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 强 健

[提要]共同内群体认同以社会分类理论为视角，通过扩大感知到的群际边界，将内外群体构建为一个包摄水平更广的“共同内群体”，从而使内群体认同成为共同体的共同认知，强调成员身份的共享性、整体性与统一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其铸牢路径可通过引入共同内群体认同研究范式进行探索。通过梳理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内涵，阐述共同内群体认同中群体表征范畴和感知相似性的意义，可以发现二者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扩大群体表征范畴强化共有社会身份可以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感知相似性则作为他们的中介因素而存在。通过培育各民族共同内群体认同，将促进成员间建立积极的群际接触、形成深层的心理融合、构筑共享的精神文化，最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关于“多元”与“一体”的争论似乎从未停止。如何建构一个跨越民族边界的共同体来实现各民族间的心理相容、文化共享，形成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当前高度重视与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面对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指导思想和顶层设计，也是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较新的政治议题和学术话语，自提出之日起就引起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其理论内涵进行解读。严庆从本体视角出发，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是政治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1]；于衍学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纵向的形成来源与横向的本质特征等方面进行交叉分析，阐述了中华民族形成实体认知的过程与特点[2]。二是对其形成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麻国庆认为，可以从多元民族互动与一体国家整合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理解新时代下中国各民族的关系[3]；徐杰舜提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中国各民族互动与认同的必然结果，而通过这一变化逐渐形成的一体凝聚多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建立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战略[4]。三是对其路径与方法的探索。苏泽宇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对国族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体现在政治、利益、历史、文化和交往等方面，因此可基于以上维度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另外，亦有学者从发挥制度优势、提升政治认同[6]，发掘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认同[7]等方面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群体表征，其本质即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认同理论的共同内群体研究中发现，改变个体感知到的内、外群际边界，引导成员形成上位群体认同、强化共有的社会身份，可以克服因社会分类唤起的矛盾与冲突，提高群际安全感与信任感[8]。由此可知，若将群际边界泛化到整个国家或民族，便可形成国家认同或中华民族认同[9]。关于共同内群体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有学者将共同内群体模型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支撑[10]，有学者探讨共同内群体认同对上位认同[11]、心理融合[12]等现象的实践效用，但当前研究中很少有深入剖析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不同层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共同内群体认同及其宏观意义的探讨，还应挖掘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深层结构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共同内群体认同为视角，探讨通过强化共有社会身份、增强感知相似性等方法提升共同内群体认同，在促进积极群际接触、深化内在心理融合、构筑共享精神文化的基础上，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构想。

一、共同内群体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面向

若以共同内群体认同为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探讨与分析，首先要阐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基本理论，理清国内外关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相关研究。只有在准确把握其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才能够深入理解共同内群体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与作用。

(一)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基本内涵

西方学者William Sumner首次提出“内群体”的概念，试图用其说明个体在所属群体中的归属感和自我意识，以及群体中他人对个体的影响[13]。Triandis进一步将内群体描述为，个体与其所关心的一群人组成的团体。当其与这群人相处时不计较利益得失，心甘情愿地合作与付出；一旦与这群人分开就会感到难过与悲伤[14]。在内群体中，成员遵从一定的规范与价值体系，表现出行为方式与社会习俗上的趋同性，对所属群体持有认同感。在内群体认同的研究中，Tajfel的分析最具影响力。他将内群体认同定义为，个体在意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时所感受到的情感与价值体验。内群体认同是社会认同的初始阶段，当个体在一个群体中获得成员身份后，无论其身份真实与否，他都会不自觉地将自己所属的内群体(In-group)与外群体(Out-group)相比较，并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积极的认同，给予群体内成员更多的资源与正面的评价[15]。Turner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对其进行补充。他认为，人们会自动地将与自己相仿或相似的个体视为内群体成员，而与自己相背或相异的个体归属为外群体成员[16]。

然而，内、外群体是在一定分类下的相对概念，对内群体的归属与认同亦是多层次的。Gaertner和Dovidio等认为，当成员将身份的认知表征从两个群体转变为一个群体时，可以减少群体间的偏见和冲突。依托这一假设，他们提出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CIIM)，考察群体再分类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共同内群体认同以社会分类理论为视角，通过扩大感知到的群际边界，将“我们”(内群体)和“他们”(外群体)泛化为一个包容水平更广的“我们”(共同内群体)，使内群体偏好延伸至上位群体中先前的外部成员，对其产生积极的评价以调整对外群体的态度与行为[17]。该认同过程主要包含三个环节，分别为诱发因素、中介表征及结果变量。诱发因素是激活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前提条件，可通过增加合作、共享等群际依存行为，或减少不平等接触、感知差异等群际分化体验来实现；中介表征是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关键策略，即在真实或想象的群际互动中，通过扩大内群体的边界和范围，强化不同群体成员共有的社会身份；结果变量是彰显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外在体现，促使原内外群体成员知觉到更多的同质性、产生互助等亲社会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更具建设性的群际关系[17]。在原始社会中，个体受血缘或地缘因素限制较强，内群体边界清晰稳定。然而在现代社会，个体往往具有多重身份与属性，可归属于不同的群体。随着个人在不同群体间流动，其内、外群体的性质和边界不断发生转换，各群体间均可提取出共性因素升华为上位群体，并逐渐形成对共同体的认同。共同内群体认同已经成为当今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通过引导各民族成员将民族身份归属至更高层次的上位群体即中华民族，强化更具包容性的“我们”这一共有社会身份，将会有效减少民族间的矛盾与偏见，建立更为和谐的族际关系。

(二)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相关研究

近几年，国内学者针对不同人群、采用不同研究范式对共同内群体认同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在研究被试的选择上，赵玉芳、梁芳美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外显和内隐两个方面测试共同内群体认同与民族心理融合的关系。结果发现，现实和虚拟的内群体认同均可增强民族心理融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良好运行[18]。周天爽、胡琴、崔丽娟等人以混合学校中的本地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重新进行社会分类发现，内群体成员的偏好可延伸到原本的外群体成员中，共同内群体认同对总体群际帮助意愿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能够正向预测自主定向帮助意愿[19]。也有学者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相关理论进行了补充，管健、荣杨梳理了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结构面向，提出建构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认同可以促进积极认知、情感和行为的产生；群体规模的大小、相对原型性和包摄认同的发起是影响共同内群体认同的重要因素；共同内群体认同可助推国家认同、文化交融及跨群体友谊。[11]另外，通过对比国内外研究可知，国外关于共同内群体认同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减少偏见、解决种族矛盾、缓解外来移民融入主流群体等问题。如，Peltokorpi通过对跨国公司中本土雇员与外籍人员的关系加以研究认为，在重塑人们被归类为内外群体成员的维度使其拥有共同的上级身份时，能够提高社会互动的发生频率，并激发互惠等亲社会行为[20]。这里须指出的是，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虽然存在一定的地域和文化差异，但其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歧视与排斥现象。因此，关注共同内群体认同必须依据我国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建美好家园的实际情况，遵循我国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现实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对各民族形成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合以上关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研究的分析，我们在借鉴Tajfel提出的概念和Gaertner等建构的模型基础上，结合我国民族关系特点将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内涵总结为：共同内群体认同即个体以群体为参照进行自我范畴化的程度，它强调组内差异的最小化与组间差异的扩大化。若将不同群体成员整合使其形成一个共同的群体身份，提高上位群体身份的显著性，则将使内群体成员的积极情感延伸至先前的外群体成员，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这些跨越最初群际边界的成员，将在创设共有家园、树立共赢理念、追求共生发展的目标中发挥作用，最终得以形成团结和谐的命运共同体。

二、共同内群体认同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模型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56个民族的上位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上位认同意识，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结成的共同感和同一性，其本质是各族民众对共有身份“中华民族”的认同。基于以上关于共同内群体认同内涵与外延的学术阐释可知，从该视角出发在分析强化共有社会身份、增强感知相似性的基础上，探讨二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内在机理。

(一)扩大群体表征范畴强化共有社会身份

扩大群体表征范畴，即引导不同群体成员把自己归属至一个单一的而非几个完全独立的群体，在强化共有社会身份的基础上降低群际边界的显著性，改善群际关系的过程[21]。内群体认同聚焦社会分类，发现个体对于内群体成员知觉到的相似性与真实相似性的比例提高，而对外群体成员知觉到的差异性与真正差异性比例扩大，即群体内的相似性和群体间的差异性会被强化[15]。基于强化效应的作用，共同内群体认同尝试通过扩大群体范畴，即转换个体对群体间边界的认知，达到降低与淡化群际偏见、强化共有社会身份的目的。在扩大群际边界的过程中，若引导两个或多个群形成共享的社会身份，群体成员会从最初的“我们”(us)和“他们”(them)升华为大家的“我们”(we)，在建构包容水平更广的上位群体基础上，促使群体层面的认知和交往动机发生转变，以建立和谐的群际关系[17]。强化共有的社会身份并非消除群体分类亦非压制群体特征，而是通过扩大内群体范围以增加对先前外群体的积极评价，减少群际冲突与偏见。由此可知，强化共有社会身份对于形塑共同体意识不仅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还创设了必要的心理空间。

费孝通先生曾以“投石入水”来隐喻我国人际关系中“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思想：以自我为中心扩散开的同心圆，代表着人际关系网络边界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外差异[22]。这种内外之差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自己人”和“外人”，其实质就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内、外群体。而共同内群体认同则以扩大内群体范围为手段，通过强化群体共同身份表征以逐步改善群际关系，最终使群体间形成共同感和一体意识。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共同体是具有更高和更普遍意义的结合体。一个统一体包含在另一个更大的统一体中，与此同时，这个统一体也包含了许多更小的统一体。正如一个有机体及其各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那样，只要它是统一体，它就是通过自身的内在确定性形成的[23]。这就犹如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依附于中华民族并视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样本或代表；中华民族则是各民族统一结成的更高层次的整体，依托各民族的发展维持自身生命的延续。

(二)感知相似性凝合群体认知体验

感知相似性(Perceived Similarity)是人们将自己与他人的相似程度进行对比后得出的概念，是预测吸引力、评估人际关系的重要指标，也是凝合群体体验的认知基础[24]。人际相似性并非完全取决于年龄、受教育水平、生活环境与民族等实际情况。如果一个人认为别人相信他所相信的，即产生了感知的相似性，那么其一致性的需要也可以得到满足。感知相似性是在社会分类设置中，将扩大内群体边界后形成的共享群体资格和对待上位群体的态度联系起来的中介机制。高承海等人在一项以汉族和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发现，感知相似性在群际接触和民族本质论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对群际关系有显著的影响。民族间文化相似性的感知，是群际接触减弱民族本质论的重要纽带，并提高了跨种族关系的质量[25]。因此，基于跨民族的合作与分享建立的感知相似性，是缩短不同群体成员心理距离的催化剂，是凝聚民族力量的黏合剂，是心理学视角下共同体意识的主观表达。

社会分类是对相似或不同的社会对象的评估。当一个类别能够有效地捕捉到群体内的相似性或群体间的差异性时，这个类别就形成了。为维护类别的持久性，群体成员需要寻找彼此的交汇点以产生更多的互动行为，而这一交汇点就是感知相似性的来源。共享的社会身份通常有助于群体成员感知彼此相似之处，即当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群体时，人们倾向于假设其他人在各种维度上与自己相似[26]，进而激发共同的动机、建立群体安全感与信任感，形成彼此精神的依赖和情感的共鸣[8]。基于感知到的相似性，个体在选择与确定行为方向与目标时，往往愿意与同伴保持一致，也更容易采纳与自己相似的人提出的观点[24]。因此，在拥有高感知相似性的群体中，个体更容易理解、推断他人的想法和情绪，在换位思考的基础上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心理融合，产生统一感和共同感。这种统一或共同的认知体验，将进一步促使不同民族成员生成高度的契合感与认同感。

(三)共同内群体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

通过分析群体表征范畴、感知相似性对形成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可知，共有身份表征在群体认同及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尝试提出如下模型假设，即共同内群体认同中强化各民族共有社会身份会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感知相似性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如下图所示)。

图示 共同内群体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示意图

民族作为按照某些共性因素的组织呈现，体现出人们划分群体的方式[27]。“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将56个民族归属为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后形成的具有更高、更普遍意义的统一体。通过强化各民族共有的社会身份即“中华民族”，有利于淡化民族边界、突出共同目标，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图示路径a)。但也有研究发现，在高识别度的群体中，融合分类会对其独特性造成威胁，给群际关系带来负面影响[28]。因此，在对强化共有社会身份过程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发现，感知相似性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形成的上位群体中，通过积极的交往交流引导人们认知到与他人拥有众多的共性特征，即产生感知相似性(图示路径b)，可使内群体成员间形成趋同的态度与意识[29]。具体体现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当各民族成员发现彼此在历史记忆、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诸多交集时，便会产生相似或共同的认知体验，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凝聚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共同体意识(图示路径c)。当成员对自身民族身份持有负面、消极态度时，会采用一定的身份管理策略改变现状。虽然实际的社会流动无法发生，但该群体成员可以通过寻找与外群体的相似性，突破群际边界，将自己和外群体归属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群体中，以增强认同感、提高自尊心(图示路径d)。而这一环节又再次巩固了上位群体身份，强化了群体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56个民族结成的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其对外的显著表现便是中国各民族意识发展的一致性，即同呼吸、共命运，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居于同一层次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互通互嵌，并升华为上位层次的中华民族[30]。可见，通过培育包容水平更高的上位认同，强化群体成员共享民族身份，是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李静在阐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路径时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起步于共同的认知、维系于共同的情感、趋同于共同的思维、表现于共同的记忆、凝聚于共同的培育[31]。而其中共同的认知，即为中华民族各民族间体验到的感知相似性。它既是共同体意识的开端和心理基础，亦是群体形成的关键和群际关系的核心。中国各民族的感知相似性体现在共同地域中产生的空间认知、统一政权下形成的体制认知、互补经济中呈现的利益认知、团结共生中塑造的历史认知、兼容并蓄中积淀的文化认知。在共有的中华民族身份中，各民族通过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格局，增强了感知的相似性，促进了族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心理构建意义。

三、培育共同内群体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路径

在培育共同内群体认同的过程中，并非依靠单一路径就能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是随着加工机制的不断深入，在促进积极群际接触、推进深层心理融合和形塑共享精神文化的基础上，逐渐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效果。

(一)以积极群际接触增强感知相似性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提出，在满足最优接触条件的前提下，群际接触将促成群体间积极融洽的群际关系，减少群际矛盾与冲突[32]。创造有利的群际接触条件、提高接触质量，是降低群际交往焦虑、改善群际偏见的前提，是弱化内群体认同、淡化民族本质论观念的基础，也是增强感知相似性和共情的关键要素[33]。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增进群际接触的途径有很多。其中，互嵌式民族居住格局就是影响群际接触的途径之一，并在反映群际关系现状与形塑群际关系未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4]。互嵌的分布格局为个体主动接近其他民族成员提供了有利的接触与交流空间，使其在参与跨民族互动中与他们结成了有意义的联结。这一联结不仅实现了不同民族居住格局的交叉与渗透，还促进了各民族成员自由交往、相互尊重与包容的精神交融[35]，在实现物理和精神层面互嵌的基础上，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除此之外，各民族在参政议政、商贸经济、文化互鉴、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群际接触亦是增进感知相似性的重要途径。

群际接触增强了不同民族成员对相似性和共同性的感知，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再将“他者”视为不信任或回避的目标，而是看作潜在自我成长的来源，将民族关系关注的焦点从矛盾与偏见转移到共享与合作等方面。交流与合作的存在影响了民族成员对自身身份的表征，也改变了不同民族成员交往的态度与模式。通过合作引导不同民族降低本族的代表性、强化共有的民族身份，有利于促进一个共同的上位群体即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在这一更具包容性的共同身份下，先前的其他民族成员也成为这些积极关系的受益者。孙琳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提出群际接触将促进不同民族师生产生共情，增加个体对其他民族成员的正性情绪并生成一致性体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族偏见、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积极的影响[36]。因此，在群际接触的场域中，跨越民族边界的积极互动避免了因缺乏交流与沟通带来的信息不足或传递错误等现象，可以在保留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改善民族间态度，有助于形成相互包容、彼此尊重的民族交往环境。在这一和谐的环境中，不同民族成员相互交换资源、分享观点，逐渐创建了互嵌的民族格局、彰显了共享的民族身份、形成了共通的民族意识。

(二)以内在认知加工深化心理融合性

积极群际接触增加了各族民众交往交流的机会，有利于人们建立平等团结的族际关系，但这一关系可能是浅表的、脆弱的，不足以成为族际交融的内部动力。若要形成稳定持久的态度与共同的意识，还需进行进一步内在认知加工，使彼此感受到更多的相似相通以深化心理相融。这种心理融合可体现为个人或民族间相互接受、愿意和谐共处的心理准备状态[37]，是弥合因社会分类导致心理区隔的重要手段，表现出各民族结合在一起后“美美与共”的和谐状态，而非消融同化后的“和而又同”。

通过强化各民族成员共有的中华民族身份，可使他们生成相似的感知体验以适应社会环境，并将其衍伸至民族观念、价值体系的交融与趋同[38]。Byrne提出，个人对世界持有一种逻辑一致性的基本需求，感知相似的民族会因认知上的相容性产生吸引力，加强彼此的联系[39]，提高人们与其他民族互动的开放程度[40]。当不同民族成员在态度、情感经历和个性特征等方面感知到相似时，会体验到更多的满意度和忠诚感[41]，进而有效缩短彼此的心理距离，提高心理融合水平[18]。而这一融合又会进一步巩固与强化上位群体身份，形成更加稳定的民族关系格局。费孝通先生总结我国的民族关系特点认为，中国各民族都有成员不断融入其他民族，同时也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成员进入本民族[42]，当前的民族格局也是各民族心理融合的外在体现。傅承哲提出心理融合是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关键和突破口，可有效促进香港青年“人心回归”[38]。心理融合作为民族交融的本质，体现了各民族间相互包容的情感和互相接纳的意愿，是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在成员感知彼此相似的基础上，强调身份认同、群体认同，并产生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是个人或民族是否主动融入国家、自愿形成集体的重要表现。因此，心理融合是积极民族关系的表征，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前提，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认知基础。

(三)以内群体认同构筑精神文化共享性

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强化共有身份的基础上，逐渐凝聚成为一个独特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中国各民族成员对彼此优秀文化的吸收与借鉴增强了共性减少了差异。通过在民族接触中全面交往交流、在感知相似的基础上深度交融，各民族成员团结一心、共生共荣，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观念体系、价值标准和目标追求，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这一认同感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形成了稳定的向心力，阻止了分裂国家、瓦解民族的离散力。这些力量塑造了人们心灵寄托之所和精神栖息之地，构筑了共享的精神文化。与客观世界相对应，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是56个民族凝聚为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后，共创、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是维系各族人民团结稳定的价值体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并非某一民族文化或特质的单独呈现，而是我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与交融的结果，并以此为基础建设了共有的精神家园。王健等人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个人精神家园和民族精神家园比作“一体两翼”的关系，只有主体发挥引导作用，两翼才能协调一致形成合力，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便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43]。增强共同内群体认同，构筑各民族共享的精神文化，既是超越了多元民族边界整合、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人心工程，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术观照。

四、结语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原理与机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效的心理途径。内群体偏好使个体对内群体成员易产生积极评价和亲社会行为、对外群体成员易引发消极情绪和排斥行为的现象，揭示了群体身份差异是产生群际偏见的主要因素。共同内群体认同尝试通过扩大内群体范围以改善这一现象，建立和谐的群际关系。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突出共享的民族身份以增加族际信任与支持、提升共有的民族认同感以减少族际矛盾与冲突，是化解“多元”与“一体”争论的现实选择，也是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在共同内群体认同中，通过强化各民族共有社会身份，即“中华民族”，可在共享成员身份、增加群际接触的前提下创设各民族平等的地位、增加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从宏观层面使不同民族成员在淡化族际边界的基础上实现积极的互动与深度的交融，在彼此认同的基础上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在此过程中，各民族成员感知到在生活空间、经济利益、文化符号、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的相似性。这一积极的感觉促使各民族间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增加了成员发展亲密关系的动机、形成社会联结的欲望，并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认识与理解。共同内群体认同强化的上位群体身份提升了成员的共同感，提高了跨民族关系的质量，使各民族在共同体意识建构过程中，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由认知内化为情感，并促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行动。

共同内群体认同为我们提供了看待民族分类的新方法，并从内部本质而非外在条件上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置身中华民族的空间和场域，共同内群体认同不仅是各民族成员形塑自我概念、生成情感共鸣和表达共同追求的濡化过程，更是一个建构在共享性与整体观基础上的培育民族精神、深化民族团结的实践过程。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正确认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的必要途径，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动力。理解这一途径与机制，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心理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出发解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法与措施，也为地方民族工作的开展和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