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竹沁

重返伊萨卡岛

2005年，吉列尔莫·卡布雷拉·因凡特 （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 去世，享年75岁，没能实现“比菲德尔·卡斯特罗活得更久”的夙愿。在他伦敦家中的一个信封里，发现了《间谍绘制的地图》手稿——这位世界级古巴作家对他在祖国度过的最后四个月的自传性记述，创作于1973年，正是他与严重的抑郁症抗争的时候，直到2013年才获出版。在电击疗法的副作用下，写作是他努力维持个人记忆的方法。

时间回拨到1965年。惊闻母亲因医疗不善死于耳朵感染引发的脑膜炎，时任古巴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专员的因凡特，由布鲁塞尔返回古巴。办完葬礼几天后，在机场的最后一刻，他被外交部副部长的一通电话拦下。他回归为一个哈瓦那街头的游荡者，被怀疑、不确定和幻灭感包围。他无法离开这个国家，却仍然收到比利时的工作支票，几次寻找副部长交谈，都遭到无声的回避——活像卡夫卡笔下的K，费尽周折也无法进入城堡。

和四年前一样，他家客厅再度热闹起来，成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在交谈中，他更清楚地触摸到此刻古巴的现实。

唯一的逃离机会，要感谢《三只忧伤的老虎》，当时的名字还叫《热带黎明景色》。半年前，它刚荣获西班牙简明丛书奖最佳未出版小说奖，主办方西班牙Seix Barral出版公司正想邀请他回到巴塞罗那，修改手稿以备出版。该奖项在西语文学界地位甚高，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都因获得这一奖项而被广为熟知。一位高层为因凡特向总统说情，并敲打他不要成为“古巴的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诺奖得主，小说《日瓦戈医生》被指有反苏倾向）。

这次出走，因凡特再也没有重返他的伊萨卡岛。西班牙弗朗哥政府拒绝给予庇护，在经历了痛苦的等待后，英国最终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日后，他写道，“如果有什么东西充满了遗弃和无助的程度，那就是流放。你真的觉得你是一个漂流者（‘拯救自己），没有什么比一座岛屿更像一艘船。”狭长的古巴群岛被墨西哥湾流拖曳，停泊在加勒比海，被大西洋搁置一旁。在伦敦公寓的书桌上，因凡特铺上一张哈瓦那地图，逐街逐巷展开记忆考古。

在家庭内部，弟弟阿尔贝托（萨巴）比他先一步宣告流亡西班牙的决定。四年前，正是他拍摄的一部哈瓦那码头夜生活的影片《P.M.》，引爆了古巴文艺界地震。该片受到英国自由电影运动的启发，在左派政治和知识氛围中，倡导展示与公众生活相关的主题和情节。

因凡特领导的文艺副刊《星期一》为这部片子的拍摄提供了部分资金。在报社的电视节目上亮相过后，该片原本计划在电影院放映，却遭到阿尔弗雷多·格瓦拉领导的古巴电影协会（因凡特也是创始成员）的抵制，影片被没收和禁止放映。大约两百名知识分子和作家签署了抗议信，对此政府安排了系列公开听证会，为消除影响，还刻意把即将在哈瓦那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作家和知识分子大会推迟两个月。

连续三周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三场会议，由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主持，总统和教育部长陪同。卡斯特罗在会上发表了“致知识分子”的著名演讲，宣称艺术家“和革命相结合，就有一切;离开革命，就一无所有”。随后不久，已经出版了129期的《星期一》被勒令停刊。

《星期一》的母报《革命报》，是卡斯特罗领导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7·26运动”的地下官方宣传机构。创始人卡洛斯·弗兰基是因凡特的密友。弗兰基早先和因凡特的父亲在古巴共产党机关报《今日报》共事，因凡特也为它做过翻译，两人因此结识。在经历了一系列被捕、酷刑、流亡后，弗兰基加入卡斯特罗的山区游击队，并建立了游击队电台。

这段时间，因凡特帮忙编辑《革命报》，为“7·26运动”运送武器和炸药，并为革命武装分子提供庇护所。他还建立过两个秘密组织，分别针对年轻知识分子和记者。

此时的因凡特已是古巴最重要的电影评论家。他自称，在卡斯特罗上台前，自己一直不太关心政治，或采取谨慎预期状态。弗兰基属于左翼自由主义，在古巴日益倒向苏联的情况下，他最终选择与卡斯特罗决裂，秘密前往意大利隐居。

《P.M.》 剧照

无头剑客

《星期一》是一份空前绝后的极具创新性的刊物，以兼容并蓄的审美，关注所有艺术及政治理论，旨在打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隔。每期内容驳杂多样，堪称世界知名艺术家名录。它不仅报道猪湾事件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曾直接刊发托洛茨基的著作。

“我们将超现实主义信条作为我们的教义，将托洛茨基政治作为我们的美学，就像糟糕的隐喻或令人陶醉的饮料一样混合在一起。”因凡特后来将这段时期称为“左派幼稚主义”。

1940年8月20日，这位“流亡的先知”被苏联特工拉蒙·梅卡德刺杀身亡。因凡特曾特别走访调查过凶手的身世，其母亲是古巴驻巴黎大使馆的接待员，与苏联秘密警察部门合作，亲自招募了梅卡德。在墨西哥蹲了二十年监狱后，梅卡德获释，持捷克斯洛伐克护照前往莫斯科。在这个过程中，经由卡斯特羅首肯，梅卡德在哈瓦那过渡了一个星期。

正是因为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因凡特在《三只忧伤的老虎》中加入了一个特别的章节，戏仿七位古巴著名诗人、作家乃至人类学家的风格，重写了这段暗杀故事，充分施展了他的文学炫技，但也引起个别作家的不满。

事实上，“星期一事件”并不是因凡特第一次触怒当局。1952年10月，在巴蒂斯塔政府治下，因凡特因发表短篇小说《子弹和靶心之歌》而被捕。在这个讲述政治匪徒暗杀错人的故事中，一个醉酒的美国游客飙着英语脏话蹒跚街头，“噢想要金吉达小姐/在哈瓦那舔我的小弟弟”（金吉达是美国最大的香蕉分销商，品牌形象是身穿红舞裙的卡通香蕉女郎），成了一群徘徊着等待受害者出现的杀手的“眼中钉”。

由于《波西米亚》的主编奥尔特加不懂英语，发表前只删除了作品中的西班牙语脏话，这段情节得以保留，引发了政府对淫秽色情的指控。但在因凡特看来，他不过是这本持批评政府立场的杂志的“替罪羊”，一些官员打着捍卫国家道德的幌子来进行政治恶作剧。

1987年，因凡特在伦敦。图/Ulf Andersen

因凡特被关了五天后获释。有趣的是，一名狱友批评了小说的不真实性，暗示它将简单的谋杀行为描绘得过于复杂。在随后的听证会上，因凡特被处以超出支付能力的罚款，在律师和朋友的帮助下才逃过一劫。这段经历令他不得不用化名发表作品，而在电影评论和剧本创作中，他长期沿用的笔名是“Cain”（该隐）——圣经故事中，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杀人犯和被流放者。

在《二十世纪的工作》一书中，许多评论都以无头雕像的形象开头。这是因凡特在祖国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后来在他伦敦的办公桌上，也放着一个无头击剑运动员的铁质雕塑。他相信，优雅的句子、大胆的短语、直接的典故，和击剑一样有力，但马基雅维利者挥舞着巨大的军刀，足以砍杀骄傲的头颅。

1962年，在高層朋友的保护下，因凡特得以脱离哈瓦那的权力中心，远赴布鲁塞尔的古巴驻比利时领馆任职三年。在那里，他创作了一篇作家与文化委员对抗的故事，反映通过意识形态棱镜评判艺术创作的荒谬性。这个政治幻灭与爱的救赎的故事，四年后才出版。

因凡特并不希望政治热情影响艺术创作，而是希望在规范的狭隘范围内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他选择将政治评论都通过散文和采访来表达，一如当年为古巴独立而奋斗的流亡作家何塞·马蒂。

这段时期，政治信仰正在痛苦地瓦解，但他仍不愿公开与革命决裂。他开始有意识地拒绝萨特的社会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空白页上令人毛骨悚然的爬行，是在经历了喝了两品脱人类仁慈的牛奶，加了一点希望，一点信仰和一勺慈善，搅拌均匀，加点自怜的盐。”

在这些评论中，他表达了对多愁善感的憎恶，尤其是当与政治学说相结合时，这些教义提供了对社会弊病的准确诊断，但却是灾难性的，有时补救措施甚至是致命的。他宣称，他的写作“不是从生活中产生的，而是从阅读中产生的”，拒绝现实侵入想象领域。

“没有什么比粗俗的情绪、粗俗的表达、粗俗本身更让我高兴的了。没有什么粗俗是神圣的，但所有粗俗都是人性的。”因凡特借助笔下的人物，讲出自己的审美信条：比起希腊悲剧，他更热爱莎士比亚喜剧;他被狄更斯的粗俗迷住了，无法忍受乔治·艾略特的装腔作势;而幸运的是，乔伊斯既粗俗又富有创意，比娶了包法利夫人的“漂亮朋友”还要好。

哈瓦那之夜

“Show Time！”热带乐园俱乐部是哈瓦那最著名的夜总会。伴随着主持人的喊麦开场，一场大秀拉开帷幕。你发现被cue到的台上台下的嘉宾，都将在书中缓缓登台亮相，这些活跃在古巴文化圈的演员、歌手、作家、摄影师，各自展开独白、对话、游戏，在哈瓦那的夜色中穿梭。

“与其说我是在读一本书，不如说我是在看一场演出。因为这本书从头到尾，里面所有的角色，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在不停地制造出各种声响，没有停歇。”《三只忧伤的老虎》中文版责任编辑张春晓说，看完全书一直处于一种眩晕的状态，在白天的日常工作中，精神世界仍处于热烈、摇滚的感觉中。

中文版的书封内页，甚至印上了一段“友情提醒”：异常的换行、古怪的外语，还有很多错别字，都是作家有意为之，而书中突如其来的黑页、白页，甚至镜面般的反印页，也都不是印刷错误。

激发因凡特创作这本书的，是1961年初歌手弗雷迪的去世。他在《星期一》办公室值班时听到这则新闻，借来纸笔便创作起《当她唱起波丽露》的片段。身形庞大、行事怪异的“星星雷亚”开始跃然纸上。因凡特见过弗雷迪好几次，妻子的两位朋友收留她居住引发的轶事，也被写进小说中。

小说的大部分在布鲁塞尔的夜晚写就，这群哈瓦那夜间享乐者，无疑寄托了因凡特对故乡的思念，他也用玩笑的口吻掩盖了无数忧伤。“作家除非自认非常优秀，否则本质上都是夜生活的人，有点远离社会，在犯罪和顺从之间徘徊。”整部小说以一位公园里的疯女人重复的呓语结束——“我真受够了”“这不是您的家”。

在评论界看来，该书的创作背景根植于古巴60年代彻底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虽然有关政治的插曲在手稿修改中被删去，但它仍包含了许多颠覆意识形态的元素，显示出文学传统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趋势。其中还体现出“元小说”的特点，身为作家的主人公不断展开文学批评，同时还谈论着这部他们“身处其中”的作品。

《游客》一章，讲述了一对美国游客夫妇到哈瓦那，发现旅游纪念品手杖“被偷”的故事。故事原型来自因凡特的朋友、荣膺奥斯卡最佳摄影的内斯特·阿尔门德罗斯。当因凡特写下他的这段旅途遭遇后，令人惊讶地遭遇了事实性的指责。因此书中出现了四个文本：当事人坎贝尔也就是作家记叙的原版，坎贝尔夫人对此矛盾的意见和重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翻译、修订和脚注。这里暗含了对古巴被美国人投射出一股异域风情的双重讽刺。

而当读者阅读到后面才会发现，这是《海报》杂志准备刊登的译稿，主编“G.C.I”埋怨原译者翻译太糟，写了一张字条让主人公重新翻译，而“坎贝尔先生”实则海明威的翻版。因凡特现实的身份和工作有趣地被植入小说中，这种“自传性”是他的小说创作特色之一，也表明了他对文学和翻译关系的态度，“作家冲进译者不敢涉足的地方。”

因凡特和妻子Miriam Gomez。图/Quim Llenas

“她试着想象蜡烛熄灭后会发出怎样的光。”该书题记出自《爱丽丝漫游仙境》，因凡特曾表示，比起刘易斯·卡罗尔的原著，它更多地归功于美国“数学科普之王”马丁·加德纳，他在《爱丽丝注释本》中，解读了其中所有的数学谜语和文字游戏。

因凡特同样将写作视为游戏，“对我来说，文学是一种复杂的游戏，既有精神上的，也有具体的，它在页面上以物理方式表现出來。”他断然拒绝“小说家”这个词，并坚持认为他是一位反映古巴历史和革命前哈瓦那生活的零碎故事的作家。

因凡特在采访中承认，自己对西班牙语实行“恐怖主义”——破坏然后再创造，这在《三只忧伤的老虎》中表现得最为彻底，“在那里我出去恐吓西班牙读者和西班牙作家。”他不仅活用古巴的各种西班牙语方言，而且以这门非常方正和正式的语言创作形形色色的双关语。小说中的人物牾斯忒罗斐冬尤其热衷于拆解和重新构词，戏仿和挑战各种文学权威，并以其突然的死亡留下一个存在的真空。

牾斯忒罗斐冬的形象有着因凡特的舅舅佩佩·卡斯特罗的影子。这位经常剃光头的唯物主义怪人，充满奇思妙想，却讨厌写作，他的世界和存在围绕着口头表达展开，对因凡特影响深远。作为尼采的崇拜者，在发现希特勒和他一样是素食主义者且不抽烟时，佩佩接受了纳粹主义，但他同时又是因凡特眼中“最善良的人”，曾经暗自释放两位军队要求处决的黑人平民。

这种对既定规范的抵制和对矛盾不同寻常的容忍度，在母系的血脉里流淌。过去在家中墙上，母亲佐伊拉会同时挂上耶稣圣心和约瑟夫·斯大林的肖像。夫妇俩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老因凡特1986年前往伦敦探望儿子时，首先想去的是位于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

在伦敦的后半生，因凡特一家住在肯辛顿地区，与数十位著名艺术家、作家和导演相邻，其中包括他最喜欢的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曾经的住所。略萨与富恩特斯也住在附近，他们的作品共同创造了“拉美文学爆炸”的繁荣，虽然因凡特从根本上质疑“拉丁美洲”这种地缘分类，在他看来，各个国家的文化其实相差甚远。

根据因凡特的遗嘱，直到卡斯特罗不再影响古巴，他才会叶落归根，葬回故乡。他的出生地其实并非哈瓦那，而是东部沿海城市吉巴拉。这里是哥伦布首次航海到达古巴岛的登陆点，也是船队发现烟草的地方。从流亡的政治抑郁中恢复后，他用英语创作了一部烟草的文化史《神圣的烟草》，把雪茄塞满了1/3的冰箱，活像一位古代东方圣人后裔的嬉皮士。公寓墙上仍挂着佩佩的大照片，而壁纸是老虎的图案。

（参考文献：Raymond D. Souza《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 Two Islands， Many Worlds》;Rita Guibert《Seven Voices： Seven Latin American Writers talk to Rita Guibert》;G.C.I《Map Drawn by a spy》、《Mea Cu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