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专稿 王承英

最近，与长沙的几位文友、书友茶聊，大家各自谈学术、论藏书，他们建议我把自己40多年来坚持不懈的藏书经历写下来，以便与更多的朋友交流。

其实，比起许多文化大家特别是藏书大家，我的藏书只能算是小爱好，如果一定要说，无非两个方面可以与大家分享，一是我的藏书重在聚焦与选择，类型独特，全为中国史籍和中文辞书（字典、辞典），二是藏书已成为我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自觉，44年来从未间断，从没停歇。

40多载不离不弃

1977年8月，我15岁，刚刚高中毕业便走上了民办教师岗位，在乡村中小学从事教学工作。

字典、辞典是我自学和教学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于是，那本淡绿色塑料封装，1971年6月修订出版的《新华字典》便成了我收藏的第一本辞书。此后，我的岗位多次变动，去北方从军、在地方媒体从事采编工作、在省市政府机关当公务员；工作生活的地域也几经变迁，从老家湘鄂边，到北方军营，到县城，到市里，再到省城长沙，无论工作岗位和地域环境怎样变化，这40多年里，淘书、藏书一直没有停歇过。在常德工作20年搬了4次家，在长沙工作14年搬了3次家，每次搬迁都出自同一个理由：藏书越来越多，我要为它们寻找安身之地。也许，别人搬家是为了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生活质量，而我搬家最重要的考量是为了把这些宝贝书伺候好。当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家庭经济条件渐好，我用的书架也从最初由乡村木匠制作到工厂生产，再到定制，书架数量也由当乡村教师时的1个逐渐增加到2个、3个、4个，到现在已达40多个。……