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新 赵海英 陈祥 罗晓军 李琨 苏峰 张国宇

在城市更新中走好群众路线

张立新（北京市西城区委副书记、区委党校校长，北京市委党校第20期局级研修1班学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标志着我国城市建设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进入存量更新阶段，城市更新将成为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的主要形态。北京市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出台了城市更新行动计划，研究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北京的城市更新是千年古都的城市更新，是减量背景下的城市更新，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城市更新，归根到底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走好群众路线，凝聚群众力量，真正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城市更新从关注“空间”到关注“人”。以人民为中心是城市更新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城市工作要“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更新需要回应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回答好“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问卷。要转变过去以整片拆除重建为主导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实施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的更新。北京市在今年发布的城市更新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城市更新是对建成区空间形态和城市功能的完善、优化、调整，是小规模、渐进式、可持续的更新。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更新也因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实施城市更新，各方利益都需要表达和兑现，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平衡成为必然。因而，城市更新不再像增量扩张时期“在白纸上画画”，做好技术层面的规划建设就可以交卷，而必须从关注“空间”转变为关注“人”，协调处理好“人”的关系和利益诉求。

城市更新要走好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是城市更新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9年年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杨浦滨江公共空间时称赞：“这里原来是老工业区，如今，‘工业锈带变成了‘生活秀带，人民群众有了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一字之变，从“铁锈”的“锈”变成“秀美”的“秀”，这就是典型的城市更新。城市更新的最终目标是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只有建立完善群众支持、參与、监督的机制，才能做到更新为了人民、更新依靠人民、更新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城市更新作为人民性群众性的实践活动，需要调查了解群众在城市生活中的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更新对策，依靠群众实施更新，并从群众的使用评价中验证是否实现了高质量的更新，这就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北京市在城市更新中，强调要引入社会资本，撬动各方积极性，坚持共建共享，“有事与群众商量着办”。如，在街巷整治、微空间改造、历史街区保护、老旧小区改造中，积极探索责任规划师、申请式退租、共生院、劲松模式等制度、模式，多元主体参与更新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丰富了新时代在城市更新中践行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

在城市更新中走好群众路线的建议。首先，要健全党建引领协商共治机制，推动城市更新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在城市更新中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党建引领制度机制，把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凝聚多方合力推动城市更新的强大效能。比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要切实发挥好区、街道、社区三级党建协调委员会的作用，用好街区议事厅、社区议事厅，引导居民共同参与改造实施和物业管理，实现协商共治。其次，要健全群众依法有序参与机制。城市更新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增强法治思维，加强城市更新领域的立法，进一步明晰各方的权利义务。强化相关权利人对公共安全、文物保护、风貌保护、履行出资义务等法定义务的有效履行。再者，要健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落实机制。要坚持“面对面”，走到百姓身边，实实在在、真诚倾听，积极回应、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用好新技术手段，更快更好地响应群众诉求。比如，更加重视用好12345民生大数据，通过分析研判预警，及时感知问题、感知市民群众不满意的体验，在城市更新中精准回应市民群众的需求。最后，要健全群众监督评价机制。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利和参与愿望，加强城市更新规划设计、建设实施、运营使用全过程的公开，开放线上线下渠道，主动听取群众意见，根据群众的感受和意见及时纠偏，回应群众期待，通过城市更新切实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更新效果的最终评价标准。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

赵海英（北京市东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委党校第20期局级研修2班学员）

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内在构成因素，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厚植和培育文化治理的主体力量，找准人民期盼同推动文化治理的结合点，持续推动文化治理的现代化。

以人民为中心，为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奠定重要基础。实现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意义，在于更好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人民谋幸福。因而，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心必然在于组织人民、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文化治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党的宗旨决定了文化治理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宣传党的主张还是满足群众文化需求，都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根本使命。只有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文化治理工作才能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才能善作善成、一往无前，才能真正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对文化发展的深层擘画。以人民为中心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今天，随着人民对文化发展的期盼进入了更高阶段，必然需要更高水平的文化治理。从文化管理到文化治理的探索实践，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参与、人民创造的实践，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文化治理现代化前进的方向。

以人民为中心，为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明确基本准则。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旺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1575元，同比增长33.2%，并呈现由好不好向精不精、由大众化需求向个性化需求、由享受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的转变。此外，提高依法管文化、精准办文化水平，提升文化管理效能、提高驾驭网络传播规律的能力等现实需求，要求文化治理工作要建立自我完善机制。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激发大众文化创新创造热潮。畅通人民参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工作的方式和渠道，为人民参与实践提供制度保障。在保障人民的文化创造自由权、文化产权等权利的基础上，提升人民在文化参与和文化享有上的尊重感和获得感，从而进一步激发人民参与文化创造创新的热情，提升人民在文化治理中的主体能力。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性，着力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文化治理不仅仅是简单的治理文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发挥以文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进而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厚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土壤，在世界文明交流激荡中站稳脚跟，塑造文化身份和中国精神。

以人民为中心，为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指出方法路径。坚守文化立场，将文化力量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好用好各类文化阵地，牢牢把握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和引导功能。深化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社会多元服务供给主体。文化治理的关键在“治”，不同于过去的“办”文化和“管”文化，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优化文化发展生态，转变文化发展方式，重构文化发展格局。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创新“合作治理”的公共文化供给模式。以绣花功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加大对基层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把人民“要文化”与“送文化”匹配起来。鼓励文化内容创新，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需求。建立文艺创造会商机制、论证研判机制、科学评估机制等，动员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人民，不断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以优秀的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好“文化+”文章，延伸文化发展链条。着力培育并适度引导和规范市场力量，确保市场引导文化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释放市场在文化治理过程中的活力，创造和满足人民多样文化消费需求。以新技术、新手段、新模式开发激活文化资源，创新文化业态，满足人民的文化新需要。以文化走出去为牵引，促进文化文明交流互鉴。广泛开展国家形象教育，彰显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国形象的展示者。建强适应文化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推动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创意设计和呈现表达。

占据传播制高点  推动媒体深度融合

陈祥（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北京市委党校第20期局级研修2班学员）

移动互联网发展推动媒体深度融合进入5G高新视频时代。媒介形态和受众行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5G环境下更高技术格式、更新应用场景、更美视听体验的高新视频，日益成为受众消费的主要内容。新变化新趋势也给具有视音频制作优势的广播电视媒体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广播电视作为主流媒体，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主阵地、舆论引导的主力军、凝魂聚力的主心骨，要积极因应高新视频时代挑战和媒体格局变化，抓住高新视频发展机遇，加快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加强技术创新引领，加紧培育孵化5G高新视频的新技术、新应用、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和新消费，建成新型传播平台，牢牢占据传播制高点，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新需求和新期待。

冲破思想重围，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传播格局的变化趋势。当前，宣传思想工作的重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趋势性变化，互联网正在加速重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终端随人走、信息围人转”成为媒体传播的新态势。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消费主渠道、主阵地。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5G网络，终端连接数突破2亿户，网民规模9.89亿。移动应用日益丰富，APP数量达345万款，5G行业创新应用超5000个。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1656亿GB。网络视频已经成为受众消费的主要内容。互联网蓬勃发展带动网络视频平台飞速发展。截至2020年底，网络视频用户9.27亿人，月活跃用户8.7亿人。随着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的演进，受众的视频使用更加个性化、离散化、跨屏化，移动收看代替了线性收看，主动点播代替了被动直播，多屏和跨屏使用变得平常，长短视频混合使用，会员制和付费收看已被受众接受。高新视频代表了移动互联网迭代升级的趋势。各主流媒体、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都在不同技術方向进行大量探索，并在具体产品中进行多种尝试，取得了较好应用效果。整个高新视频行业在产品创新、设备研发、集成创新、内容监管、数字版权和标准制定等产学研用方面，均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向技术要传播力，紧紧抓住高新视频引领媒体变革的迭代机遇。高新视频重新定义了内容生产、传输、呈现、运营的方式，通过全新样态、全新服务、全新景观的提供，可以给受众带来超清晰、高互动、广色域、深度沉浸的全新视频体验。4K/8K 超高清电视、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是最具代表性的未来广电新媒体应用，受众可以利用多样化智能终端设备，实现超高清、AR/VR/MR内容的直播、点播，提高沉浸感，达到身临其境效果。VR/AR/MR在很多行业都有过探索性应用，应用前景广阔。互动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视频形态，可为观众带来社交性观看体验，在互动影视、综艺、短视频、影像游戏、游戏、在线教育、电视购物等领域，应用效果很好。沉浸视频是指在球幕、环幕等呈现空间，通过裸眼观看即可获得沉浸式体验的视频系统，通过投屏至影幕或LED自显屏等介质，创建超大视角、超高沉浸感的视听环境，观众能在固定的视点上同时观看到周围多方位的显示环境，带来单一平面视频无法展示出的强大沉浸感。新模式下云游戏体验。云游戏是高新视频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随着VR/AR/MR和沉浸视频等技术的普及，游戏的玩法、呈现形式、交互感都将发生很多变化。云游戏可以突破终端设备限制，实现众人同时在线，参与感、场景感和交互感极强。

抢占传播制高点，着力打造新型自主可控的高新视频传播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建设好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当前5G高新视频行业正在发力，广电媒体要集中优势力量，针对广电媒体短板和不足，加强技术研发，探索市场化运作机制，打造一款自主可控、传播力强的高新视频APP产品，着力建成新型传播平台，将生存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产品定位是高新中短视频交互平台，积极抢占5G潮头。发掘广电媒体视音频专业优势，与现有网络视频头部APP差异化定位，面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家庭受众和服务类细分市场，主打新体验、新服务、高新频道和VR频道，重点发力广电媒体内容同播、远程医疗、轻娱乐、超高清视频修复、个人订制视频等功能，有高新、中短视频、直播、大小屏互动等形式，主打4K/8K、VR/AR/MR高质量视听特色内容。内容生态要聚焦5G+新体验和新服务，引领高品质视听感受，要带来一场视频消费的全新体验及服务升级，努力打造5G高新视频超级消费媒体。功能特色要主打强交互，实现5G大小屏强互动。产品运营要在原创生态、互娱社区、家庭用户方面重点突破。原创生态建设要多方协同，发力5G+新体验+新服务。互娱社区建设要通过差异化激励措施、拉新促活、社区化运营、交互体验措施，不断丰富视频娱乐形态。商业变现要多措并举，挖掘变现场景，打造多元化商业模式。商业路径上，一靠直接投资或开放股权融资，二靠商业变现。在变现方式上，包括展示广告、效果广告和垂类变现。同时深挖变现场景，精细化商业运营，探索“直播+电商”等变现方式。

勇担国际传播使命  讲好中国之治故事

罗晓军（北京歌华传媒集团董事、副总经理，北京市委党校第20期局级研修1班学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之治举世瞩目。但是对中国之治的世界认同却内外有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长期以来，我们党一直在带领人民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积极贡献。

坚定文化自信是做好国际传播的前提。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根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只有文化自信，才能做到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国际传播就是要连接中外，沟通世界，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展示、传播出去。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就无法在错综复杂的世界舆论斗争中做到“胜似闲庭信步”。

践行新发展理念是做好国际传播的硬实力保证。中国之治常被西方媒体污名化为强权、污染等。只有在统筹“两个大局”基础上，全面准确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为国际传播提供硬核素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了，实力增强了，才能彰显中国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理论优势、文化优势，才能为争夺国际话语权提供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营造清明清朗的国际舆论环境，练好内功，用发展引领，是王道。

提升全民素质是做好国际传播的软实力支撑。国际传播也是全员传播。随着国际经济文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等都是国际传播的主体。外国人对中国形象的感性认知，首先来源于对一个个中国人的感觉，这是首要归因。中国公民素质直接决定了中国形象。每一个主体在对外交往中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在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添砖加瓦。

分类施策，做到心中有数。关于国际话语权争夺，我们要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年龄的受众对于中国的认知也是不同的。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大多数被调查的国家中，年轻人往往对中国持更积极的立场。在20个国家中，18—29岁的成年人比50岁及以上的人對中国评价更好。这意味着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受众群体，国际传播也要做到有针对性的区域化、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传播，以更有利地争取支持力量。对于顽固派，对于黑粉媒体，我们要作针对性的斗争，既要澄清事实，廓清谬误，又要主动出击，抽丝剥茧，揭露阴谋。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主导对中国之治的理性认知。“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中国之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结出的实践之果，是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的，更不能用西方理论来裁剪中国现实。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开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话语体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学理支撑，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的新发展观、新全球治理观、新安全观等新理念逐渐上升为国际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载入联合国多份不同层面决议和文件中，并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这说明了一个道理：这个理念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审视国与国关系，它超越了国家、宗教、文明差异，是从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出发，寻找到的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用好通用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国际传播要增强亲和力和实效性，就必须“讲好中国故事”，进行故事化的叙事表达，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想融入西方社会，想争取中间派的支持，想争取西方大众的支持，还得使用通用、通俗的语言，采取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以小见大。2021年关于云南野象迁徙的报道，西方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对中国生态环境、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给予了积极客观的评价。这既说明生态环境是国际关注焦点，也说明直播野象迁徙更直观，更有说服力。

科学区分文化业态  成果惠及人民

李琨（北京市委宣传部财务处处长，北京市委党校第60期中青1班学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十四五”時期，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近年来，专家学者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如何推动我国文化发展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其中，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界定也提出了一些观点。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边界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明确二者各自的范围，作为政府明晰职能定位、制定财税政策的重要依据，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是很有必要的。

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非常广泛，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非常困难。文化具有双重属性，这是有别于其他商品的最大特点。一方面，文化以文化产品的方式存在，具有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另一方面，文化兼有意识形态属性，承载着某种价值观，是相对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具有教育人民、引导社会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从国家统管到区分事业和产业的过程，逐步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对文化进行事业和产业的区分，打破过去文化事业大一统的局面，充分承认文化的商品属性，可以促使文化与经济紧密结合，推动文化与体育、旅游、信息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意味着文化领域既可以行使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也可以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进而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文化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对于如何划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一是文化产品属性。对于意识形态属性突出，且具有公益性、基本性特点的文化产品，多由政府提供，或免费服务，或低于成本、收费很低，属于文化事业的范畴;对于商品属性突出，且具有经营性、市场性特点的文化产品，通常由文化企业按照市场的要求，向社会提供带有营利性质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的文化需求，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二是文化发展模式。文化事业公益性、基本型的特点，决定了相关文化产品的供给要以政府为主导。各国基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所确定的文化发展模式，决定了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的广度和深度。三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产品的内涵不断扩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间也出现动态调整。四是全球化趋势和国际形势。文化突破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便捷、频繁和深入，文化的外延不断拓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内容也随之扩大。

新时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界定。关于文化事业。综合考虑文化产品属性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把内容创作生产中图书馆、档案馆、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烈士陵园纪念馆以及创作表演服务中属于基本公共服务层面的内容纳入文化事业;考虑文化发展模式，结合政府职能定位，把意识形态，哲学社会科学，思想道德建设纳入文化事业。此外，遵循“文化例外”的原则，对于文化产业各领域、各环节涉及意识形态的部分，纳入文化事业;考虑全球化趋势和国际形势，把国家文化软实力纳入文化事业。关于文化产业。除上述纳入文化事业的领域，把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作表演服务、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文化走出去等，全部纳入文化产业。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文化发展规律出发而进行的业态区分。但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保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通过高质量发展，使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文化建设的成果。

赓续红色血脉  助力乡村振兴

苏峰（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二级调研员，北京市委党校第59期中青2班学员） 张国宇（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党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京郊大地拥有众多红色资源，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形势下，深挖京郊红色资源的宝贵财富，找准“一红一绿”融合发展的结合点，让绿水青山、红色文化、乡风民俗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对于助推京郊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红色文化积淀深厚、红色资源丰富多彩，总体保护传承利用合理规范，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据北京市各区党史工作部门普查结果，截至2019年底，全市共有红色遗存227处、其他相关遗存36处、纪念展示教育基地9处，合计272处。其中，有151处散落在京郊广袤地区。北京各区及乡镇高度重视京郊乡村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特别是抗战期间的红色遗存，通过修缮旧址或设立纪念碑、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纪念设施，得到较好传承保护。截至2020年底，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超过200家，其中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有29家。

北京利用京郊红色资源助力乡村振兴，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京郊仍缺乏一批叫得响的精品项目，在利用红色资源价值优势助力乡村振兴上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结合京郊红色资源禀赋，着力打造精品项目，推动京郊产业发展、人才聚集、乡村文明等全方位振兴。

统筹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注入乡村振兴新动力。高位推动，建立市区两级联席会议制度。宣传、文化旅游、农业农村、发展改革、规划自然等部门加强统筹指导，建立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协调机制。规划引领，有序推进市区红色资源项目。结合贯彻《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和《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强化“一区一重点”思路，高标准编制市区两级“红+绿”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强化指导，优化区级重点项目。顺义推动焦庄户地道战遗址改造升级，房山打造“三乡联动”项目，密云推进东西双线项目市场化运作等，这些项目在空间资源布局、配套设施完善等方面还需要更高层次的指导和优化。

塑造京郊红色文旅品牌，增强乡村振兴融合力。深挖资源，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从红色旅游资源主体上做文章，不断增强其影响力，有力推动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农耕体验、休闲观光、文创设计、研学教育、实景演出等旅游消费新业态融合发展。找准需求，优化红色文化产品。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維，根据市场需求，瞄准学校教育、家庭旅游、党建活动等主要受众群体，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增加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聚焦红色项目，开发少说教多互动、少灌输多体验的红色文旅产品。树立品牌，策划党史教育专题线路。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推出一批京郊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举办一系列有特色、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提升。

培育“红+绿”融合特色小镇，打造乡村产业新业态。试点先行，培育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红色小镇。选取具备红色文化、绿色生态资源的特色乡镇作为试点，如顺义区龙湾屯镇、门头沟区斋堂镇等作为试点，打造没有围墙的研学旅游基地，进一步促进“红+绿”产业深度融合。协同联动，打造精品红色文旅片区。参考长三角红色文化旅游联盟，以特色小镇为核心，整合周边“红+绿”资源，建立资源互补、联合开发、游客共享的旅游片区。整合开发，孕育乡村红绿融合产业新业态。充分发挥红色文旅产业关联效应、乘数效应，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延长和拓展产业链，进而孕育新业态、催生新岗位，不断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

讲好京郊红色故事，提升乡村文化吸引力。深挖内涵价值，提高宣传品质。鼓励党史、地方志、文博、高校院所开展京郊乡村红色文化内涵的挖掘工作，深刻总结其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做到见人见物见精神。强化互联网思维，拓宽宣传渠道。充分运用新媒体，推进“互联网+红色文旅”，建立京郊红色文化研究和宣传的管控中心，打通“报、网、端、微、屏”各种媒介，进行全景式、立体式、延伸式宣传。坚持守正创新，提升宣传成效。紧密结合当地特色，通过“红绿”结合、实情实景，形成并推广有价值、有看头的红色故事，让山水留住乡愁、红色留住初心、文化留住梦想。

吸引社会力量，形成乡村振兴聚合力。政策引领，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市区两级通过政策倾斜，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强化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引导人、财、物等要素向京郊红色文旅聚集。社会参与，为红色文旅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创新村企共建模式，引进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红色文旅的内涵挖掘、项目运营、宣传推广等环节，形成壮大集体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的良好局面。形成合力，激发乡村干部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教育培训工作，促进乡村干部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调动京郊红色文旅的内生动力，汇聚起实现乡村振兴的思想共识和动力源泉，让红色基因转化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磅礴力量。

责任编辑 / 王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