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薇

几日前我去采访一位艺术家，聊天时说到自己先前做的“9·11”选题，她问：“中国读者还关心‘9·11呀？”

这是个让人多少有些尴尬的问题。我上一次听到相似的提问，来自采访对象德宁。她最后说，“我知道中国读者没那么关心‘9·11，他们会吗？”

我不置可否。稿子发出来后，读者的评论十分暖心，有人“唯愿逝者安息”，有人想起二十年前政治老师说的“保持基本的同情心才算人类”。

是的，我匆忙回答德宁，整个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对方点了点头。

“9·11”发生时，我尚年幼，对事件的许多认识源于这次采访。除了与亲历者对话，我还看了一些纪录片和书。当细节铺陈开来，数字背后的人徐徐显露。

这是个比我想象中要困难的选题，采访对象常常石沉大海，而且，从灾难中活下来的是幸运的人，也是带着伤痕的人。正如《坠落与重生》作者米切尔·祖科夫（Mitchell Zuckoff）所写：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变成了历史。而历史，据说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件。对任何经历过‘9·11的人来说，时间有可能会减轻这些死亡和毁灭带来的愤怒和痛苦，但是，记忆却无法消逝。那些盘根错节的心理伤痕，使每一天的经历都划分为‘9·11之前和之后。”

也因此，要求亲历者讲出曾经的伤痛记忆似乎有些不人道。我的采访对象中，有人乐于分享，比如约翰和罗怡达。约翰是一位船长，“9·11”发生后的第二天，为了避免恐袭的再次发生，他负责转移哈德逊河上的船只。约翰反复强调，“我不是英雄，那些遇难者才是。”罗怡达则时常感恩，将生日的遭遇视为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