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我们几个子女商量母亲的养老问题，母亲提出两条要求：坚决不去养老院，不要外人来伺候。

办完父亲的后事，我们几个子女商量由谁来照顾老母亲。

老母亲今年81岁，之前一直跟我父亲生活在老家的村子里。如今父亲不在了，母亲耳朵有些背，右腿也因静脉曲张走路有些不便，得有人照顾才行。可谁来照顾她呢？我们兄妹四个都人到中年，要谋生，要照顾孩子，都有一副担子。大家商量了半天，也没个主意。

“要不这样，让老妈住咱家，咱请个钟点工中午给她做饭。”我征询妻子秦兰的意见。

“可以倒是可以，不知道咱妈愿不愿意。”秦兰说。

我在家排行老三，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工作、安家。姐姐一家在老家生活。妹妹周清和妹夫一直在省城打工。哥哥周遥和嫂子在北京做工，但哥哥刚被诊断患了肺癌，还在北京接受化疗，就连父亲办后事都没能回来，是嫂子带着侄子回来送的丧。他的病情我们也一直瞒着老人，对我妈谎称他出国做工了回不来。

按照我们豫南老家一带的习俗，父母养老，儿子儿媳家是首选。如今我哥身患重病，我自然责无旁贷地要照顾母亲。

见我们一起商量来商量去，老妈隐约听出话题和她有关，于是郑重宣布：她坚决不去养老院，不要外人来伺候她。我姐赶紧宽慰她：“妈，你放心！你的这两条要求我们都答应。你儿子儿媳要接你到城里住，让你享福呢！”母亲没有表示异议，事情就这么定下了。

我和秦兰带母亲回省城后的第4天早上，钟点工刘阿姨上岗了。可当母亲得知接下来的10个小时里（早8点到晚6点），我和秦兰都不在家，午饭将由眼前这个陌生人给她做时，她当即变了脸色，厉声道：“周远，你这是耍我呢！我說过不要外人伺候，你是答应了的，咋又变卦了，让个生人来给我做饭？要是我大儿周遥，就不会骗我。我大儿周遥干吗跑到国外去呢……”说着，她声音哽咽起来，过了一会儿忽然有些恍惚地对我说：“周远，赶紧给我拨电话，让我和周遥说几句……”

想起还在医院化疗的哥哥，我不由悲从中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幸亏秦兰及时出面打圆场：“妈，大哥在国外，电话不是联系不上嘛！你放心，我们和他勤联系，一联系上就立马让你跟他说话。”母亲这才消停。

当晚，我下班回到家时，母亲正坐在扶手椅上给我妹打电话，话语里全是吐槽刘阿姨：鸡蛋煎得不成形，紫菜汤太咸了……见我回来了，母亲三言两语结束了与周清的通话，对我说：“周远，从明儿个开始，你把小刘辞了吧，我再不要外人伺候了。指望不上儿子，我就跟着闺女住。”语气里显然带着哀怨。

我劝她：“妈，刘阿姨做得不好你可以教她嘛，咋能刚干一天就辞退人家呢？”接着我跟她打趣：“你这是要跟着哪个闺女呀？”要知道，我姐周玉虽然在老家，但姐夫患有脑血栓，姐姐不但要忙农活，还要照顾姐夫，根本没精力再照顾老妈。我妹两口子倒是在省城，但他们住在城郊即将拆迁的简陋民房里，妹夫送外卖，妹妹打着两份家政方面的工。

“我要跟着俺闺女周清。”母亲说。

“儿子家的楼房你不住，非要去住女儿租的房。妈，你不是存心让人骂我嘛！”我脱口而出。

“我才不管人家说啥呢，反正我就是不要外人伺候！”老妈像个执拗的孩子。没办法，我只好跟妹妹商量先满足老妈的心愿。妹妹倒是爽快，第二天一早就来把老妈接走了。

接下来一周，我几次给妹妹打电话问情况，妹妹都说挺好的。但我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去看看。这天，我没跟妹妹打招呼，就拎着几斤排骨过去了。

出租屋的门上了锁。一个院儿的邻居告诉我，我妈串门去了。我打了我妈的手机，又等了十来分钟，她才回来。一周不见，她气色倒是不错，笑盈盈地说，她刚才去老乡家串门了。

“周清这里不用爬楼梯，方便得很呢！”老妈说。看得出，她对住在这里还挺适应。

我家住二楼，不带电梯，平时我和秦兰都习惯了，不就是爬一层楼嘛。可现在想想，爬一层楼对年轻人不算什么，但对于腿不灵便的我妈来说却是负担。但我妈住我家那几天，我没有从她的角度考虑问题，忽略了这一点。

接着，老妈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这个大杂院的情况，有多少租户，都来自哪里、做啥营生。“那边小李家两口子都是咱老乡，刚生了个儿子。小李他妈从老家来帮忙……”母亲脸上洋溢着快活的表情。我突然意识到，与住在我家相比，母亲住在这里更开心。这个大杂院就像一个小村落，邻里之间来往频繁，相互帮衬，而我家邻居之间根本不来往，母亲很不适应。

当晚我跟秦兰商定，每月给周清2000元钱，作为她照顾母亲的酬劳。平时我们也尽量抽时间去看望、陪伴母亲。

以前我总认为，儿子为母亲养老责无旁贷，只有把母亲接到家里伺候才算尽孝。其实，老人住高楼还是住大杂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老人住在哪里更快乐、更幸福。只有尊重老人的意愿，让他们选择自己接受的生活方式，才是真的孝顺。

【编辑：冯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