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哇才让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北京 100080)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并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虽然《共同纲领》还不是一部正式的宪法，但从内容和法律效力上，它都具有国家宪法的性质特征，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正因如此，相关部门及时组织翻译刊印了藏文版《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翻译刊印的第一部藏译时政文本，对于时政文本汉藏翻译研究而言，资料珍贵，价值非凡。本文拟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藏译为例，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政文本汉藏翻译中的基本词汇、关键术语的译名演变情况，探讨其译文翻译策略，以期为汉藏时政文本翻译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共同纲领》两个藏译本之比较

《共同纲领》有两个藏译版本，即北京版和青海版。北京版是铅印版，书宽13厘米，高18.5厘米，封面藏文题目为《中国人民政协会议共同纲领》，封面下方以藏文标注“中央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翻译刊印—1950，北京”①，扉页印有毛泽东主席像，没有目录及后记，也没有译者、校订人员等信息，出版时间只有年份，没有注明月份。全书由《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的讲话》(汉文2300多字)和《共同纲领》(汉文6100多字)构成，共有42页。关于北京版《共同纲领》藏译工作及其译者，降边嘉措在《〈共产党宣言〉藏文版翻译出版往事》中记载：“根据中央指示，《共同纲领》蒙古文版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翻译的；朝鲜文是在吉林延边翻译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是在新疆翻译的。而西藏尚未解放，中央就把翻译藏文版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中央民委(现国家民委)参事室。参事室人不多，只有昂旺格桑、黄明信等几位同志，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翻译家。”[1]

青海版是石印版，书的宽、高与北京版相同，封面藏文题目为《新中国三部大法规——万种奇异吉祥》，封面下方以藏文标注“青海省人民政府公元1950年1月10日翻译”②。全书无汉文字，也无目录及后记。与北京版不同，该版的译者、校订人员信息均在题记中有明确记载，候生珍、桑热嘉措、蒲涵文、沈桐清等同志及喜饶嘉措大师参与了翻译和校订工作。全书由《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的讲话》③《共同纲领》④《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组织法》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⑥构成。该版的页码标注比较特别，由三个部分组成，前两个文件的页码为1—66页，后两个文件的页码分别为1—21页和1—24页，全书共111页。从非连续的页码标注推断，也许这三部分先是分别刊印使用，后来才合订成册。

下文以北京版《共同纲领》藏译本为例，从基本词汇的译名变化、时政术语的译法、译文翻译策略等视角，与现今通行的时政文本翻译进行对比，浅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时政文本术语译名演变情况及句型翻译策略。

二、《共同纲领》译文中基本词汇的译名变化

为便于分析基本词汇的译名演变情况，笔者在《共同纲领》中提取了360多条常用基本词汇，与现今通行译法对照比较，发现“中国”“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等220多条常用基本词汇的译法无变化或基本无变化，约占62%；“人民”“独立”“封建主义”“文化”等近140条的译名发生了变化，约占38%。下表将《共同纲领》中的基本词汇译法与现今通行译法进行了对照。

表1 《共同纲领》中的基本词汇译法与现今的译法对照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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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表，不难发现：一些常用基本词汇在使用过程中逐步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仍然能找到其原型，其实最初均源于此；另一些基本词汇的译名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部门”“封建主义”“感觉”“国民”“人民”“人类”“文化”“文明”“性质”“任务”，等等，部分译名甚至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完全摆脱了以往的译法，另辟蹊径，重新规范且现已成为广大读者接受、认可的词汇。当然，这种变化不是突变，而是一种渐变，更是一个翻译译名的规范和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

通过对 《共同纲领》 中常用基本词汇的译法与现今通行译法对照比较， 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现象：

(一)译文中的多词一译现象

(二)译文中的一词多译现象

(三)译文中的音译和音译兼意译现象

(四)译文中的汉语词汇无固定译法现象

(五)译文中的释译和简译渐变现象

三、《共同纲领》译文中时政术语的译法比较

《共同纲领》中出现了许多具有时政特色的术语，译者采取了多种翻译技巧，以适应藏文的表达习惯。70多年前的《共同纲领》中时政术语藏译与现今相比，除了“决算制度”“大民族主义”“选举与被选举权”“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等少数术语的译法沿用至今外，其他术语大多数已发生了变化，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2 《共同纲领》译文中时政术语的译法与现今通行译法比较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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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较为清晰地呈现了50多条时政术语译法的演变情况及程度。究其原因，导致这些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其基本词汇的译名发生变化而导致，二是汉藏语文传统表达习惯所导致。前者的变化比较直观，通过字面就能看清楚，故不再费时赘述。在此着重比较分析后者的变化及其原因。

四、《共同纲领》译文中句子翻译策略

上述情况举例分析如下。

(一)增译

(二)减译

(三)释译

(四)意译

(五)设问

(六)语序颠倒

除以上特点外，该译本的译文也存有一些小小的瑕疵，令人遗憾。具体有如下几点：

《共同纲领》北京版藏译本的译文虽然存在缺憾，但瑕不掩瑜，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翻译刊印的第一部藏译时政文本，不仅对后来的党政文献翻译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推动我国民族语文翻译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不少基本词汇译名及时政术语的译法发生了变化，但《共同纲领》译文仍是时政文本汉藏翻译的源头，其时政基本词汇及关键术语奠定了汉藏公文翻译的基础，70多年以来它始终影响着汉藏公文翻译事业，在汉藏时政文本翻译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注 释：

⑦本文所有例子均引自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