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领， 魏 冉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3)

当前中国面临较为严峻的贸易摩擦形势，外循环动力疲乏，发展经济内循环是必然选项。以往研究证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市场一体化，能够有效提高并利用区域内协作能力，减少贸易摩擦与要素浪费，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区域产出。2017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将粤港澳大湾区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粤港澳深化合作，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截至2020年6月，湾区已在金融、交通、教育等多个方面尝试迈出实践的步伐。作为国家四大发展战略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正在以不可逆转的态势继续向前发展。当前大力推进建设粤港澳湾区，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政策的支持推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实现增强区域联动、提高产能效能、加快经济发展的目的。珠三角地区自古以来作为对外开放的先行地，毗邻香港这个闻名的国际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拥有卓越的历史条件与地理条件优势，对外交流程度高，有相当大的进出口贸易与资本流动规模，改革开放以来，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那么，粤港澳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受到该地区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呢？

现有文献中，有许多关于FDI的研究，但大多集中在其影响因素上。Tsoneva研究了影响俄罗斯FDI的因素及其对俄罗斯联邦经济的吸引力的溢出效应[1]；崔志新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国际化发展水平、经商便利化程度和劳动力资源对FDI有正向影响[2]；曹智等研究验证了经济活动人口、出口初级产品总额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3]。还有些学者研究了FDI对其他因素的影响。李磊等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发现外商投资的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效应均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4]；程正中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新区企业研发的溢出效应由企业技术水平和外商投资强度内外两个因素决定[5]。而关于市场一体化的研究，大多是从全国角度出发，采用不同方法研究一体化的程度。Park等[6]、桂琦寒等[7]采用价格法，白重恩等[8]、胡向婷等[9]采用生产法得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正逐步加强的结论。张超等在运用“一价定律”和空间杜宾回归模型对产品及要素市场整合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目前中国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且正不断加深[10]。除了研究中国市场一体化程度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实证研究了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柯善咨等认为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11]；而银温泉等持相反意见，认为市场非一体化更有利于保护本土企业，增加财政收入，利于经济增长[12]；龙志和等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市场一体化对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有利，对相对落后地区经济影响则有不确定性[13]；陈昭等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了测算，并实证分析了该地区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14]。

由此可知，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FDI的影响因素、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以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关于粤港澳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对该地区FDI影响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运用相对价格法测度粤港澳湾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其对该地区FDI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检验，最后得出结论，借此对粤港澳湾区的发展给出针对性的建议，以此对市场一体化以及FDI的研究加以补充。

1 粤港澳湾区市场一体化的测度

对市场一体化的测度目前有价格法以及生产法，本文选取基于一价定律的相对价格法，通过借鉴桂琦寒等[7]所构造的相对价格自然对数一阶差分来计算粤港澳大湾区商品的相对价格方差，对粤港澳大湾区9市2区产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

1.1 测度方法

(1)

2)考虑到由于商品异质性的存在将会导致不可加效应，通过去均值的方法剔除其异质性，即

(2)

(3)

var(qijt)的值代表地区i和j之间的市场分割指数，因此值越大表示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低;反之相反。通过将地级市之间的市场分割指数进行加总求和取均值得到每个地级市的市场分割指数。

3)构造市场一体化指数为

(4)

1.2 测度结果

选取粤港澳大湾区9区2市2001—2018年各类消费品的环比价格指数，经过上述相对价格法的计算，得到粤港澳湾区9区2市2001—2018年各自的市场一体化指数，以及通过11个城市指数取平均数得到的湾区整体市场一体化指数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粤港澳湾区9区2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图2 粤港澳湾区市场一体化指数变化趋势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从图1中可以看出，随着年份的增加，各个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呈现整体逐步上升的趋势。粤港澳湾区11个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均在2010年达到一个小高点，之后除了香港，其他10个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均在2014年达到了一个高点，其中深圳一体化指数最高，达到91.83，说明当时深圳内部各区县之间要素流动阻碍较少，商品价格相差不大，在2015年10个城市的指数又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之后一直到2018年，整体均处于上升的趋势。不同于广东9区和澳门，香港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在2006年先经历了短暂的下降阶段，之后与其他城市整体趋势一致，在2012—2018年一直处于逐步上升的状态。

从图2来看，粤港澳湾区的市场一体化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01—2009年，市场一体化指数在[20，30]的区间小幅度波动，整体处于平稳状态，2009—2010年，湾区市场一体化指数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2011年一体化指数又大幅下降，达到2001年至今的最低点19.97，之后几年，一体化指数迅速攀升，到2014年达到66.42的高点，2015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之后又逐渐攀升。从目前的趋势可以预计，2018年之后，粤港澳湾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仍会不断提高。2009年起，湾区一体化指数的上升，个人认为原因在于2009年提出了《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简称《规划》)，《规划》经国务院港澳办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同意，把“湾区发展计划”列为空间总体布局协调计划的一环。此后，2010年，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制定《环珠三角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落实跨界地区合作；2012年，广东省政府公布《广东海洋经济地图》，明确提出划定“六湾区一半岛”，以湾区为单位进行发展；2014年，湾区经济首次被纳入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深圳将依托毗邻香港、背靠珠三角、地处亚太主航道优势，重点打造湾区产业集群，构建“湾区经济”。由此可以推测，粤港澳湾区战略对消除粤港澳三地行政界线，促进要素、资本流动，推动地区合作与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开创了湾区经济发展新格局，建立了良好的市场环境，粤港澳湾区将更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2 市场一体化对湾区FDI的影响

针对市场一体化如何影响FDI提出理论假设，并通过上文中测度的粤港澳湾区市场一体化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观察该指数对湾区FDI有何影响，最后根据湾区内的地区差异，进行异质性分析。

2.1 市场一体化程度影响FDI的理论机制假设

本文猜想，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的逐渐加强，粤港澳湾区对FDI的吸引力可能会逐渐增强，影响理论机制如图3所示。

图3 市场一体化程度影响FDI的理论机制

由图3可知，一方面，粤港澳湾区的产品与要素市场趋于整合，地区间要素流动壁垒减小，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原材料、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在湾区城市之间的流动，减小生产及销售等流程中的成本。更重要的是，粤港澳湾区11个城市相互之间的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这就造成了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分布不平衡：深圳等高速发展城市聚集大量的高科技研发中心，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容易吸引大量的高质量人才；而周边其他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弱，甚至由于深圳等城市对人才的吸引较强，会出现大量人才外流的现象，人才少，科技水平也进展缓慢。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能够缓解这种地区差异，加速人才的流动，促进周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的趋同能够减小沟通成本，降低城市之间由于生活习惯、地域文化差异带来的阻碍，扩大产品的目标市场范围，提高进入以及占据市场的可能性。一体化的营商环境能够减小内部贸易壁垒，降低成本，同时又能扩大市场范围，提高市场份额，对外国资本具有吸引力。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粤港澳湾区的市场一体化发展，能够促进该地区的FDI。之后，通过下文的实证模型，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正确与否，并探寻粤港澳湾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对FDI的影响原因。

2.2 市场一体化程度影响FDI的实证检验

2.2.1 模型建立

选取《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广东统计年鉴》中2001—2018年的数据，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FDIit=αit+β1indexit+Xit+εit

(5)

上述模型中，解释变量FDI是粤港澳湾区外商直接投资，用粤港澳湾区11个城市2001—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表示；核心解释变量index是粤港澳湾区市场一体化指数，运用2001—2016年粤港澳湾区11个城市八大类商品价格指数计算得到；控制变量X包括：①经济发展水平。通过粤港澳湾区11个城市2001—2018年的人均GDP表示。本文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对FDI产生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资本与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投资。②政府干预程度。通过粤港澳湾区11个城市2001—2018年的政府收支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本文猜测，政府干预对FDI的影响是负向的，政府干预程度升高，该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吸引程度减少。③劳动力水平。通过粤港澳湾区11个城市2001—2018年的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劳动力水平对FDI的影响是正向的，劳动力水平越高，劳动力人口比重越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大。④对外开放程度。通过粤港澳湾区11个城市2001—2018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表示。本文推测对外开放对FDI具有正向影响，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越容易吸引外商在此投资。

2.2.2 实证分析

2.2.2.1 变量描述性及相关性

选用软件stata15.0对面板数据进行处理运算。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可以看到上述变量中，标准差最大的是变量trade，为2 256，说明粤港澳湾区11个城市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相差幅度很大，最大值达到10 258亿美元，最小值仅为11.44亿美元；标准差最小的变量是labor，说明粤港澳湾区城市间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波动幅度最小，数据变化最平稳。

为了更大程度地满足许多常用模型对变量正态分布的假定，简化模型，改善估计方法，将上述模型中的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变换，得到模型：

lnFDIit=αit+β1lnindexxit+Xit+εit

(6)

对变量取对数后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发现，变量外商直接投资(lnFDI)与经济发展水平(lngdp)、政府干预程度(lngov)以及对外开放程度(lntra)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与市场一体化指数(lnindex)负相关，但是并不显著，与劳动力水平(lnlab)呈正相关，但是也不显著；变量市场一体化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均正相关，与政府干预程度负相关，但仅仅与劳动力水平的相关性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干预程度、劳动力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政府干预程度与劳动力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但不显著，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劳动力水平与对外开放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

表2 变量相关性分析

2.2.2.2 实证结果

在进行回归前，先进行Hausman检验判断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是拒绝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见表3中(1)。

表3 实证检验结果

续表3

从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中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市场一体化指数(lnindex)的系数为-0.097，这说明粤港澳湾区的市场一体化指数对该地区的FDI有负面的影响，市场一体化指数每提高1%，粤港澳湾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反而会下降0.097%。这一结果与作者一开始的假设相反，但此结果并不显著，说明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市场一体化指数这一变量自身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对FDI的影响并不具备充分的有效性，它会受到其他因素较大的影响。观察其余控制变量，首先，经济发展水平(lngdp)的系数为 0.089，说明粤港澳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FDI有正向的影响，粤港澳湾区的人均GDP每增加1%，外商直接投资会增加0.089%，这与作者之前的假设——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FDI有正向影响是符合的，然而该系数结果并不显著，即经济发展水平对FDI的影响不明显，这与经济普遍认知截然相反。其次，变量lngov的系数为 0.200，即政府干预程度对粤港澳湾区的FDI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政府干预程度提高1%，外商直接投资受其影响也会提高0.200%；lnlab的系数为 0.287，意味着劳动力水平对FDI的影响是正向的，劳动力水平提升1%带来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增加0.287%的结果；lntra的系数为0.300，说明粤港澳湾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对FDI的影响符合预期，是正向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外商在该地区进行直接投资。

由于初步回归的结果中，市场一体化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与前文中的预期不相符，不符合理论推断，并且其结果不具备显著性。究其原因，本文猜测可能是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根据林涛的论证来看，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对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有着显著的影响[15]，基于此原因，本文之后分别剔除了对外开放程度(lntra)、劳动力水平(lnlab)以及政府干预程度(lngov)3个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以考察各个变量的相互影响作用，并减小由于变量相关对检验造成的影响，结果见表3中(2)、(3)、(4)。

首先，在依次剔除3个解释变量后，市场一体化指数的系数分别变为0.117、0.113、0.082，并没有大的提升，并且其符号没有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市场一体化指数对FDI的影响始终是反向的。其次，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分别变成了0.370、0.120和0.146，且仅在剔除变量对外开放水平的第(2)组中，lngdp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变量对外开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较高的共线性，对外开放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最后观察剩余3个控制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在剔除掉对外开放程度(lntra)这一变量后，政府干预(lngov)系数下降，劳动力水平(lnlab)的系数上升，但显著性没有明显提高；去掉变量劳动力水平(lnlab)后，政府干预水平(lngov)与对外开放程度(lntra)的回归系数变化不大，但对外开放的系数由不显著变为在10%的水平下显著；而将变量政府干预程度(lngov)去掉后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中，劳动力水平(lnlab)与对外开放水平(lntra)系数估计值与显著性均未出现明显改变。这一结果表明仅劳动力水平能够较为显著地影响对外开放程度，而其余变量两两之间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大，剔除变量并不能显著提高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鉴于通过剔除高度相关的解释变量来提高检验的有效性及意义这一方法在前文的检验中并不十分有效，考虑到解释变量对FDI的影响作用可能出现滞后性。为了提高模型的稳健性，分别将核心解释变量lnindex替换为其滞后1期变量(L.lnindex)、滞后2期变量(L2.lnindex)以及滞后5期变量(L5.lnindex)，回归结果分别见表3中(5)、(6)、(7)。从表中可以观察到，滞后1期、2期以及5期的市场一体化指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对FDI具有显著负相关的滞后影响，也由此能够解释为何前文中当期市场一体化指数对FDI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在滞后效应检验中，控制变量中仅经济发展水平对FDI具有负向影响，其余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符号由正转负，说明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滞后影响会改变经济发展水平对FDI的作用，使经济发展水平阻碍外商对粤港澳湾区进行投资。

2.2.2.3 异质性检验

将粤港澳湾区的11个城市分组进行回归，以此观察各组城市中，市场一体化程度对该地区FDI是否有不同的影响结果，结果见表4。

表4中，(1)、(2)按照地域分组，(1)是广东省珠三角9个城市，(2)是港澳2个城市；(3)、(4)按照经济发展情况分组，(3)是经济发达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香港、澳门，(4)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包括惠州和肇庆。

1)从表4中可以发现，4个分组结果中，市场一体化指数的系数均不显著为负，说明即使不具备显著性，市场一体化对FDI的影响始终是负向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在市场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有可能加剧地方保护主义，政府为了保护当地企业而采取分割市场的经济政策，以此阻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同时，根据陆铭和陈钊的研究能够发现，对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省份，能够利用分割市场的方式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16]。而粤港澳湾区恰好是对外开放的“领头人”，开放程度高，政府可能会采取分割市场的措施以推进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该地区外资的流入。在(1)、(2)两组的结果中，珠三角地区的市场一体化指数系数减小，而港澳地区的市场一体化指数系数仅为-0.006，可能的原因是，港澳地区之间相较于内陆地区，已经具有较高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因此提高市场一体化指数，对外资的影响并不明显。

表4 异质性检验结果

2)观察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能够发现，第(3)组经济发达地区的回归结果中，变量经济发展水平(lngdp)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正向显著，意味着粤港澳湾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产出的增加，能够吸引外商对其直接投资，而其余3组的经济发展水平对FDI反而具有反向的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之前对粤港澳地区的外商投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中国与该地区的改革发展，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成本逐渐上升，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纷纷转移阵地，由粤港澳地区转移至东南亚等廉价劳动力更充裕的地区。而发达地区由于其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对资本以及科技密集型产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加，这些产业资本的进入抵消了劳动密集产业资本退出带来的影响。(3)、(4)两组结果中，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截然相反，也是全样本回归检验中该变量系数不显著的原因之一。

3)在剩余控制变量中，除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水平(lnlab)系数为-1.811，其余控制变量对FDI均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劳动力水平系数为负的原因可能是：此处的劳动力水平更多的是指低成本劳动力，而粤港澳地区在当前大力发展科技创新的背景下，更注重吸引科技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对高科技水平的行业进行投资，低成本劳动力不再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有利因素。政府干预与对外开放均对FDI具有正向影响，这也恰好印证了陆铭与陈钊的研究结果：粤港澳湾区是高度对外开放的地区，政府倾向于实施市场分割的政策措施，积极的干预市场，保留本地的资本与人才等资源，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而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又能够吸引外商的投资。

3 结论及建议

通过多元回归固定效应模型与异质性检验能够发现：

1)粤港澳湾区的市场一体化指数对FDI具有负面的影响，市场一体化指数越高，外商直接投资反而减少。这与前文的假设恰恰相反，本文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在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进程下，随着湾区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各地区的资源如高素质劳动力、资本等，会自发地进行流动，例如资本会流入科技水平更为发达的深圳等地，而资本的流入也会更吸引高素质人才等。市场的调控并不是公平的，各地区为了自己的发展，便会采取地区保护政策，阻碍资源的流出，以保护本土企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资对该地区的投资。其余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对FDI的影响为负相关，而政府干预程度、劳动力水平以及对外开放水平对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为了验证市场一体化指数对FDI的影响是否具有滞后性，选取滞后1年、2年与5年的市场一体化指数进行检验，发现其均与FDI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滞后影响会阻碍外商投资，这也解释了当期市场一体化指数对FDI影响不显著的结果。

3)将湾区11个城市分为广东省内9市及港澳2区后，发现市场一体化指数均对该地区FDI具有负向影响，但对广东省9市的影响比对港澳的影响大；将湾区11个城市分为惠州、肇庆2个欠发达地区以及其余9个发达地区后，发现欠发达地区市场一体化对外商投资的负向作用大于发达地区。基于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地区政府应加强积极引导，制定相应政策吸引如高素质劳动力、资本等资源流入本地，并鼓励粤港澳湾区各地本土企业的发展。如制定人才吸引政策，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流入；适当给予补贴，创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减轻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导企业进行自我改革，提高自身吸引力等。通过这些方式提高企业的发展潜力与竞争水平，从而使当地政府的地区保护政策得以减少，减轻市场一体化给吸引FDI带来的负面影响。

2)大力推进当地高素质人才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培养高精尖以及全面型人才。运用多种方式培育人才，除了学校内的系统教育，还可鼓励大家充分利用业余教育，提倡鼓励自学成才，着重培养具有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的一流人才。

3)继续大力推进对外开放政策。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顺应时代的潮流，抓住开放中的机遇，才能有更大的发展，才能最终引领时代的潮流。

4)要注意粤港澳湾区内各地区的差异性，根据其不同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的政策及指导意见，因势利导促进当地的产业及企业发展，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各地区发挥优势，相互协调互补，以扩大内需，繁荣国内经济，实现经济内循环，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4 结语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间贸易摩擦加剧，同时疫情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更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外循环动力的作用逐渐减小，亟须促进经济内循环以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一个接口，大湾区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良性互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能够通过政策的支持推进珠三角与港澳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实现增强区域联动、提高产能效能、促进经济内循环动力的目的。而由于粤港澳地区自改革开放时起便作为对外开放的先行地，对外交流程度高，近40年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选择粤港澳地区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会给该地区的FDI带来深刻的影响。经过前文的检验能够了解到，粤港澳湾区的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增加并不如以往理论认知的那样，能有效促进当地的FDI，市场一体化指数越高，外商直接投资反而减少。同时，在异质性分析中可以注意到，市场一体化指数对欠发达地区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本文结论补充了市场一体化以及FDI的研究，也为如何建设粤港澳湾区提供了更多理论依据。据此，国家在当前建设粤港澳湾区一体化时需要关注各地区的发展，积极主动地制定引导政策，避免地方政府因保护当地产业政策抵制外商的投资，才能够在建设粤港澳湾区的过程中实现高效合作与良性互动，吸引优质投资，更好地促进经济内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