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我们一家都没有能喝酒的人，等我结了婚，生了孩子，家里还是没有人能喝。这么说吧，在我们家，即使是大年三十，餐桌上也见不到酒。有一年的除夕，我对父亲说，我们也喝一点吧。老父亲豪情勃发，说，那就开一瓶。我们真的喝上了。一瓶酒我们俩当然喝不完，喝不完那就放下。一眨眼，第二年的除夕又来了。我想起来了，去年的那瓶酒还在呢，于是，我和父亲接着喝。我们这一对父子在两个春节总共喝了多少酒呢？最终的答案还是贾梦玮提供给我的。他把那瓶残酒拿在了手上，晃晃，说，起码还有六两。别起码了，就六两吧。我愿意把这个无聊的故事演变成一道更加无聊的算术题：一瓶酒10两，两人均分，喝了两次还剩下6两，问，一人一次几两？

虽然酒量不行，可我父亲喝酒的姿态却有些优雅。在他端起酒盅的时候，通常都是使用大拇指和中指，这一来他的食指、无名指和小拇指就会呈现出开放的姿态，绷得笔直，分别指向了不同的方向。在飞机上，我和昆剧武生柯军先生聊起了各自的父亲，我就把父亲端酒的动态演示给了柯军，当然是说笑话。这位昆曲名家没有笑，却点点头，说，对的。我说，什么对的？柯军说，拿酒的动作。柯军说，舞台上的兰花指最早并不属于女性，它来自男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身份的男人参加宴会必须有模有样地端酒，否则就粗鲁了，就失礼了——兰花指就是这么来的。也对，一滴酒的背后是一堆粮食，一堆粮食的背后是广袤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