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江浩，李昊宸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第二次和议达成后，宋室着意于解除乐禁、重建礼乐。在此背景下，绍兴词坛承续南渡之变，渐具面目，重焕生机：一方面，随着礼乐复兴，献颂重开，颂体之词及相关作者重新进入词坛畛域；另一方面，得益于北宋雅词的高度发展，以及南渡初年“崇苏”的热潮，复雅之风渐次兴起。“中兴之颂”与“复雅之声”，也成了学界目前对南宋初年词坛生态的基本描述。

然而，高宗朝礼乐重建在草野、庙堂两个空间向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草野之间，前朝遗曲多有流传，尤以徽宗朝大晟乐为典型，而朝中对礼乐的恢复，正是以搜辑、整理这种潜在流传的民间旧乐为基础，导以帝王意志，配合节庆、祭祀、制器等大型礼事，始有高宗朝礼乐焕然之面貌。朝野广兴礼乐的环境延伸到词坛，《复雅歌词》《乐府雅词》《碧鸡漫志》等先后问世，诸籍收录大量旧曲遗声，又频频讨论词体与音乐的关系，体现出明显的“以词存乐”特征，这是赵宋重举礼乐在词坛的直观投射。有鉴于此，本文拟由朝、野两种维度入手，概述高宗朝绍兴和议后的礼乐发展与重建，一窥绍兴词坛新变契机。复以《复雅歌词》等词籍为案，稽考其总结乐理、存录乐辞的具体情况，以观词坛以词存乐之风的具体表征。

一 绍兴和议后词坛新变契机：高宗朝朝野礼乐发展

北宋末年，金人攻取汴京后，乐书、礼器遭到严重破坏，几近沦亡。高宗又以二帝被掳，中原半失为由，诏令悉罢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