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鹏飞

（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海南 海口 570100）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船坚炮利,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呼吁国人思考如何变革。甲午战后，单纯强调实用型人才已不敷用。伴随外患日亟，教育救国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这一时期大量西方著作的译介与留学归国士子对新式教育理念的传播，成为教育变革的理论基础。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入到认识到非国民强无以国强，政府逐步将注意力转向基础教育。这一时期教育救国成为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爱国爱群作为兴办教育的直接诉求,在当时的社会中被不断强调。

一、新式教育的变革与国民教育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但对危机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面对这一“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19 世纪60年代，洋务派官员为应对西方事物，通过创办军事学堂、语言学堂、技术学堂以及派遣留学生，大量培养实用型人才。但由于并没有把教育推向全国民众，因此不可能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面貌。加之顽固派站在“卫道”的立场上，抛出不能“用夷变夏”的观点，对开明官员多加阻挠，其教育成果可想而知。

甲午战败，极大地刺激着中国人寻找失败根源。梁启超指出：“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而“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梁启超并非提出开学校变科举的第一人，但其言论无疑在当时极具影响力与代表性。梁启超从救亡的角度出发，批评教育不能没有宗旨，明确提出教育的职能在于“养成一种特色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