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天容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带着未竟的革命理想在北京溘然长逝。国共两党联合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一位戴着眼镜、浑身透着书卷气、表情刚毅的青年登台发表激奋人心的演讲，字字句句皆深深打动在场的每一位听众。这位青年，就是声名远播的革命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袖、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秘书恽代英。

恽代英（1895—1931），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宣传部部长，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在20世纪20年代，恽代英与他的同乡瞿秋白、张太雷一道，被人誉为常州“三杰”。

恽代英在他短暂的革命生涯中，曾与周恩来并肩战斗，结下深厚的友谊。恽代英英勇牺牲后，周恩来称他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一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黄埔军校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由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妥协退让，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内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和限制。黃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自东征结束后，实际上已调离黄埔军校，军校政治部的工作由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党员熊雄负责。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的领导，熊雄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要求中共党组织派得力的干部来军校开展工作，周恩来当即推荐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恽代英去黄埔军校任职。

经中共中央批准，恽代英于1926年5月赴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政治总教官）兼中共党团书记。恽代英到任后，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篡权活动，沉着冷静地与蒋介石等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利用政治教育课程和其他一切方式，教育学员要站稳革命立场，坚决贯彻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还以安体诚、萧楚女、张秋人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政治教官为骨干，组成政治科，支持学员举办“政治研讨会”，从而壮大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

恽代英对周恩来创建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教育经验极为重视。在周恩来指导下，他先后组织编写《本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国民革命》《政治学概念》《政治讲义大纲》等教材，撰写《党纪与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等著名论文，将周恩来关于创建新型的“为人民所用的军队”的思想，发展得更完善。

周恩来与恽代英在黄埔军校创建和发展的政治工作制度及政治教育经验，为后来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曾说：“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朱德也曾强调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二

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澎湃、谭平山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下简称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恽代英坚决支持周恩来，反对张国焘不同意举行起义的错误意见，与张国焘展开激烈辩论。他义正词严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把你开除出去！”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胜利的当天上午，代理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恽代英协助周恩来召开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恽代英都当选为主席团委员，同时发表由恽代英起草、经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央委员宣言》。南昌起义引起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极大震惊和恐慌，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调兵遣将，连夜发兵围攻南昌。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开赴广东，占领海口，以便取得国际援助，恢复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再举北伐。

8月5日，周恩来、恽代英率革命委员会机关踏上南征的路途。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恽代英负责政治宣传，两人配合十分默契。

9月底，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强敌重创，损失惨重。恰在这时，周恩来不幸染上恶性疟疾，连日高烧不退。恽代英十分关心周恩来，他和李立三以及中共汕头特支书记杨石魂等同志安排叶挺、聂荣臻负责护送周恩来去香港治病。在沉着指挥其他同志陆续安全转移后，恽代英才乘船赴抵香港。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的枪声响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警卫团一部、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以及农民武装，冒着敌人的炮火，奋不顾身地冲向预定地点。经激烈战斗，起义胜利，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恽代英担任秘书长。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立即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军舰轰击广州市区，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市内溃散的反动军队重新纠合，向起义军反扑；国民党军队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兵舰掩护下，猛攻观音山。12日黄昏，叶挺和聂荣臻看到大批敌人从观音山压下来，形势十分不利，遂下令撤退。恽代英一直坚持到12月13日深夜，才随最后一批起义战士撤离广州，重抵香港。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全体会议，总结和检讨失败的原因。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会议，他认为这次暴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简单地撤销了恽代英等人的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常委职务，一时间，造成省委内部的混乱。中共中央发现后，派邓中夏抵港，担任省委书记，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做法。不久，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邓中夏被捕，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赶到香港，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恽代英和其他几位被撤职的同志得以恢复工作。

三

在1928年6月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周恩来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向忠发、项英、苏兆征、蔡和森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分管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

1928年秋，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任由周恩来兼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当时，很多在莫斯科学习的干部陆续应召回国工作，他们长期在国外学习，对国内的实际情况不很熟悉，为了使这些同志能尽快了解国内情况，明确当前的工作任务，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上海举办干部训练班。

干部训练班的工作由谁来主持，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恽代英。恽代英接受任务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很快就将训练班开办起来。训练的内容包括军事、组织、宣传、工运、农运等课目，恽代英亲自给训练班的学员上课，给学员讲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形势和地下工作的种种情况，讲党的当前任务，介绍红区、白区党的艰苦斗争情况。

恽代英经常请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共领导同志来训练班作专题报告。只要恽代英邀请，周恩来再忙也必到。一次，周恩来跟恽代英开玩笑：“你聘我当教授，可别忘了给我开薪水啊！”“先记账，先记账！”恽代英乐呵呵地说，“待革命胜利了，由人民银行给你总付。”周恩来与恽代英都会心地大笑起来。在艰苦危险的地下斗争环境中，他们总是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29年初，恽代英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同时负责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恽代英每天早上总是挟着当天公开出版发行的几家大报，从家里开始阅读，路上和车上边阅读边思考，走进办公室就立即動手写稿，风雨无阻。他的机要秘书张纪恩与他并坐，他每写一字，张纪恩就跟着在钢板上刻一个字，每期《红旗》的《每日宣传要点》都是一气呵成，不到半小时就完成，快速发送到中共中央高级干部手中。周恩来对恽代英的这项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四

1930年3月，周恩来离沪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周恩来去苏联后不久，恽代英因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遭到错误打击，被调离中共中央宣传部，到工人集中的沪东区任行动委员会书记。5月，李立三下达命令，为了迎接“红五月”，要发动上海全行业工人大罢工，想乘乱占领上海。

作为行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直接负责组织并指挥工人罢工，他的夫人沈葆英的心时刻都在悬着。她知道，恽代英是被国民党重金悬赏缉拿的人，却天天在敌人眼皮底下抛头露面，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对于妻子的担心和关心，恽代英毫不畏惧地说：“党的事业现在处在最困难的关头。群众在受难，在流血。为了让群众尽量少流血，我不能临阵脱逃。眼前，是蒋介石用血手制造的人间地狱。要摧毁这座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为此而献身，也是死得其所！”

沈葆英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韬明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门前等待接头、联系工作的革命同志，突然遇上国民党搜查。恽代英猝不及防，遭到搜身检查。巡捕见他身着短衣，一副工人打扮，却戴眼镜，身上还带有自来水笔和手表，遂起疑心，随后又在他身旁不远处搜到一包传单，便将他作为共产党嫌疑分子押到巡捕房。被捕之后，尽管遭到敌人的严刑逼供，但恽代英一口咬定自己叫王作林，只是个临时工，敌人见问不出什么，便将他转押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1930年8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上海，获悉恽代英被捕，立即组织力量进行营救。不久，因查无证据，恽代英被转押到漕河泾监狱，以“煽动集合”的罪名被判了5年徒刑。1931年2月，恽代英又被转押到南京江东门外的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五

经过周恩来、陈赓等人的不懈努力和四处奔走，恽代英提前被释放一事已经有了眉目。不料，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为了向蒋介石邀功，把恽代英供了出来。周恩来立即指挥中共中央机关和各负责人紧急转移，并特别指示陈赓想办法营救恽代英。

1931年4月28日，中央军人监狱内如临大敌，周围布满军警，看守长提着手枪，陪着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走进关押恽代英的牢房。恽代英知道来者不善，沉着冷静地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王震南拿着恽代英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时的戎装照片前来认人，并告知顾顺章已叛变招供的事实。恽代英此刻明白，自己已经被叛徒出卖，事已至此，便挺直身子，轻蔑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

王震南急忙向蒋介石报告，已确认狱中化名王作林的“犯人”就是恽代英。

蒋介石又惊又喜，恨不得马上除之而后快，但转念一想，恽代英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又在中国青年中很有影响力，便下令先“劝导”一番，希望说服恽代英回国民党工作。王震南听了蒋的旨意，立即又赶回监狱，一见恽代英的面，便装出一副同情相，假惺惺地命令看守长给恽代英打开镣铐，然后十分讨好地“劝导”恽代英，若肯回心转意，脱离共产党，便可在国民党内获得重用。恽代英鄙夷地扫了王震南一眼，严词拒绝。王震南虽已气急败坏，但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劝降任务，仍继续“好言相劝”，拿出劝降书对恽代英说：“恽先生，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字，就立即自由了！”恽代英态度坚决，横眉冷对，表示坚决不做摇尾乞怜之举。王震南仍不死心，继续劝道：“恽先生，你可是党国要犯，如果再执迷不悟，后果将不堪设想。”恽代英愤怒而威严地答道：“大不了一死！早准备好了，你转告蒋介石不要再枉费心机了！”恽代英果断地拒绝了敌人的诱惑和威胁。

蒋介石听了王震南的汇报，见劝降的阴谋失败，恼羞成怒，当即写下手令：着立即将恽代英就地处决。敌人当天晚上就给恽代英戴上重铐，关进重犯牢房。

六

恽代英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即将来临，只觉得满腔热血在胸中沸腾，便举起敌人妄想让他最后写自首书的毛笔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气吞山河的千古绝句——《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在狱中，恽代英还曾说过：“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1931年4月29日，狱中阴暗的过道里传来沉重的脚镣声，难友们不约而同探头张望，只见恽代英神色坦然，昂首挺胸，迈着坚定的步伐，唱着《国际歌》走出牢房。难友们噙着热泪，跟着他一起唱，目送他慨然离去。

敌人把恽代英押到狱中操场一角。前来监刑的王震南色厉内荏地狂叫：“恽匪代英跪下受刑！”恽代英双眼冒火，严词拒绝：“共产党人是从来不下跪的！”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和如狼似虎的行刑刽子手，恽代英平静且声音洪亮地发表最后的演讲：“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恶果……”

恽代英慷慨激昂的演讲传到不远处的牢房内，难友们听得清清楚楚，个个握紧拳头，敌人惊恐万状。王震南急令刽子手行刑，执刑者竟两手颤抖，好久也无法扣动扳机。王震南无奈，只得临时换上另一个刽子手开枪。

枪声响了，青年导师、一代英豪，年仅36岁的恽代英身中数弹，可仍在呼喊“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直至倒在血泊中。

当陈赓把恽代英壮烈牺牲的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时，两人许久相对无语，默默流泪。

七

恽代英牺牲后不久，周恩来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担任中共和红军的领导工作，之后和毛泽东一道指挥红军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多年来，周恩来、邓颖超一直深切地怀念着恽代英，曾托人到处寻找烈士遗属沈葆英母子，但一直都毫无音讯，直到1938年。

原来，恽代英牺牲后，沈葆英为了革命工作，将儿子恽希仲交给叔叔抚养，她自己则改名换姓，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到1938年，才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安排下，沈葆英去了延安。1942年4月，叔叔带着小希仲穿过大半个中国，步行数千里，一路流浪，于1943年8月才辗转到达延安见到沈葆英。恰巧，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由重庆返延安，在恽希仲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他们就把沈葆英母子接到家里，亲切叙谈，还留希仲在身边住了一夜，向他讲述他父亲恽代英的斗争故事。

后来，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关怀下，恽希仲赴苏联留学，专攻飞机制造业，学成归来后在上海从事技术工作，成为新中国航空领域的专家。恽希仲一直以父亲为榜样，为党的事业默默奋斗，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恽代英的儿子而向党和国家要求过什么，一生都严格要求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邓颖超曾前往南京雨花台凭吊恽代英的英灵，1950年，恽代英殉难19周年时，周恩来于5月6日为《中国青年》杂志题词，高度评价恽代英的一生：“中國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1953年5月，周恩来亲笔抄录恽代英那首著名的千古绝句——《狱中诗》，进一步表达对恽代英的怀念之情。周恩来留下的苍劲雄浑的墨宝，是他与恽代英革命友谊的又一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