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秋雨

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让世人意识到，流行病的步伐比全球化快多了。疫情重塑世界格局，全球化受到抑制。东北限电、全球集装箱大堵塞、英国油荒等等，都是其中缩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郑永年认为，疫情促使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更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全球化方向已然从之前的“超级全球化”变为“有限全球化”。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关口，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新的机遇并存。在新书《大变局中的机遇》里，郑永年教授提出，中国正进入第三次开放，这时应主动开放，包括在诸多领域实现单边开放。他同时强调，中国应通过竞争国际规则制定权，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从而解决“挨骂”问题。

如何科学地理解双循环？有限全球化下缘何坚持对外开放？中国又该如何通过竞争国际规则制定权，掌握国际话语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如何在风浪之中捕捉机会？

南风窗记者就上述话题，与郑永年教授展开对话。

精准开放

南风窗：你在疫情之后对国际形势作出过一些精彩判断，比如有限全球化—中国面临更低限度的全球化，更高程度的科技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双循环下的国际循环，中国布局的重点会在哪里？

郑永年：有限全球化不止是我的预测，而是已经成为一个确切的现实了。

实际上，有限全球化已经深刻影响了人们日常生活。例如，英国最近发生油荒。以前欧盟可以说是区域超级全球化的代表，因此英国开油车的司机都来自罗马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