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无

100年前，有这样一对夫妇，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被毛泽东称为“真正的人”，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和他的夫人王会悟。

在陈独秀寓所举办婚礼

1920年，李达、王会悟相识于新潮思想荟萃、先进人物聚集的上海。

李达是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于1920年春从日本回到上海的。1890年10月，李达出生于湖南省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从小天资聪颖，5岁时就跟着父亲识字，后进入私塾读书，15岁考入公费永州中学。1909年，他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立志学习科学知识，复兴国家。1913年，23岁的李达考取了留日公费生，怀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之理想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习理科。当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留学生义愤填膺，但刚聚集起来，就被日本警察驱散。李达对此十分彷徨、迷茫，多年后他回忆：“当时我们就像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李达看到了希望，从此他积极投身中国留日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18年4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秘密签订卖国的“中日共同协定”后，李达参加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赴京请愿，与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一起，于5月21日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此次运动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使李达觉悟：“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

1918年6月，李达再赴日本，放弃了理科学习，全身心投入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还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向国内介绍。其中《马克思经济学说》一文被李大钊列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习文献。

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李达寻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他与陈独秀初次见面交谈，陈独秀即惊讶于他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称赞他是年轻的社会学家。二人还就组织社会革命党派之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等人，建议组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李汉俊采纳了他的意见，酝酿发起建党。于是，他们力邀李达共同做共产党的发起人，李达欣然接受邀请。此后，他便住进老渔阳里2号，同陈独秀一起投入建党活动。1920年8月，由陈独秀等人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推选陈独秀为书记。

与此同时，李达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的领导工作。学联与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简称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李达就这样结识了美丽的浙江姑娘王会悟。当时，王会悟担任女联会长徐宗汉的秘书。

王会悟比李达早一年到上海。1898年7月，王会悟出生于浙江嘉兴桐乡乌镇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王彦臣是晚清秀才，以教书为生。王彦臣思想开明，不仅没让女儿缠足，而且还送她读书。可惜王彦臣不幸早逝，年仅13岁的王会悟只得从嘉兴省立二中辍学回家，女承父业，在家乡教书。王会悟在学校倡导新风俗，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足，结果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学校被迫停办。

1917年，王会悟以半工半读方式进入湖州教会学校——湖郡女校读书，接触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其中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是她最喜欢的杂志。她给陈独秀写信，表达自己为民主自由而战的决心。陈独秀欣喜地回信：“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鼓励她“多读点儿书”“胆子再大一点”。

1919年初夏，王会悟结束了在湖郡女校的学业，来到上海，进入女联工作。1920年，王会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最早的青年团成员之一。女联与《新青年》编辑部有工作联系，王会悟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并当面向他请教问题。由于王会悟富有朝气，又是青年团成员，陈独秀就让妻子高君曼动员她参与他们的工作。

渐渐地，李达同王会悟由相识变为相知。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学识令王会悟敬佩不已;王会悟眉清目秀、知书达理，有革命热情，也受到李达的青睐。李达写下大量宣传救国、针砭时弊的文章，王会悟热情地帮助誊抄付印。两人在交往中迸出了爱的火花，开始恋爱了。一个浙江人，一个湖南人，都讲的是难懂的方言，这个恋爱谈起来真是挺有难度的。于是，他们便用笔“谈”，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李达称之为“多呈写字谈”，王会悟则称之为“笔谈恋爱”。

这一切都被陈独秀看在眼里，决定尽快撮合他们。他遂请徐宗汉做媒，由高君曼具体操办，让这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伉俪，在自己家中完成了朴素简单的婚礼。

亮出“共产党”的旗帜

婚后第二天，李达、王会悟就投入《共产党》月刊的编辑工作。不久，夫妇俩移居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这个6平方米的亭子间成了《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

创办《共产党》月刊，是陈独秀、李达仿效列宁的做法，推动建党工作的一项重要抓手。列宁就是从1900年底创办《星火报》着手建党的，通过《星火报》团结起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一个拥护列宁建党路线的“星火派”，终成燎原之势。

1920年11月7日，在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之际，《共产党》月刊正式创办。陈独秀认为李达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就委托他担任《共产党》月刊的主编。李达以《共产党》月刊的出版，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办月刊首先面临的是经费问题。当时的革命者有的靠稿费维持生计，有的还是学生，没有收入来源。在维经斯基回国、陈独秀应邀赴粤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办刊经费更是捉襟见肘。李达通过王会悟与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的乌镇同乡沈雁冰的关系，把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以所得的稿酬充作办刊经费。为缩减开支，李达夫妇几乎包揽了从编辑到出版的所有工作。李达自己写稿、编稿，王会悟跑印刷、跑发行忙个不停，在家庭开销上精打细算，以节约更多的钱用于办刊。

困难远不只是经费问题，在那个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为洪水猛兽的年代，办这样一份刊物，没收稿件、查封刊物、牢狱之灾都是家常便饭。《共产党》第三号（期）的首篇文章就开了“天窗”，赫然印着“此面被法捕房没收去了”以示抗议。为了保护作者的安全，刊物上的撰文及译文都不用真名，而用笔名或化名。

《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刊登了陈独秀撰写的《短言》，明确宣布“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后，陆续刊登了《共产党同他（它）的组织》《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美国共产党党纲》等介绍外国共产党建党情况的文章，《告中国的农民》《告劳兵农》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的文章，系统介绍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是如何建立、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发展的，为在各地着手建党的早期共产党人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共产党》月刊的出版，适应了建党的迫切需要，受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欢迎，最高发行量达5000份。在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发起组）规定要阅读此刊和其他马列著作，由李达亲自作讲解;在北京，李大钊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该刊，还组织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工人学习;在长沙，毛泽东将月刊作为组织的学习材料，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赞扬《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在武汉，董必武称“我们的主要读物是《共产党》月刊”。可以说，该刊有效地推动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统一起来，为建立一个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做了准备。

陈独秀赴粤任职期间，指定李汉俊代理书记。由于两人出现分歧，李汉俊愤然辞去代理书记一职，把党员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给李达，由李达接替自己任代理书记。于是，李达开始主持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工作，王会悟也成为李达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当时，高君曼邀李达夫妇陪她一起居住，这样他俩搬进了老渔阳里2号。

1921年6月上旬，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柯尔斯基相继抵达上海。马、尼与李达、李汉俊秘密会面，他们了解到中国七八个中心地区有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就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即与陈独秀、李大钊通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李达与李汉俊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将李汉俊兄长李书城的寓所李公馆作为大会会址。此时李书城已返鄂任职，但他民国元老的显赫声望，具有很好的掩护作用;同时这里属于法租界，又地处市郊，有利于会议安全进行。

随后，李达便以上海“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的名义分别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及旅日华人中党的早期组织写信，通知各派两名代表前往上海报到开会。会议通知和共产国际提供的100元路费，都由王会悟邮寄给了各地代表。

为了掩人耳目，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15人联名在6月2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登《<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一文，28日北京《晨报》全文转载。该文称编辑《新时代丛书》的宗旨是“以增进国人普通知识”，并公布了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通信地址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3号（即李公馆）。李汉俊回国后一直居住在李公馆从事编辑、写作，选择在这里编辑丛书顺理成章，借编辑机构组织学术活动而多人多日聚会，亦不易引起外界的注意。

除了筹备开会，李达还要编辑《共产党》月刊，于是把安排外地代表来沪临时住所的工作托付给王会悟。王会悟经过认真考虑，将临时住所选在了离李公馆只一里路的博文女校。该校校长黄绍兰曾聘请徐宗汉为校董事长，自然同徐宗汉的秘书王会悟很熟。时值暑假，王会悟以“有个学术团体要在上海召开学术讨论会”为由，向黄绍兰租借3间教室住宿，黄满口答应。王会悟又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还雇了一名炊事员，每天为“客人”做饭，并照看门户。

确保党的一大胜利召开

1921年7月20日，各地人员陆续抵达上海。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等9人住进了博文女校。

李达首先接待了最先到的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作為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联络员，张国焘几次往返京沪之间，与李达、李汉俊早已熟识。利用会前的时间，李达、李汉俊就他们草拟的党纲草案，与张国焘、刘仁静等进行了磋商。讨论中，李汉俊与刘仁静的意见分歧很大，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李达同意对草案进行进一步修改后再提交大会讨论。

7月23日，党的一大代表陆续从后门走进李公馆。参加会议的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一楼餐厅围坐在一起，酝酿起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

在7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李达代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马林建议由李达、张国焘、董必武组成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及工作方案。

7月27至29日，与会代表讨论李达等拟就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还规定“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份都应保守秘密”。

在会议期间，王会悟搬了一张椅子，摇着蒲扇，坐在门口“乘凉”望风，担负保卫工作。7月30日晚8时多，代表们正举行第六次会议（闭幕会议），突然，一名穿灰色竹布长褂的陌生男子，借口找人，不顾王会悟的阻拦，从虚掩的后门闯入窥探。王会悟问他找谁，对方答找社联的王主席，又说找错地方，很快离去。王会悟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李达、李汉俊。李汉俊知道附近确有这么一个组织，他跟社联的人都认识，但根本没有什么“王主席”。大家立即警觉起来，怀疑此人可能是法租界的密探。

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感觉事态严重，建议立即休会，马上疏散转移。李汉俊立即打开平日里紧闭的李公馆前门，掩护代表们迅速撤离，他和陈公博留下应对。

不到10分钟后，在一阵尖厉的警笛声中，法国巡捕来到李公馆，对李汉俊进行盘问，被他巧妙地应付过去了。

大部分代表从李公馆转移出来后，兜了几个圈子，按约定来到老渔阳里2号会合。显然，在上海难以再找到适宜开会的地方，必须寻找新的会址。有人提议去杭州西湖，但多数人不同意，认为杭州也不安全。在场的王会悟受到启发，热心地建议：“我在嘉兴上过学，那里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船可租。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容易隐蔽。我对南湖的环境熟悉，城里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如果发生什么情况，可以分散到同学家里，比较安全。”以游湖为掩护在游船上开会，无疑是“万全之策”，大家都赞成王会悟的建议。

当天晚上，李达就让王会悟到上海北站去了解嘉兴的火车班次。第二天一早，王会悟搭头班车先行到达嘉兴，在鸳鸯旅社包租两间客房，又在南湖租下一条画舫，等待代表们的到来。8月初的一天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陆续到达嘉兴车站。随后，大家来到南湖湖畔，登上画舫。王会悟让船主把船停泊在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僻静的湖面上，还把一副麻将牌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明白她的用意，会心地笑了。为了确保会议安全，王会悟扮成窈窕歌女，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用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代表们便把麻将搓得哗哗作响。午餐也是她让船主用拖梢小船送到大船上的。

上午11时左右，党的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会议首先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决议。下午，会议正在进行中，湖上突然传来汽艇的马达声，代表们以为是警察的巡逻艇，当即暂停开会，打起了麻将。王会悟一打听，原来是一富家雇的游艇兜风。会议这才继续进行，选举产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李达分管宣传。

到下午6时多，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在全体代表低沉的“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声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带翅膀的布尔什维克”

党的一大胜利结束后，李达、王会悟又搬回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寓所。陈独秀仍在广州，各地党组织与中央联络多找李达，这里便成了中央局秘密办公地点和通信联络站。

鉴于当时党的活动经费筹集困难，李达与张国焘、周佛海联名写信向陈独秀报告，催促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陈独秀即于8月中旬辞去广州的职务，回上海专任党的中央局书记。中央局的办公地点就设在辅德里625号的李达寓所。

根据中央局的决定，1921年9月1日，李达主持成立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也设在他的寓所。李达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人民出版社通告》，提出人民出版社的任务是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并公布了计划出版的具体书目。为了防止当局的破坏，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上印着“广州人民出版社”字样，社址为“广州昌兴新街26号”。在短短一年内，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15种马克思主义著作。王会悟协助李达做了大量编辑、校对、付印和发行工作。

陈独秀一向重视办刊，在《共产党》月刊完成历史使命后，1921年12月，他支持李达创办中共最早的妇女刊物《妇女声》，王会悟担任该刊的编务兼编辑。陈独秀、沈泽民、沈雁冰、邵力子等为该刊撰写文章，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在提高妇女觉悟和促进妇女谋求自身的解放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为了培养党内妇女人才，同时安置各地来沪的党员家属，陈独秀和李达商定创办半工半读的平民女校。校舍设在辅德里632号A，由王会悟出面租赁，每月50元租金，由李达用自己的稿费支付，课桌椅由徐宗汉捐助。楼上的厢房是学生的教室和宿舍，楼下是学生的工读工场和饭厅。女校招收近30名学生，按文化程度不同编成初、高级两个班。李达任校务主任（校长），负责筹划办学方针、课程设置;王会悟协助李达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同时还是高级班的旁听生兼初级班教员。除陈独秀、李达在女校任教外，张太雷、恽代英、刘少奇、施存统、陈望道等也给女校讲课或作专题报告。陈独秀、李达还在《妇女声》杂志上发文，赞扬平民女校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丁玲、王一知（施存统夫人）、王剑虹（瞿秋白夫人）、张琴秋（沈泽民夫人）等都在该校学習过。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等12名代表出席大会。王会悟悉心做好党的二大会务工作，安排代表住在平民女校宿舍。开会时，王会悟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在门口放哨，警惕地注视着来往行人。李达参与了党的二大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为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2年11月，应毛泽东的邀请，李达偕王会悟及孩子来到长沙，在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并主编《新时代》杂志，王会悟任该校附属中学部英文教员。毛泽东夸奖王会悟：“你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敢到这个地方（指南湖）去开会。”

大革命失败后，已经离开党组织的李达与王会悟一起秘密回到上海，李达到大学当教授，在课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被进步师生称为“带翅膀的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

1933年，李达举家迁至北京，夫妇俩组建了笔耕堂书店，编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1937年5月，李达倾心写作的《社会学大纲》出版，王会悟将书寄给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对这本书爱不释手，阅读多遍，写了3500字的批注，并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复信中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接到毛泽东的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1949年，李达应邀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年底他重新入党，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此后，李达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在宣传马克思理论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卓越贡献，毛泽东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文化大革命”中，李达受到冲击，1966年8月含冤去世，终年76岁，1980年获平反昭雪。1993年，王会悟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题图为青年时期的李达和王会悟）

（责任编辑：钱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