，一些同行逐渐走上了高端化和会所化道路。比如，以巨额装修费升级包房软硬件，修建舞池和音乐茶座，同时配备现场演奏乐队，这种业态将酒吧、量贩式KTV和舞厅结合起来。“但这只是一种尝试，能不能收到好的市场反馈，谁也说不好。”史海波说。

（责编

王茜 美编

赵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