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薇

几日前我去采访一位艺术家，聊天时说到自己先前做的“9·11”选题，她问：“中国读者还关心‘9·11呀？”

这是个让人多少有些尴尬的问题。我上一次听到相似的提问，来自采访对象德宁。她最后说，“我知道中国读者没那么关心‘9·11，他们会吗？”

我不置可否。稿子发出来后，读者的评论十分暖心，有人“唯愿逝者安息”，有人想起二十年前政治老师说的“保持基本的同情心才算人类”。

是的，我匆忙回答德宁，整个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对方点了点头。

“9·11”发生时，我尚年幼，对事件的许多认识源于这次采访。除了与亲历者对话，我还看了一些纪录片和书。当细节铺陈开来，数字背后的人徐徐显露。

这是个比我想象中要困难的选题，采访对象常常石沉大海，而且，从灾难中活下来的是幸运的人，也是带着伤痕的人。正如《坠落与重生》作者米切尔·祖科夫（Mitchell Zuckoff）所写：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变成了历史。而历史，据说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件。对任何经历过‘9·11的人来说，时间有可能会减轻这些死亡和毁灭带来的愤怒和痛苦，但是，记忆却无法消逝。那些盘根错节的心理伤痕，使每一天的经历都划分为‘9·11之前和之后。”

也因此，要求亲历者讲出曾经的伤痛记忆似乎有些不人道。我的采访对象中，有人乐于分享，比如约翰和罗怡达。约翰是一位船长，“9·11”发生后的第二天，为了避免恐袭的再次发生，他负责转移哈德逊河上的船只。约翰反复强调，“我不是英雄，那些遇难者才是。”罗怡达则时常感恩，将生日的遭遇视为礼物。

对另一些人来说，倾诉是痛苦的事。何塞语气很轻，不善言辞，伤痕听不见，却处处可见。采访德宁的4个小时里，她数次落泪。还有未被我写进稿子的劳里（Laurie），那阵子塔利班刚进入喀布尔，美军撤离，许多阿富汗平民涌向喀布尔机场。新闻上，我们看到一位19岁的少年因试图攀上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不幸坠落身亡。我问劳里如何看待二十年后的这一事件。劳里说，“我感到抱歉。”眼泪流了出来。对话只好停在这儿。

情感自有来处，除了提问、解释，我更珍惜这样真情流露的瞬间。安慰的话语总是苍白，但除了安慰，我的确没什么能说的。

为什么想要报道这个？起初也许是为了“纪念”的由头，但后来，采访越发出于一种本能的好奇。我想知道，二十年后，他们如何生活？如何与“失去”共处？

如我在稿子里写的，接受采访时，德宁有些迷茫。她问我：“我这二十年成就了什么？你觉得这些学生能算成就吗？”“9·11”二十年后，德宁53岁，患有“三高”。医生叮嘱她饮食清淡，少油盐。她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是，以何种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老年生活。她不再有精力像年轻时频繁地全球旅行（也有疫情缘故），只能在美国本土度假，多数时候她都是一个人。她计划买間公寓，住得离自己的妹妹近一些。她没有儿女，一直将妹妹的孩子视如己出。

二十年后，何塞期待退休，他与妻子领养了一个女孩，想搬到更大的房子里专心创作。他并不热衷于“9·11”的纪念活动，但后背的伤时常提醒着他。约翰骄傲地告诉我，自己的女儿是一位军医，儿子是位警员，他爱这个国家。但他也说，人们并不想卷入政治，只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好好的。

在这些记忆里穿梭，我有时会忘了自己稿子的主题是幸存者的记忆。我理解的幸存者是所有活下来的人，无论国籍，无论是否身处现场。对我们来说，如同面对众多灾难一般，“你只是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